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黑水桥碑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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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西夏黑水桥碑又叫做“黑河建桥敕碑”，高15厘米，宽70厘米，无额，上有飞天及佛像线刻四帧，周边装饰了线画体图案，都是莲花牵枝形状。碑两侧都有文字，碑阳为汉文；碑阴为藏文，正楷，二十一列，已经漫漶过半。从西夏人树碑用藏文可以看出，除了g厮部所属藏人居落处在河徨青唐以外，当时在甘州本部也有大量的藏族居民。唐代藏文石刻见于世的有十通以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舅甥和盟碑》。明、清时期藏文碑刻也特别丰盛，唯独宋代藏文石刻一直未见。黑水桥碑一出，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漏， 使我们可以通读唐宋元明清历代的藏文石刻。藏民族在伟大祖国缔造过粮中建有特殊的功勋， 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汇成一条长河。王尧先生认为，此碑的藏文部分是从汉文译出而后刻石的，根据字音的藏文译音来比较对照，宋代西夏人所操的汉语语音与唐、五代时期非常接近。此碑立于1176年，藏文文字已经规范， 不合正字法的书例很少。书法也很整饬、秀丽， 这与吐蕃时期碑刻那种古朴的笔锋完全不同， 可以看出文字改革的威力。但是， 在字里行间也留下了吐蕃时期文字的遗风。

敦煌本吐蕃文书《礼仪问答》写卷译释

王尧先生在《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与陈践合撰），敦煌藏文文书P.T.1283号是以对话形式来论述待人接物，应对进退，处理君臣、父子、师生和主奴乃至夫妻之间关系的绝妙文章。通过这份文书，我们可以了解8-10世纪吐蕃人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当时社会风貌和阶级关系的资料。王尧先生认为，礼仪与宗教不同，宗教是用极乐世界和地狱苦海等观念对信徒提出各种清规戒律。而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没有宗教的影子，没有佛教或苯教的影响。此外，礼仪与法律不同，法律用权威的、不容申辩的法律条文来规定人们应遵循的秩序，但律条是由期限的。于是就有谋士们为统治者划谋献计，用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礼仪有阶级属性，是法律的补充和外延；而法律又是礼仪的极限，是礼仪的影子。礼仪在阶级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大大减少主奴、官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摩擦。

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

王尧先生在《研究》1981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根据一向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藏文资料，对宋末第七位皇帝宋恭帝的生平做了较为详尽的考证。1276年1月18日，伯颜率领的元军兵临临安。南宋朝廷求和不成，只好向元军投降。同年，谢太皇太后携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出城向元军投降。宋恭帝被俘以后，被元朝封为瀛国公。史料记载瀛国公与他的母亲全太后，分别奉诏做了和尚和尼姑，随后瀛国公本人被打发到吐蕃去“学佛法”。但是瀛国公究竟死在哪一年？怎样死的？ 死在什么地方？ 史文未作说明。王尧先生根据《红史》、《青史》、《新红史》、《如意宝树史》等著名藏文史籍，对这些问题进行意义考证，认为瀛国公在藏文中被称为“合尊”，意思是“天神宗族的出家人”。1323年四月，瀛国公被赐死于河西。据藏文史书，瀛国公进到了萨迦以后，更名合尊法宝，不仅学会了藏语藏文，还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持，并在萨迦大寺翻译比较深奥的佛家逻辑专著《因明入正理论》。此外《百法明门论》，也是出自他的译笔，因此藏族史学家把瀛国公列入翻译大师队伍之中。

唐代马球考略――藏族人民在体育上的贡献

王尧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与徐寿彭合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的时期，绚丽多彩的“大唐文明”对外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大量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的营养，在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手工艺等方面达到当时世界的高峰。这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马球，在唐代称为波罗球，当时是风靡全国的技艺。关于马球的来源备受学界关注，有多种观点。王尧先生认为马球――波罗球发源于， 而且“波罗”是藏语Pol o的音译。1.新旧两唐书《吐蕃传》都载吐蕃赞普于“显庆三年，献金盎，金颇罗等，请婚，未许。”“上元中，素带献银颇罗、名马”。这里的“颇罗”是“波罗”的异译。金颇罗即金球，银颇罗为银球。2.英语《本世纪辞典》和《大英百科辞典》都认为Polo出自藏语。俄语外来词典也持同样看法，这决非偶然。3.关于马球传播的路线，认为向达先生的说法可取，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向说：波斯――长安――。王说：――长安――波斯――欧洲。马球戏发源于，是藏族人民在体育史上的贡献。通过这一休育活动的传播， 促进了我国汉藏两族人民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