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子女只留两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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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人物：你似乎对1987年元月3日这个日子记忆犹新，因为你在这一天选择脱离公职，独自创业，这在当时看来需要极大的勇气，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的动因吗？

颜明：我是陕西省第一个国家干部辞职下海的。1989年，陕西省电视台拍过一个纪录片《赶海纪实》，15分钟的片子，拍的就是我，真人出镜。1989年的《西安晚报》头版头条也报道过我，标题叫做《艰苦奋斗的创业人――记西安锅炉安装厂颜明》。记者当时问我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下海？我说我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我原先做科长，手底下管着几个厂，那几个厂能力一般，我代表工作组进厂检查，我进哪个厂，哪个厂就能赚钱，我当时觉得我比他们强，但是那只是感觉，我要证明，证明我做得比他们强。既然选择要下海，那就意味着有风险，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了当然好，但如果失败了，我还是我，我本来就是个穷光蛋，失败了无非是接着做穷光蛋。结果我第一年就赚了贰万零肆佰多块，第二年赚了四十多万，第三年赚了一百多万。

我当时想给我儿子未来有个交待，我说我在政府学习中央文件，我知道以后政府的铁饭碗可能都会没了。如果我年纪大了，我的同学们都下海了，都成富翁了，都和《上海滩》的黑帮老大一样，那我儿子质问我怎么还是一个穷光蛋怎么办？如果我下海成功自然不需要说，如果失败了也可以给我家人一个交代。我觉得我挺幸运的，现在有很多老朋友说你看谁谁谁下海比你晚，但比你赚钱多。我说我从来都不和别人比，我有一个信念，我只和自己比，我只和自己的昨天比，我今天比昨天好就好。

要说做企业带给我的体会那就是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我今天至少认识自己比昨天认识自己更深一些。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一度觉得自己很牛，可是现在会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有很多朋友就迷失了，整天觉得自己是老大，可是老大是自封的吗？你认为自己是老大就是老大？老大是因为你的业绩，你的人格魅力，别人给你的，不是自封的，靠的是你的人品，你的担当，你对别人的关心，你对社会的责任担当。

时代人物：业界对你的评价是为人豪爽，好交朋友。你如何理解朋友和事业乃至人生的关系？

颜明：我比较喜欢交朋友。我觉得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友谊。在我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几个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第一个是管理学家席酉民教授。上世纪90年代初认识他，他后来做到了交大管理学院的院长。席酉民让我知道要学习，不能当土财主；第二个以后就是冯仑，王石，任志强。冯仑告诉我要“做好人，走正道，傍大款”，就是要做善良的人，不违背国家的法律，要和卓越的人在一起。任志强和王石共同告诉我如何做一个企业家，董事长的事情就是董事长的事情，总经理的事情就是总经理的事情。做企业家要授权，不是放权，而是依照制度授权。任志强还告诉我要说真话，另外任志强的学习精神也让我非常感动，他搞读书会，让大家在读书会上分享关于一些学术问题的见解。可以说，没有这些卓越朋友的影响，我颜明不可能走到今天，起码不可能有这样的高度。

时代人物：一段时间以来，任志强等地产大亨都喜欢在微博平台上表达自己对社会时局的看法，有一段时间，媒体上甚至有一场关于企业家该不该参与政治的讨论，你是怎么看的？

颜明：企业家是通过商业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什么叫社会进步，政治经济都是社会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和政治发生关系，不是你找政治，而是政治找你，你躲不过去。你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不关心政治是正确的吗？比如我们讲民主，村一级别的自治投票政府已经放开了，可是百姓没有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啊。一个国家的民众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是好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加有序有效地参与政治。

时代人物：创业初期，你想到自己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颜明：实际上，一个人总结自己的过去，很多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如果一个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过去就预言到了今天，那完全就是扯谎。我刚下海的时候就希望开一家小公司，成为一个万元户，买一架钢琴，可等到有了这些钱我又决定不买了，我要把这些钱继续投资赚更多的钱买一个房子，可当有了足够的钱买房子的时候，我又决定不买了，我要开商场，再然后我要做shopping mail。所以后来我在给商学院讲课的时候，我就讲说每一个创业者在一开始不要有太大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能说从一开始就要做比尔・盖茨，那是不可能的。比尔・盖茨也罢，王石也罢，他们也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

我最大的体会在于创业要从点滴做起。人有一个通病就是贪。人要是不贪，社会就不会发展这么快。但是过分的贪，会走向歧途。我不是没有犯过错误，2000年以前，我也一度迷失自己，大量投资，损失几千万，直到2000年，经过几次挫折和教训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反思。

时代人物：商业文明推动了中国，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也有人把商人都称为企业家，你怎么理解企业家这个称谓？

颜明：很多人把做生意的，赚钱的，统统叫做企业家，这是偷换概念，是不对的。企业家来源于商人，但商人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和商人的区别首先在于对“创业”理解的不同。商人可能是为了养家糊口，也可能是为了创立“家业”出人头地而奋斗的，所以他什么赚钱做什么，他是为了家庭幸福，是为了个人财富；而企业家是为了创造社会财富，所以内心更为严肃，更专注于产品的研发，国外一个船厂的老板说我们做更好的船，顺便赚钱，冯仑说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很明显，企业家在实现个人价值时承载着庄严的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这就是企业家。

商人对企业的管理依靠权力，企业家对企业的管理则靠制度；商人是在痛苦中享受幸福，企业家在寂寞中等待刺激；商人前一天陪客户通宵喝酒，第二天还要继续来公司，公司离了他一片混乱，而他享受权力；而企业家则在寂寞中等待刺激，像王石，全面预算与目标管理，年初目标一定，全世界到处玩，到年底超额完成目标，很开心，宴请员工；在商人眼中，人才是一个个体；在企业家眼里，人才是一个团队；商人会因为企业做不好而大骂员工，而企业家则会因为企业做不好而自我检讨；在商人眼中，员工要么是人才，要么是奴才；而在企业家眼中，员工个个都是人才，像万科提倡的，每个人只向过程负责；企业家是有发展目标的，而商人没有目标。

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要有发现（机会）的能力，整合（跨界）的能力，有创新的能力。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家，还要有胸怀天下的境界，要有公益之心，有慈悲情怀。

时代人物：前一段时间，业界有过讨论，关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交班困局的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颜明：是的。前两年出现过第一代企业家如何交班的问题，冯仑的回答是，子女或接班人继承的不应单单是权力和财富，而应该是文化和价值观。我也想过怎么交班这个问题。我可能给我的子女留下的不是什么几十个亿物质财富，或者什么产业等等，不是这些。我觉得我要给我的子女留下两样东西，第一是对人生价值的正确理解和追求，比如最基本的善良宽厚、豁达的品质，阳光的心态。我认为心态健康是子女最大的财富。心态健康，不偏激，不走歪门邪道，积极乐观地认识和对待人生的每个难题，他才能真正的创造财富，真正地感受幸福。第二是不仅为自己活着。在自己幸福的同时，尽力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尽一己之力，追求和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提升。比如，努力追求行业和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让社会的运转更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让法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作为人大代表，积极参政议政。我参与阿拉善协会、，我做慈善，我从中找到了幸福，也找到了尊严。我希望我的子女以后也能这样，在正确的价值观下，心态阳光健康，并积极融入社会，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