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彤:期待“创交所”落地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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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业故事：创意中国
首先感谢这个时代，特别是感谢中关村这个地方，让一群有想法的人，一群愿望创造自己理想生活方式的人，有了很好的机会和环境。1994年，我开始正式创业，就是在海淀。当时我们创业主要做一件事，就是围绕企业，做企业形象设计和咨询服务几个方面。我们的创业历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正好也折射了20年来中国市场化经济发展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94年到1999年，这个阶段我们主要一个创业内容就是提出了数字化企业形象的概念，那个时候中国开始迈出了数字化进程的脚步，我们提出这样的概念，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媒体，每个企业员工都是企业品牌的股东，创建品牌靠交流。
1999年底，我们开始为北京的申奥做文化设计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把北京怎么向世界（精准对象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展示。通过这件事我们的体会是：文化将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是1994年到1999年创业的过程。
1999年到2004年，我们进一步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中间也经历很多波折，主要过程和中关村有关。在2002年的时候，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规划，为了寻求创新和突破，我们建议从文化建设入手去改变人们对丰台的认知，从而使得这个地方能够形成比较好的创业氛围。十年前的丰台和今天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丰台对北京来讲很偏远。我们给丰台园文化建设工程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创意、创业、创新是有关的：文化定位是北京的门户，文化的起点，智慧型企业的家园，后来大家知道“总部基地”这个概念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研究中产生的。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提出“创意中国行动”，在北京第七届科博会会场上率先亮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口号。
2004年到2009年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和一些文化创意产业的园区，还有北京市的项目合作，这是第三个阶段。
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重心围绕一件事思考，如何在创意、创业、创新这个环节里边解决“制度创新”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根本问题。今天是2014年7月25号，也是甲午战争发生日120周年纪念日，当时决定两国命运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技术不如人，有人也在分析，实际上是体制的问题，当然也有从文化的角度，我们认为其实技术文化和制度都有关系。我们觉得创意经济也好，创意产业也好，核心根本的问题是制度创新的问题。
当年我们提出“创意中国”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创意中国，谁授权给你们呢？没人授权，这件事还需要授权吗？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创意英国”，创意英国运动提出口号叫做“创意英国从中国开始”。我为什么上来就感谢这个时代呢？其实是我们真的有很多自由的空间，我们选择一些喜欢干的事情。
新的市场机制：创交所
“创意中国”有什么成果呢？我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市场机制。创意也好，创业也好，所有的问题最后要归结为市场经济，创意和产业结合合起来，创业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
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是产权市场经济，我们有物权的产权，也有股票的产权，也有知识的产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没有产权确定，我们就很难交易，也无法形成今天的市场经济，但是单纯的仅仅靠产权市场经济的逻辑并不能解释基于互联网时代共享、分享和许许多多经济行为。如果说万维网是产权经济的话，我们今天都要上税，但是它的发明人放弃了知识产权，他说我发明这样一个系统就是想让人类能够更好的协同创意和创新，这就是我的目的，所以我不去拥有他的知识产权。
我们很难用产权经济完全解释这样的行为，我相信未来中关村这个地方，如果去探讨中国创意创业和创新的话，可能也需要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入手？所以我们提出用创权市场经济超越产权市场经济。简单来说，创权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存在，而产权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战略。创权市场经济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叫做你的还是你的，多的还有你的，出你出得起的。
我们接下来的创业计划是什么呢？人类交易场所实际上都是在咖啡馆诞生的，伦敦交易所最初诞生于一个叫乔纳森咖啡馆，纽约的交易所诞生于庞蒂咖啡馆。今天能不能一起做一个创业计划呢？我们在这家咖啡馆也诞生点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创业就得敢想，所以我想在2014年7月25号的今天，在中关村一起创办人类第一个叫创权交易所。有了创意合作社，让每一个合作社成员自己的项目、计划、想法、愿景、能力、技术都可以到创交所上市。
以下是活动现场观察团对苏彤的提问：
创交所是一个游戏场所
观察团：苏总这个提法很好，把创意作为交易所，但是这里边从交易来讲，这四种标的物对应现有市场的话，用一个交易所交易不同类型的东西，将来规则怎么样定呢？
苏彤：一看您就是专家，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新三板看成是产权交易所，它是我们的退出机制，换句话说我们在创交所把那些符合新三板要求标定资产或者企业推送给他，创交所实际上状态要界定它的交易是一个广义的交易，比如今天大家在咖啡馆里聊天，这就是我们创交所最重要的交易形式，就是谈话，因为在和不同人谈话产生一些新的交集，通过交流激发出。创交所全称是创意期权交易场所，对于法律界定我们其实可以变得非常轻松，看作是一个游戏场所，好比是演练或者是游戏，不把它看作由证监会下文和由国家法律提供那些边界的行为，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类似于集体学习、头脑风暴、创意规划的过程。创交所在做什么呢？就是把那些有可能成为伟大企业最初的基因通过创权交易所的机制尽快低概率事件变成高概率事件，马云遇到孙正义变成高概率事件，这是创交所逻辑起点。
观察团：这个设想非常好，可以说有很强的公益心态，同时也超出了已有逻辑的框架，因为各种生态系统都在汇集，形成它一些生长的态势，我想听您谈一些未来的一些想法？
苏彤：之所以今天能够来说这件事，我的确是有备而来，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设计这件事。而且这个设计的起点就是价值悖论，一个想法作为一个经济品的时候面对一个悖论，这个想法是稀缺的才有经济价值，也就是说这个想法必须是你独创的，但是当你要证明它是独创的时候必须说出来，我得表达出来这是我独创的，一旦说出来我的稀缺性会受到损失。因为产权必须要明确，确权你的还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所以对于有形物生产的交换，产权市场经济完全行得通，而且很有效果。但是对于非有形物的交换，就难以做到这一点。
关于具体的操作上其实是很简单的，甚至于都不需要第三方智慧保险箱的认证，其实这个保险箱也是一个相对制度，它也是第三方相对的制度。外部条件如果不具备，就需要等待，但是今天的的确确具备了这个条件，我们有相应的一系列的比较明确的发起协议都起草完了，公司章程都起草好了，而且谁是哪个股权的认购方我都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我把公司都写进去了。
马云、马化腾是我的部门经理
观察团：如今做创交所是最好的时机吗？
苏彤：我们现在的时代，移动互联网让个体和个体的连接已经可以说是空前聚合，如果我们改变一下经济思维，从物以类聚逻辑前提变成人以群分的逻辑前提，回到人丁兴旺财源滚滚这样认识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优势显现出来了。我们以前把自己的人口变成低素质人口、低劳动力当做我们的优势，我认为那叫比较的优势，因为这样的比较优势一定会失去。
我的心态是，马云、马化腾都是我的部门经理，我不需要自己搞一个产品让4亿人口连接起来，他搞完了，我使用这个部门就好了，QQ我把他看成是我的部门，我这么想对他没有任何的损害，当有这么多外部条件可以为我所用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制度设计，人才的连接，关键是利益安排机制和治理结构，但是这个也不难了，为什么呢？我们遵从自然的法则，是自组织，不能用一个强硬的组织监督监控，我们要能创意生产，这也是我们合伙人约翰霍金斯先生书就叫《创意生态》，让思考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职业，这是激励我们做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这本书里所表达的是，回到对人的关注，实际上就是你说的问题，这本书里边都在讲，2012年之后我认为就不是问题了。2012年之前就是问题，我们组织一次会议都很麻烦，专门有人打电话，现在QQ和微信群一发消息该组织起来了，以前老搞组织，搞这件事不组织又不行，很麻烦，现在就简单了。现在是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做出这样行动。
创交所是大规模协同创新
观察团：创交所模式如何植入到中关村以外的园区？
苏彤：创交所模式植入到园区，这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东西。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所有园区硬件建设都不错，但是园区的软件建设环境怎么样呢？进一步追问，这个环境建设，软件建设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态，什么样的环境，是什么操作系统？不能说搞好软件就完了，我们就想把他追问下去。所谓的创交所或者创权市场交易系统，其实就是能够让一个园区具有活力操作系统和联盟，第一得有一个操作系统，第二得也一个动力芯片，如果把动力芯片和操作系统搞好了，硬件都不重要了，最后就是操作系统最厉害，英特尔和Windows的发展本身就证明这一点。操作系统就是现在所说的创权的操作系统，让那些想法，让各种各样的主意能够在园区当中涌现出来，同时环境一定要用设计出一种独特的Google办公是那个范儿，这就是这个时代必有选择。
我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关于创交所，把创交所3.0说明书放进去，分了七个方面，七个字：人、地、物、货、财、事、信，地是指场所，创业者的场所我们叫O@O，就是所谓线下，我认为未来这将是趋势，未来这样一个主流，创交所以后就可以这样玩，基于互联网开若干不同场景下面对面窗口对话，同时在互联网上，在线上进行传递，极大的提高速度和效益，用后台的设计加投资的决策机制，快速从中筛选出好的，强强嫁接基因的种子，快速对它进行下一轮，推送到价值链下一个环节，这个行为完全可以成为大规模协同创新行为，就是基于互联网颠覆性的东西是可以的。
政府可以鼓励试错性的工作
观察团：企业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政府起到怎样的作用？
苏彤：我觉得2014年以来我们中央政府、国务院层面所发出的声音是专业的声音，为什么呢？我有几个例子，2014年1月22号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明确讲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做出了部署，包括科技财政的安排，3月14号公布第一个文化创意设计服务相关融合国务院政策，随后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所以今年之所以能够把创交所拿出来，我现在所有的叫做政策依据，政府的出台我就用这份文件，就是文化创意设计服务相关行业融合。
政府用自己的资信资本做事，不是用钱，由政府来支持创权交易的发展，政府把创权交易这件事立成正式的事，让他们市场说得算，包括创交所这件事也是市场说得算，最后活下去就是好的，活不下去你就完成你的使命。
政府真的可以鼓励试错性的工作，这一点就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根本原因。硅谷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强力为样品端或试错端大手笔买单的话，没有今天的硅谷，是市政府创造巨大的需求，硅谷的发展不仅仅是硅谷精神，真的由美国政府买单。所以政府为结果买单，而不是在前端去扶持。现在我们对政府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定是要给创意组织一个买单机制，不是由政府直接买单，而是为创意组织一个买单机制，政府可以扮演让社会的投资社会的资源向创意创新这个方向流动的角色，，这些都具有普世性，可以推广到许多的地方政府。
对文化本身的定义是最核心的
观察团：创意产品主意的量化，创交所是不是相当于点子交换所，谁点子出得好，有人就买单，然后这个点子的量化，出得价格，这个量化机制有没有呢？
苏彤：创意这个词我们中国容易把它和主意连起来，Idea是主意，而不是创意，创意和主意要分开，创权交易所有主意的交易，有好主意的交易，有好设计的交易，还有好投资本身的交易和好生意的交易。
关于量化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真正的好主意，除了一定被量化评估之外还有其他的估值方式，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不完全是量化的，而是认同，我认了就行，比如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全权量化，就会根据你模糊的经验，我认同，咱们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呢？让好主意具备可被人认可的机会，如果大家认了，我就值了，我出一个价，大家觉得值，这就是价值。所以说，对价值的判断除了量化估值这个手段之外，其实还有叫做基于定量、定性和定感觉的综合估值，综合估值可以建立一个市场机制，你出价我觉得值，从五块开始说，创交说从五块钱开始说，六块，你通过一个定价机制，综合估值不完全是仅仅是量化。
那么量化在咱们这里边也有办法，不是说回避，这里头最后回到根本的问题，创交所回答理论上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文化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搞文化创意产业，我们搞文化资产，都在说文化，可是文化怎么样量化呢？我听一听，很麻烦，所以创交所建立所有的逻辑起点最核心的定义是对文化本身的定义，我们把文化定义和信息建立了一个联系，从而为对文化做一定程度的量化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和概念的可能，这是一项工作，所以在咱们的整个的体系里，建立了一个叫综合的估值的方法。关于量化的问题，我们可以负责任跟你说，咱们现在有量化工具，它的学名叫实物期权，只不过咱们在个量化工具之上咱们还有一个超越它的叫创意期权综合方法，我们既有一个可量化数学模型基础，又有一个符合人性体验感觉的灵光一现的，就是这些东西的综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