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极端与一种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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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久以来，在关于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学与社会学一直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虽然有其不足，但是可以说是打破了这一僵局、开拓了思路。

关键词：经济行为；社会结构；嵌入；互嵌

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两种极端的批判：不充分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前者由形式主义者提出，他们认为镶嵌问题在市场中不甚重要，经济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1]。这一理论假定人类的经济行为始终发生在一个决策独立、信息完全、交换自由的世界中，行动是坚定的以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为终极目标来左右着生产、交换、分配等活动的，以最小成本搏取最大收益，而不顾忌由此会带来的对于任何社会网络关系的影响以及不被任何社会关系所左右。它彻底的剥离了社会结构等诸因子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否认了行动本身会对周围人和环境产生作用。[2]

由实质主义者提出后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日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3]其关于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观点是相当机械化的。在这推断的过程中，被他们忽略的，是文化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发生影响，而是一个持续运作的过程，在互动的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被建构和重构[4]。

这两个极端都不能对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与预测，格兰诺维特指出我们需要避免对原子化理论的盲从，行动者尝试进行有目的的行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之中的。

一、嵌入性理论

第一，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不合理的原因之一，在于仅有制度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是不足够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质内涵就是绝对不能排除暴力和欺骗，人们会钻制度漏洞，进而制度设计就会产生不信任。当然我们不能断然否认制度的重要性和作用，明智的制度法规使违法乱纪成本过大，但这些安排并不能产生信任，它们只是代替了信任，发挥着信任的功能，它们的不足是人们并不是因为由内而发的信任做出正直的经济行动，而是因为受到了制度的刺激，千方百计要逃避这些安排，很难说这些逃避里面会不会导致生出更为巧妙、高级的欺诈。

第二，格兰诺维特论述了社会关系在处理经济交易中作用这一问题。威廉姆森认为“经常发生的、结果不确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资的交易可以留在科层组织内；而直接的、不常重复发生又不需特别投资的交易可以在公司之间进行。”这一观点合理性有两点：一是将复杂的交易内部化可以降低成本；二是可以借用组织产生的权威性来抑制机会主义。[5]针对威廉姆森的观点，作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反驳。首先，关于一个员工的特征的好的信息只能在公司内部而不是在彼此之间进行传递，只是因为忽略了跨厂商互动的形形的社会网络才能站得住脚。其次，那种认为内部信息必定是正确的，而且通过与这种信息协调一致的提升程序可以不带情感地发生影响的想法也是幼稚的。最后，威廉姆斯过高估计了等级制权力在组织中的效用，公司或经济组织的交易确实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但这并不一定是科层制的作用，相反公司和组织的作用可能是提供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载体。进一步，作者论述了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与科层中的应用，认为“人际互动网络才是解释新组织形式效率或高或低的主要原因”。[6]

二、嵌入性理论的不足

虽然格兰诺维特敏锐的意识到了业已存在的两种理论的不足和极端之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作者本人也陷入到了一种片面之中。

第一，他对形式主义者假设中的理性选择与自利行为的解释持批判态度，但在批评以制度取代信任的不充分社会化观点时，却提到“一个人如果与对方有长久稳定的交易关系，就会保持诚实的动机，以免伤害到未来的交易”。虽然这句话表明了个人间持续关系会产生诚实与信任，但出发点还是怕“伤害到未来的交易”，这又陷入到之前自己所反驳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当中，难免显得有些自相矛盾。

第二，波兰尼提出嵌入性的动机就是对将经济与社会其他部分区别对待的不满，而格兰诺维特在强调社会关系作用与镶嵌理论的同时，也忽略政治、历史等其他因素。格兰诺维特否定制度塑造人际关系的作用，对社会关系以外的诸多因素也没有一点涉及，这方面确实有欠考虑。

第三，格兰诺维特过分强调社会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单一向性的嵌入关系，但实际上两个事物的作用一定是相互的。并且“嵌入性”理论也并未讨论经济行为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在作者分析经济行为时，已经有一个社会结构在先，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

三、嵌入性理论的意义

“嵌入性”理论的提出，涉及三个层面的理论创新。一是用“嵌入性”视角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即人是“适度社会化”的。二是在“嵌入”的具体内容上，把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要素，从而在“近因”意义上将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转化成一个可以分析的载体。这一方面使得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概念的使用区别于波兰尼，避免了经济人类学中诸如“经济嵌入于社会”此类大而不当的陈述，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与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有了可操作性的基础。三是将制度理解为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凝固”，并把社会互动带入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从而赋予制度社会学内涵，弥补了经济学中常见的“只见制度不见人”的不足。这三个层面的创新为讨论经济行为提供了非常契合于现实观察的直觉基础以及新颖的分析范式，一经提出便好评如潮，“遂成一时显学”，并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基础频繁见于创业、产业集群、交易治理、劳动力市场等多个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吴绍敏，谢艾迪.简述格兰诺维特镶嵌理论与批判性解读[J].青年与社会，2014，（19）.

[2]陈斌，张甜甜.论经济行动在社会结构中的嵌入――对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旬刊，2010，（19）：190-190.DOI：10.3969/j.issn.1009-0592.2010.19.113.

[3]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4]余田.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关系理论――读《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J].青年与社会，2013，（8）：32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