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说,我得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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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当红女作家”这个词更适合来形容如今的严歌苓了，尽管她一直以相当的声名存在于华人作家的世界中，从未离开。过去的两周，从香港到北京再辗转上海，严歌苓的每一次露面都备受关注，人们欢迎她的方式，似乎超越了文学爱好者原有的矜持，变得异常激动和狂热。
7月18日，第25届香港书展。近千人风风火火地在同一时间拥进湾仔会展中心的大演讲堂，等待即将开始的严歌苓讲座。此前，书展官网刚刚开放预报名，座位就被抢订一空。主办方香港贸发局不得不将活动临时调整到更大的场地，以容纳众多渴望交流的读者。如此人气不仅与当天下午出现的王家卫打了个平手，还盖过了在另外一个演讲厅的许鞍华。
7月21日，北京爱琴海单向街书店。严歌苓的新书会正在进行。不大的空间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显然没有准备足够的座椅，前排的读者不得不席地而坐，后面的读者则需要踮起脚尖才能隐约看到这位作家的脸。更远一些的人，只能通过书店里的扩音器来接收“音频直播”。三天后，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重演了这一幕。严歌苓的见面会虽然被安排在工作日的非休息时间，却依旧难逃粉丝爆棚的局面，现场满是捧着她新旧作品时刻准备提问的读者。
无论上述哪一次，严歌苓真正出现的那一刻，都会引起既兴奋又期待的尖叫，理论上类似的声音更应该属于娱乐明星而非作家尖叫声中，还能清晰地听到有人感叹“好美”和“果然有气质”。
淡定的严歌苓平息骚动的方法很简单：言简意赅的开场白干脆利落地直奔主题。“我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读书人也是写书人的家庭。”这是她在香港的开场白，那天演讲的题目是“从读书人到写书人”。内地宣传的行程源于新书《老师好美》的出版，她说：“重点还是放在这本新书上，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故事，由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没有严歌苓不能做到的事。我可以每天连续写作，坐在写字台前就是战胜了自己，30年来我没有一天让自己从写字台旁边逃离，这就是‘铁一般的意志’。” “我心想卧底没戏了”
张艺谋改编的电影《归来》还留有余温，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严歌苓表现得极度热情的原因之一。三场讲座，无论串场的主持人，还是期待交流的读者，都怀揣着关于《陆犯焉识》和《归来》的种种疑问。严歌苓不拒绝这些问题，但一定要在聊完新书《老师好美》之后。
《老师好美》中，严歌苓首次将目光聚焦在中学校园。36岁单身离异的女班主任，与两位少年跨越年龄鸿沟，他们之间那“不能说的”情感纠葛碰撞，擦出危险火花。“我写这本书是很艰难的”，严歌苓直言不讳创作时的苦恼，所谓难，并非写作过程，而是做了五年调查才有了动笔的可能性。
2008年，严歌苓从好友姜文那里听说一则网上新闻：高三学生和女班主任发生畸恋。这让她震惊，并思考如何把故事写出来。面对完全未知的领域，她准备来内地的高中当回“卧底”，了解高中老师和学生的生活，以及高三学生特有的那种压力。但第一次行动就以失败告终：“姜文帮我找到161中学的校务主任。介绍说有一个朋友要来采访，她是个作家。但是主任看了我一眼就说，‘你是不是严歌苓？我妈妈特别爱你的小说。’我心想卧底没戏了。”
她在之后的时间里，动用各种不同的关系，到全国五所不同的高中进行体验，去他们的班级旁听，感受高中生们的生活和学习。对于已在国外生活了25年的严歌苓来说，高三学生的生活是残酷而非人性的。书中最终呈现的文字，包含着她对高中学生巨大压力的同情和整件事情的思考，带着疑问和试图寻找出来的不是很准确的答案。严歌苓说：“文学不应该完全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每个人都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严歌苓的作品向来以大量、丰富、细腻、写实的细节著称，而她在写作中最看重的环节，也是这些通过大量采访、搜集资料而得到的信息。这让她看上去更像一位讲究收集证据且思维缜密的科学家。这与她曾经的战地记者经历有关，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经历战争炮火的洗礼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之后，她的“作家基因”被激发出来。在她看来，通过调查研究找到细节这是一个职业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所应该做的。
除了主动寻找，身边人丰富的生活和经历也是严歌苓的灵感来源。《陆犯焉识》的故事取材于她“少年成才”的祖父严恩春。16岁进大学，21岁去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到中国，年纪轻轻便成绩斐然他的论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同时也是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首位中文译者。同时，他也有着长达20年的大西北监狱生涯。“书中前面全是按照我爷爷的经历来写的，后半部的监狱生活则是按我们家另外一位老亲戚在青海被流放了27年的一些经历写的。”而书中陆焉识在监狱里盲写的桥段，则是严歌苓在读了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传记后受到的启发，“他从被释放后写的十万行诗，都是盲写，靠记忆带出来的。因为他在监狱里写作是被禁止的。” 如今的严歌苓，所到之处不仅会引发阵阵尖叫，更能收获无数“好美”的赞叹。 “铁一般的意志”
谈及自己的写作，无论早年间还是近年来，看上去温婉的严歌苓一直把“铁一般的意志”挂在嘴边。这句用于形容自己性格的话的风格，和她创作中细腻且柔软的笔触不太一致。
“铁一般的意志”是严歌苓在当兵期间、读到《拜伦传》时的感悟。她1970年进入成为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面临的最大问题竟然是无书可读。
作为来自书香门第的孩子，严歌苓的成长环境从来都是“四壁都是书”，“我爷爷属于用书来装帧谈吐和心灵的人。当我认识一些字的时候，就自然地翻开了一些书。”她的父亲萧马也是作家，在她小时候便开始引导她读书的习惯。
部队封闭管理造成的无书可读的境况，在军区俱乐部的管理松懈后得到改善。讲到这段往事，严歌苓显得很兴奋：“当时可以通过图书馆旁边的桃子林钻到里面去，看到很多很棒的小说，我们两个小女兵开始偷书。把书捆在腿上，军裤很肥，什么都看不出来。平时也不能让人家看到我在读什么，把书皮撕掉，外面包着选集的封皮。”
这些被藏匿和伪装的书中，就包括一本《拜伦传》。书中写道，拜伦从小很胖、腿也有残疾，邻居的姑娘说绝不会喜欢上他这个“胖瘸子”。从那以后，拜伦一辈子都在注意控制食量，之后也有了成功的人生。“他的信念就是：不能被任何东西来控制我。他的坚强意志对我人生和人格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严歌苓说：“我觉得没有严歌苓不能做到的事。可以每天连续写作，每天坐在桌子前面没有犹豫和痛苦。可以每天搏斗、绞尽脑汁，产生出你不能预期的一些片断。坐在写字台前就是战胜了自己，30年来我没有一天让自己从写字台旁边逃离，这就是‘铁一般的意志’。”
在很多人眼中，严歌苓绝对算得上人生赢家：可以用中、英双语写作，是华语世界最当红的女作家之一，好莱坞专业编剧，丈夫劳伦斯是美国的外交官，现在生活恬静安逸，作品畅销受人关注。但在她的记忆中，更深刻的则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时光有一段时间严重失眠，看整个世界都是恍惚的；25岁时才从头开始学英文；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时不得不用很烂的英文硬着头皮读经典的拉美文学著作；每天要读十几本书，同时还要去餐厅打工挣生活费。
军队的生活也从某个层面锻炼了严歌苓的意志。“在军队会有外形上的压迫，一个舞蹈演员必须每天锻炼，不能长胖。那时便沉迷其中，舞鞋都不愿意脱下来，要多跳一会。”而她今天被人们赞叹的气质，也得益于舞蹈演员时期的训练。每一次讲座上，她都画了精致但不浓厚的妆，穿了优雅且低调的裙子，搭配修饰脚形但不浮夸的鞋子，还有那挺拔的背部和修长的脖子。
现在，严歌苓还会把写作比喻成跑步。
长跑的时候，人在超越了身体极限时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令精神愉悦、开心。村上春树通过跑步来保持自己的体力和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严歌苓觉得，写作也会有一个极限，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极端的痛苦，但过去之后达到的便是狂喜的状态，这大概是写作产生的“多巴胺”。“看到终于完成的作品，那种巨大的愉悦，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神仙！” “它不畅销我没办法”
严歌苓为自己设置了严格的定位严肃的纯文学写作者。当有上海的读者问：“同是写女性，你和亦舒有什么不同？”她答得很直接：“我的书跟亦舒那样的是一样的吗？同志们！”她有些哭笑不得地反问道。
“我认为我是一个严肃的作家，我的小说更属于纯文学，但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畅销的纯文学，也许我奢望很大，它不畅销我没办法，但我不能成为另外一种作家，人生成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作家就是什么样的作家，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作为严歌苓的最新作品，《老师好美》不仅挑战了师生恋的禁忌，还有很多她通过在不同的高中“卧底”而收获的细节。
严歌苓选择在纯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意味着“编剧”也只是一个附属的身份，尽管这个身份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她的“越来越红”。她对于“左手写小说、右手写剧本”的状态并不满意。“影视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干扰，第一我觉得写影视不如写小说这么独创，我的影视写得比较匠气。第二编剧事实上是非常有技巧性的工作，我这个人有点不太喜欢技巧性太多的工作。”
作为创作者，她不喜欢被导演锁在一个时间段里，设定交稿期和创作思路。这种束缚让严歌苓感到不自由，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发挥。她给自己的评价是：“实际上我是很有纪律的自由散漫者。”目前，她的编剧合作原则是：只做一稿，交出去不会再改，不赶在夜里改东西，不跟剧组。或许某一天，她就真的不写剧本了。
对于出版社的催稿，严歌苓也感到紧张。她的写作原则是“从容”，“从容地选择题材、准备题材，一直到从容地写出来”。一旦她开始感觉是“被鞭子赶着往前走”的时候，她就会选择暂时停下来，捍卫自己的写作自由，她不逼着自己一定完成什么，“我什么时候有感受，我什么时候觉得我不写不行，我就会写，否则我觉得我写出来你们也不要看。”
在这样连续火爆的公开活动结束后，严歌苓又会回归以往神秘的状态跟丈夫在德国生活，并开始接下来的创作。她认为，过多的社会活动会谋杀人的创造力，所以她需要安逸又相对隔离的状态。
由于种种事务，现在的严歌苓以大约三个月的频率回一次中国。她也试图能够多接触一些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因为这是她锁定的创作范围。“这里有很多故事在发生，比如最近我出版的两部小说《老师好美》和之前那部写赌徒的《妈阁是座城市》，都是中国当下的故事。”但三个月是严歌苓能接受的中国热闹的极限，“热闹得到最后无法招架，我得赶快走，尽管走了一阵子我又很想回来。”她用泰戈尔的诗形容自己的状态：“我们一次次离去是为了一次次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