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实现“民富国强”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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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之强盛毋庸置疑。然而，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跑不赢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公平引发社会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出现了国强民不富的扭曲效应。因初次分配结构不合理、公共财政发挥的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调节效率低下、社会保障及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被锁定在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中。为此，探析并选择民富的路径，实现现阶段中国从国强转向民富的发展战略尤为重要。

关键词：民富； 路径选择；收入分配；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5-0003-04

一、国强民不富的现状分析

1.根据表1所示，2001—2012年中国GDP从2001年10.9万亿到2012年50.98万亿，国内生产总量年均增长10.7%，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从2001年1.63万亿，增长到2012年11.72万亿，10年间增长9倍。国力之强盛毋庸置疑。

2.通过表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10年间财政收入的环比增长速度基本快于GDP环比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2001年14.94%上升到2012年22.99%，可以得出国家财富积累比例向政府集聚倾斜，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另外，结合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1—2012年10年间，中国财政收不抵支，出现严重喇叭型财政赤字，政府财政赤字要从民间举债或增发货币方式补缺，无形给居民间接增加通胀成本。

3.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成为收入分配领域最突出的变化，也是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1985—2010年近20年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尽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城乡差距却在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

4.中国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国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2009年，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储蓄率全球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根据央行2009年12月份调查问卷显示，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消费。老百姓为啥非要把钱攥在手里，宁可长了毛也不消费呢，尤其是在2009—2012年银行负利率时期，也要不钱存银行呢，最根本要因即是因子女教育及未来养老问题不敢消费。

5.长时期高物价CPI困扰，这种高物价隐性成本直接传递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其社会负担加重，同时高通货膨胀率变相吸收居民手中创造的财富，根据CPI指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月—2013年9月CPI增长变化隐性吸收居民财富可以发现中国2010年1月—2012年4月份CPI指数较高，到2013年初逐渐回落，2013年9月份CPI指数达到3.1%。

6.基尼系数是反映全国居民的收入差异情况，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客观经济数据显示，基尼系数呈M型攀升的态势，2003—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均在0.47以上攀整。2008年基尼系数为0.491，2012年回落到0.474。通常来讲，基尼系数在0.3 到0.4之间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相对合理，当一国基尼系数达到0.4，就意味着贫富差距比较大，当基尼系数达至0.5时，表明贫富悬殊较大，社会公平问题比较严重。

二、国强民不富的要因分析

国强民不富的直接原因即是收入相对较低，增长速度缓慢，社会集聚财富分配较少，同时收入因为行业、地区差异越来越拉大，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收入差距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即社会对市场化改革释放出来的个人禀赋（包括体质体格、受教育程度、个性修养等特质）差异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容忍度。第二类即是因财富差异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首先城乡居民不管是其原始资本积累得来的收入来源，还是靠新增的收入来源，在市场机制条件下都会受到物质财富的影响。财富积累越多，越容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从而实现财富的积累效应，财富积累速度通常要比工资收入速度快，社会财富快速向少数人运动集中，因此，财产性收入大多集中在富人阶层，而穷人阶层则因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缺乏投入要素当然就没有回报，从而陷入贫困经济循环。因财产性收入差异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仍然对之存有容忍度和认可度。其实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由腐败、行政性垄断等因素分别产生的非法收入及不合理收入所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能源、交通、通讯、金融等领域形成的行政性垄断，表面上看是以市场化的形式资源配置，实际则依靠行政垄断支撑高额利润。具体要因分析如下。

1.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近10年对比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发现，财政收入占GDP比从15%上涨到23%，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客观存在。

2.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初次分配比例出现不平衡，尤其是垄断行业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城乡之间差距逐步拉大。改革开放初期，国民收入中政府、企业、居民这三大主体分配比例是 24：20：56，2011年三者分配比例是33：30：37。统计资料显示，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的上述列示的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总额，大约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福利总额的55%；石油、电力、通讯、交通、金融等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农民增收很难。

3.社会保障制度及推动落实不到位，老百姓对养老风险、子女教育风险意识大，消费支出减少。在原本收入分配不高前提下，拿出一大块用于储蓄而不消费，造成储蓄增大，再加负利率存在，居民储蓄财富在缩水，隐性补贴高收入者或贷款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扩大内需的发展政策，但均未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相反，老百姓还是不积极消费而是倾向于储蓄，根本要因就在于惠及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全面真正的建立起来，老百姓不敢轻易地将历年来的积蓄消费。因此，建立和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调整现有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的有效法宝。

4.长时期高物价CPI高位运行所造成的困扰，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跑不赢通货膨胀速度，老百姓手中财富隐性贬值，经济负担加重，消费成本较高。

5.从深层次看，改革主要涉及体制、政策问题。实际上真正影响收入分配制度及政策机制的要素是三个公平，即国家在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初次要做到社会群体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特别是教育制度、政策及机制要公平，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当然目前教育模式及教育方向也要进一步探索与改革。另外，针对农民工及无业或潜在失业人员，因为国家没有建立相应长效的培训机构，使得这些潜在就业、养家糊口的弱势群体不能享受相当教育与技能培训，造成人力资源闲置，收入增长困难。再次就是国家推出劳动法，但是在国内大多企业主并没有让员工充分参与分享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成果，合理实现工资增长的机制。

6.中国在调节收入分配方案中利用“提低、扩中、调高”这六字经来解决现有收入差距问题仅限于在居民个人之间调节，没有触及调节政府与企业的利益。这种做法并能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如果不能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不从制度上下着手解决腐败和灰色收入，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上，就很难触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当然也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三、实现民富的路径选择

解决民富问题，我们要从两方面着手实现标本兼治，一是从收入分配制度本身找出路；二是从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体制、政策根源上找出路，重点解决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综上所述，实现民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有效路径。

1.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加快推进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一，在注重公平效率基础上，通过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结构，从政府、企业结构性高收入向居民收入倾斜，调高居民收入结构，适度控制大45%—55%之间；第二，政府要建立并完善规范收入分配的行为与机制，运用再分配手段措施扩展中等收入群体，构建“中部大、两头小”呈正态分配曲线的新分配格局。第三，建立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一是针对最低保障工资的推行与落实时，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工资指导线，二是在制定并推行工资增长机制时，要建立由政府主导、工会推动、劳资互助的协商处理模式，这样能够有效保证与维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2.积极调整收入再分配调节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财税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也就是上述提及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第一，加快推进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实现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起点公平创造前提条件，是当前工作重重之重，这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战略问题。个人禀赋内质差异是导致收入分配差异的基本原因。提高每个人的素质，缩小个人禀赋内质差异是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最为重要的方向。第二，增强调节收入再分配结构，分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对城镇居民基本的福利补贴采取货币化措施（包括消费券等货币化有价证券）；第二层次就是针对农民的养老及保险、医疗保险等政策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地方政府应该给予低收入群体更多的救助补贴和优惠政策；第三层次就是政府应逐渐增大对农村与经济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最大限度提升新型农业技术水平含量、提升规模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农民的实际收入；第四层次就是对部分高收入人群运用收入再分配、个税调节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加以处理，促进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性。第三，加快推进税收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所得税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考虑适度开征房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路径确保低收人群体基本生存权利，同时对高收入行业除规范其收入行为外，可以在个税起征点上移，累进税率适当调高，然后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第四，通过发展慈善事业路径，对社会财富合理进行第三次分配，以此缓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此时，政府为鼓励富裕阶层积极投身于公益及慈善事业，要对捐款适当减免减征所得税。

3.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建立落实惠及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让老百姓多年积蓄敢于消费，拉大国内消费市场，提高GDP。同时，实现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社保、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改革。重点推动两项工作：一是构建完善基层社会保障机构，二是普及搭建社会救助服务平台。

4.加快推进统一城乡户籍和社会管理制度战略举措，依托城镇化发展轨道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从而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地区发展差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农村乡镇之间的发展差距。统一城乡户籍和社会管理制度并使行之有效重点要关注两类对象主体，一是现有在土地上未流动的农民；二是流转到城镇里的农民。为此，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第一，在有条件可以构建产业带的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当地政府在企业管理、资源整合、劳动力培训、人才技术引进、渠道建设及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等环节要给予大力扶持。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供各种鼓励及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第二，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比例上要重点向农业、农资、农田水利等倾斜，继续完善当前各种惠农政策，继续落实中央稳定粮食补贴政策，正确引导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及营造市场推广渠道；同时，地方政府要建立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技能的职业教育体系和技能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知识培训及工作技能培训，引导农民进行规模经营及现代化种植技能，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三，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重新构建新型现代城市户籍制度，给农民进城创造条件。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当地政府把外来人口纳入当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之内；二是以给予其相对稳定工作和稳定住所为标准目标；三是保证进城农民人人能够机会均等地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真正做到以城带乡、对口支援和财政转移支付。第四、通过城镇化建设及城乡一体化要素市场建设，对农村土地流转及定价进行改革，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

结束语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这种现象在自然界是会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因其他支流暴涨使大河与另一些支流宣泄不畅而引起的干流涨洪水时对支流产生的倒灌。按照自然界一般规律，大河之水都是由涓涓小河汇流而成，小河是大河的源泉。强国必先富民，民富必定国强，民富是国强的基本条件，国强是民富的有力保障。国家应该合理分配社会积累的财富，保护国民和他们的财富，国强是为了保护民富，维护社会公正。如果强大的国家压制了民众创造财富的动力，或者民众创造的财富可以被轻松拿走，国强会导致民穷，后果可想而知。只有当国家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人民的重负时，人民才能真正富裕，社会才能真正稳定，国家才能真正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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