超越山寨:“连接型社会”与文化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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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U40暑期工作营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我是第二次参加。这是一种研究领域中互相沟通与发展的很好的交流模式，学界的紧密合作关系通过模式得以构建、培养和维系。活动期间我参与了微信讨论，一天之内竟收到865条讨论信息！这种依托现代科技的数字化讨论非常有趣，并且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
所谓U40，意为参与者年龄不超过40岁。事实上，支撑该工作营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是“paper jam”（论文荟萃）。“Jam”一词起初用于爵士乐和摇滚乐中，当音乐人士们随着音乐的律动而集合到一起，便形成了“Jam”。在学术意义上，这里的意思是，通过将各位研究者（包括年轻学者和经验丰富的学者）集合到一起、共同去探讨学术论文等相关工作，即在一个非正式的环境里荟萃各方观点、共同推进工作。
2012年6月和2013年6月，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澳大利亚国家创意产业与创新卓越中心（CCI）在自己的冬季工作营中便使用了“paper jam”（论文荟萃）的概念。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第一场冬季工作营有三位中国年轻学者参与，两位来自北京大学，另一位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意娜博士，随后意娜博士将“paper jam”的概念引到中国。这是概念交换的一次典型案例。
据我观察，这次在昆明举办的U40夏季工作营的学术研究水平相当高，这也从一个侧面清楚显示了文化产业在飞速发展。在研究领域与商业领域的结合中，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许多研究领域趋于衰落，尤其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方法和传统路径”方面，但另一方面，如旅游业和文化保护方面（tourism and preservation），则有较大的发展。
在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学领域，这种学科方式尤其适用。因为地方和地区政府正在寻求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项目，尤其是通过文化产业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化产业集群在迅速发展，目前该状况在中国的发展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更为典型。问题是，其中有多少集群是真正必要的？有多少真正的创新性内容在生成？有多少集群的发展主要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应该如何超越这种“集群阶段”？
另一条理解文化和创意产业的路径是数字经济所带来的革新。不管利用智能手机的农民还是城市居住者，数字产品似乎已成为当代生活的一个“基准”，似乎每人都知道什么是App！
从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层面来看，数字化交流正在重新配置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政治、公共舆论、政府监管和治理方式等。数字科技正在面临转型，如知识和信息如何被制造、组织、和商谈等。我们的生活、经济和公共生活正在被重塑。数字模型和日益增长的“大数据”（big social data）已经提供了一种建立新的研究方式的可能――将人们所关心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引入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
昆士兰科技大学正在建立一个新的交叉学科中心，名为连接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nected Society）。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对过去10年CCI工作的一个扩展。特别是我们想通过相关研究来理解数字技术到底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将协助行业和政府更好地应对社会实践工作，寻找新的工作模式和休闲模式，并且促进新兴企业和社区的发展。研究应用于做规划的文化部门和创意产业部门，尤其是对提高人们适应技术和经济变化的能力或许有所帮助。
数字化转型已横跨中国并逐渐推进。现在在北京叫出租车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只需下载应用软件，出租车就会来找你。观看电视已有了方式，你不需守在客厅里，从手机上观看即可。网络电视甚至可以让社区网络对公民的健康和福利提供相应服务。
在如上提到的连接社会研究所的“连接生活项目”中，我将在中国寻找创造性转换方面的内容，希望在中国寻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包括学术研究和实操业务方面的合作。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的完美计划。这项研究将使我们能够与其他澳大利亚大学在领先技术上进行合作。另外，我们还可以派遣和接收该领域的学者，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连接中国与国际在项目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之前我在《创意世界》杂志上曾讲到我目前正在进行的亚太地区有关媒体业务平台的研究合作。这种合作可以证明中国正在通过类似于这样的技能转化而变得更加富有创造力和创新力。
我们谈论“连接型社会”（connected society），不是在谈论什么只存在于科幻电影《变形金刚》或《阿凡达》的事物。我们谈论的是“现在”，或说“当下”。厉无畏教授是中国著名学者，他曾经使用了 “创造性的社会”（creative society） 这一术语，我认为与“连接型的社会”（connected society）有类似的含义。他指出，应将“创意群体”（creative communities）的发展互相连接起来。
一个群体必须被工作互相连接起来。孤立的群体会很快枯萎并面临失败。《创意经济》（The Creative Economy）一书的作者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认为，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们，美国人在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商业创意的过程中有更具体更直观的理解。在美国，创业人士会得到很高的社会尊重。美国人的文化基因容易使他们对价值（创意）进行分解并最终找到可以获得成功的商业内容中的关键内容。当然，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商业文化中，幸好他们也拥有具备“破坏性”精神的企业家，如史蒂夫・乔布斯。
所以，创造力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新思想，虽然有时它貌似充满了“破坏性”（并以这种方式产生创意）。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是一位认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这位学者认为创造力可以组合（结合和重组元素）、探索（如新印象派的绘画风格）或转型（打破或重写规则）。
在中国，大多数的创造力开发在第一类别（结合和重组元素）中便遭遇了相当的障碍。中国将史蒂夫・乔布斯等同于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和的腾讯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化腾。然而，这些企业家的成功，其商业模式是基于已有内容的复制以及改善性创新。
同样，中国“山寨”模式的创新，使得产品迅速推向市场，随后其他类似产品风起云涌，这种情况被描述为“破坏性的复制”（disruptive copying）。“破坏”存在于网络世界，人们在网络上大量在线分享、再混合、制造生产出“微电影”等，这表明有一个重要的潜在“暗流”。
我们的新研究中心――连接社会研究所，将探讨如何组合创造力，才会变得更加具有“探索”和“变革”性，这将创造崭新的“连接”。我们的志向是将学术研究和商业创新结合起来――这同样是关于“连接”（connectivity）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创意表达中，在我们的文化出口中，我们需要彼此连接在一起。它确实反映了一个有关“创意连接型的社会”（creative connected society）的概念。我相信这是一个正常的想法，我希望这个概念能够纳入澳中合作和扩展中，通过中国人业已熟知的CCI继续拓展这个想法，开展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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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大数据（big 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大数据”这个术语最早期的引用可追溯到apache org的开源项目Nutch。当时，大数据用来描述为更新网络搜索索引需要同时进行批量处理或分析的大量数据集。随着谷歌MapReduce和Google File System （GFS）的，大数据不再仅用来描述大量的数据，还涵盖了处理数据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