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道人诗说》伪托说考辨与南宋诗坛风气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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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白石道人诗说》历来被认为是姜夔所作，但姜夔却在《诗说自序》中说此书得自山中“异人”。通过对姜夔及其友人的诗词分析，可知姜夔在淳熙丙午遇见隐士一事为真。《白石道人诗说》有可能是姜夔在他人的诗学思想影响下完成的。这与姜夔诗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南宋中期诗坛风气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79-82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但对这部书的作者和来历还存在着一个疑问。因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自序》中讲了一个神奇怪诞的故事，他称《诗说》一书得自“异人”。这种说法由于太过荒诞不经，以致后人皆以为白石伪托之辞。笔者以为，通过对姜夔生平经历的考索，可以证实姜夔在衡山遇隐确有其事。传说中包含的真实性因素可以揭示出姜夔诗学思想转变的轨迹。因此，淳熙丙午（1186年）是《白石道人诗说》的形成期，也是姜夔诗学理论转变的关键期。这与南宋诗坛风气由江西转向江湖诗风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自序》云：
淳熙丙午立夏，余游南岳，至密云峰。徘徊禹溪桥下上，爱其幽绝。即屏置仆马，独寻溪源，行且吟哦。顾见茅屋蔽亏林木间，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闿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异人，即前揖之。相接甚温，便邀入舍内，煎苦茶共食。从容问从何来，适吟何语。余以实告，且举似《昨日望岳》“小山不能云，大山半为天”之句。若士喜，谓余可人。遂探囊出书一卷，云是《诗说》：“老夫顷者常留意兹事，故有此书，今无作矣，径以付君。”余益异之，然匆匆不暇观，但袖藏致谢而已。问其年，则庆历间生。始大惊，意必得长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留噉黄精粥，余辞以与人偕来，在官道上相候。告别出，至桥上马，遍询土人，无知者。惟一老父叹曰：“此先生久不出，今犹在耶？”欲与语，忽失所在，怅然而去。晚解鞍细读其书，甚伟。常置枕中，时时玩味。好事者有闻，间来取观，亦不靳也。昔轩辕弥明能诗，多在南山，若士岂其俦哉?
因为这则故事讲的太过于迷离恍惚，令人难以置信。如姜夔所遇之人自称生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到淳熙丙午（1186）则已一百四十多岁。还有山下老父“忽失所在”之事，显然如同传奇。前人多以为这则传说过于荒诞不经，实为杜撰。如陈思《白石道人年谱》云：“《诗说》叙云若士庆历间生。案黄子耕《山谷年谱》云：‘庆历五年乙酉，先生是岁癸未月丙寅日壬辰时生于分宁县修水故居’，故若士云庆历间生。白石诗学山谷，得法于千岩。《诗说》一卷，谓为若士所授，渊源有自，谓得于南岳，尊之极矣。”［1］(P618)夏承焘《姜白石行实考·著述》称：“白石自序谓丙午游南岳云密峰，得异人传授，盖其托词。姜虬绿录入《年谱》，张羽以之为传，皆误信为实事。陈谱谓黄庭坚生庆历五年，自序问其年，则庆历间生，异人实指庭坚。今案诗集自序，自谓初年学诗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篇中亦以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赞黄诗。又自序末曰：昔轩辕弥明能诗，多在南山，若士岂其俦哉?前人考昌黎石鼎诗序，谓轩辕弥明，实韩愈自寓，并无其人。此足证成陈说。白石甚重黄庭坚，而不满当时西江派之流弊，其故为廋辞，殆以此耶？”［2］(P239)郭绍虞先生亦云：“此书《自序》谓淳熙丙午得之于南岳云密峰头一老翁，其为托辞固不待言。” ［3］(P92)J.Z.爱门森认为，姜夔伪托《诗说》为神仙所作是为了自高其说。［4］(P8) 但前人很少对这则传说包含的真实因素进行认真的考察。笔者认为，这则传说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姜夔于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在衡山密云峰（即云密峰）见到隐士。其二，《诗说》为隐士所作，传于姜夔。对这两个信息的真实性的考察对于了解《诗说》的成书和姜夔诗学思想的形成与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姜夔的诗词与韩淲的《书姜白石昔游诗后》可知，姜夔淳熙丙午（1186）确曾到过南岳云密峰，见到了隐士。姜夔的《昔游诗》中有三首咏及在衡山的经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首：
昔游衡山上，未晓入幽谷。欲识所坐舆，横板挂两竹。状如秋千垂，高下不倾覆。登山九千丈，中道多佛屋。一峰高一峰，峰峰秀林木。仰看同来客，木末见冠服。高台石桥路，寻常云所宿。下方雷雨时，此上自晴旭。紫盖何突兀，万里在一目。余峰六七十，仅如翠浪矗。北有懒瓒岩，大石庇樵牧。下窥半崖花，杯盂琢红玉。飞云身畔遇，揽之不盈掬。祝融最高绝，紫盖不足录。俯视同仰观，苍苍万形伏。惟余岣嵝峰，南睇半空绿。仿佛认潇湘，向岳流屈曲。高处惊我魂，翻思宅平陆。其东有雷穴，灵异谨勿触。云来绵世界，云去一峰独。僧窗或留罅，云入不可逐。绝顶横石梁，仙人有遗躅。山多金光草，夜半如列烛。灵药不可寻，吁嗟归太速。
衡山为真宫，道士饮我酒。共坐有何人，山中白衣叟。问叟家何在，近住山洞口。殷勤起见邀，徐步入林薮。云深险径黑，石乱湍水吼。寻源行渐远，茅屋剪如帚。老烹茶味苦，野琢琴形丑。叟云司马迁，学道此居久。屋东大盘石，棋画今尚有。古木庇覆之，清泉石根走。因悲百年内，汲汲成白首。仙人固难值，隐者亦可偶。追惟恍如梦，欲画无好手。
二诗可证姜夔确实到过衡山。第一首诗中提到了紫盖、祝融、岣嵝等峰，而岣嵝峰以东“云来绵世界，云去一峰独”，与《诗说自序》对照，可知指的就是云密峰。诗云：“绝顶横石梁，仙人有遗躅”，与唐李冲昭《南岳小录》所载：“云密峰……又有禹溪及隐真平、断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存焉”相合（唐李冲昭《南岳小录》）。而且姜夔还有两首词序证明其淳熙丙午（1186年）游历衡山的经历。如《霓裳中序第一》序云：“丙午岁，留长沙，登祝融。”（《白石道人歌曲》卷三）《一萼红》序云：“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白石道人歌曲》卷三）由此可知姜夔游南岳云密峰的经历是真实的。
“若士”是实有其人，还是凭空杜撰呢？姜夔的《昔游诗》其他篇章记载的都是早年游历各地的真实经历，这两首也不会是凭空杜撰的。第二首诗中的“白衣叟”，可能就是《白石道人诗说自序》中所说的“若士”。如果将二诗与《诗说自序》对比，还会发现许多相符之处，如《诗说自序》云：“余辞以与人偕来，在官道上相候”，而诗云：“仰看同来客，木末见冠服”，都说明姜夔与多人同游。第二首“问叟家何在，近住山洞口”与李冲昭《南岳小录》所载云密峰有“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相合；“顾见茅屋蔽亏林木间”与“徐步入林薮……茅屋剪如帚”相合；“叟云司马迁，学道此居久”与“问其年，则庆历间生”相合。此外，姜夔的好友韩淲的《书姜白石昔游诗后》云：“平生未踏洞庭野，亦不曾登南岳峰。因君谈旧游，恍如常相从……钱唐山水亦自好，奈何薄宦难从容。南高北高一千丈，潮头日夜鸣灵踪。应有隐者为识赏，青鞵布韈扶杖笻。君无诧彼我愧此，急还诗卷心徒忪。”（《涧泉集》卷六）韩淲为自己不曾登过南岳峰，身在钱塘却不曾遇见“隐者”而感到惭愧，这从反面来说可以证明姜夔淳熙丙午（1186年）在衡山遇到隐士之事并非凭空杜撰。但是《诗说自序》确实有夸诞不实之处。如诗中的白衣老人是在衡山真宫众道士处相遇，而《诗说自序》改成了在林中大石上。又如山下忽然不见的老人，也可能是姜夔杜撰的。姜夔在诗中说：“仙人固难值，隐者亦可偶”，可见他认为所遇见的只是年寿较长的隐士，而非仙人。
由于姜夔淳熙丙午在衡山遇隐之事为实，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诗说自序》所云老人授予白石《诗说》一事并非完全是托辞。首先，姜夔后裔姜虬绿将此事录入《年谱》，明代张羽将此事写入《白石道人传》，皆以为实事。虽然传说比较荒诞，但老人授予白石《诗说》一事并非绝不可能。其次，南宋以《诗说》为名的诗话并非只有一个，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宋末吴陵也有《诗说》一书，《诗林广记》也曾引《诗说》材料一条，《诗话总龟》后集卷四十三也引用《诗说》一条。据郭先生考证，《诗话总龟》引者为《诗说隽永》一条。［5］(P215)所以，衡山隐士有《诗说》一书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笔者由此推测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是山中老人《诗说》一书的基础上写成的。白石称“晚解鞍细读其书，甚伟。常置枕中，时时玩味。”白石在对《诗说》的反复阅读中受到启发，将书中观点与自己的诗学思想融合起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白石道人诗说》一书。
由于文献不足，以上论述目前只能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并不能当作确定的结论。然而，如果跳出《诗说》一书作者是否伪托的问题，而去思考这则传说所包含的真实性，则会发现新的意义。白石的《诗说自序》虽然写得迷离恍惚，看来荒诞不经，但也并不是凭空杜撰，因为前文所列的文献已经证实了姜夔《诗说自序》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不是虚构的，他可能在遇隐之事上有所夸张，也可能将自己所作的《诗说》伪托于衡山隐士，从而抬高自己《诗说》的地位。但无论伪托说是否成立，我们都不能否认这则传说中所存在的真实性因素：姜夔确实在淳熙丙午（1186年）到过南岳云密峰，见到了隐士。因而前人认为“异人”指黄庭坚或纯为虚构之说皆不能成立。再由这则传说中的真实性因素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即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为《诗说》一书的形成期，也是姜夔诗学理论转变的关键期。
二
如果把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一书的形成与南宋中期诗坛风气的转变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淳熙末年有一种强烈的要求脱出江西诗学藩篱的风气。而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中说：“但此书论诗，脱尽恒蹊，在当时诗话中，亦确能独树一帜，于江西诗论披靡一世之后，《沧浪诗话》尚未流行以前，欲于诗话中窥当时诗论转变之迹者，当推此书矣。尧章虽从萧千岩学，顾又请益于同时前辈范成大、尤袤、杨万里等。《诗说》所言，当以得之杨氏者为多，特尧章更加以发挥耳。”郭先生对姜夔《诗说》在南宋诗论转变中的作用论述非常精辟。但他认为《诗说》受到杨万里的直接影响，是继承杨万里诗学而来，这个观点还值得商榷。据夏承焘先生《姜白石系年》，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年），姜夔以萧徳藻为介，首次袖诗谒见杨万里，杨万里许其文无不工，甚似陆天随，并以诗送往见范成大。姜夔作《次韵诚斋送仆往见石湖长句》。［6］(P432)而据前论所知，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姜夔的《诗说》就已经形成。所以，与其说姜夔的《诗说》是从杨万里诗学变化而来，不如说是受到了此前诗坛上那种脱出江西诗学藩篱的风气的影响。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一中称：
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余曰：“诚斋之说政尔。”昔闻其历数作者，亦无出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虽然，诸公之作，殆方圆曲直之不相似，则其所许可亦可知矣。余识千岩于潇湘之上，东来识诚斋、石湖，尝试论兹事，而诸公咸谓其与我合也。
这则序文正作于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年），姜夔过梁溪与尤袤论诗之时。［7］（P620）姜夔在序文中提到诗坛上“近世人士喜宗江西”的风气，又提到以“中兴诗人”所兴起的那种超出江西诗风束缚而自成一家的风气。姜夔说“东来识诚斋、石湖，尝试论兹事，而诸公咸谓其与我合”，可见他的诗学观念是在形成之后才与杨万里、范成大等人进行讨论的。他的诗论是先自得于心，后来又受到他人影响的，而非如郭绍虞先生所言：“得之杨氏者为多，特尧章更加以发挥耳。”
一方面，姜夔《诗说》的形成发生在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如果我们将这一时间与当时诗坛风气的变化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姜夔的诗学思想显然受到当时诗坛风气的影响。如尤袤曾编订《全唐诗话》，其序称：“余少有诗癖。岁在甲午，奉祠湖曲，日与四方胜游，专意吟事，大概与唐人诗诵之尤习。间又裒话录之纂记，益朋友之见闻，汇而书之，名曰《全唐诗话》。”［8］(P46)甲午为淳熙元年（1174年）。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对南宋诗坛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其序称：“淳熙庚子秋，迈解建安郡印，归时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眼意倦罢，不复观书，惟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淳熙庚子为淳熙七年（1180年），洪迈自言此时教儿唐诗绝句，亦可见此时风气。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在编纂之初还受到孝宗皇帝的大力支持，这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淳熙初年(1174年以后)，杨万里就在《双桂老人诗集后序》中对诗坛上专守江西派藩篱而轻视晚唐诗的习气表示不满。［9］(P434)此后的整个淳熙年间，杨万里一直对晚唐诗进行有意的学习，即使他号称“脱离江西及晚唐”之后的“诚斋体”，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晚唐诗风的影响。陆游的诗歌也受到诗坛风气的影响。后来他出于对文风与士风衰落的忧虑，极力反对晚唐。但是从他反对晚唐的哪些诗歌中，正可以看出淳熙年间是晚唐诗风的日渐炽烈的时期。如陆游作于淳熙八年(1181年)的《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云：“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 ［10］（P270）他淳熙十年(1183年)所作的《记梦》云:“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 ［11］（P283）一直到嘉泰元年(1201年)，他在《追感往事》其四中又说：“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 ［12］（P463）由此可知，整个淳熙年间，整个诗坛风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突出表现为从宗尚江西转向了宗尚晚唐。
另一方面，我们从《诗说》的理论渊源也可以看出当时诗坛风气的变迁。《诗说》中的观点一部分来自于姜夔自己的领悟，另一部分是从江西诗派那里继承而来的。从江西诗派继承的观念如：白石《诗说》云：“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又云：“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显然与吕本中的“活法”说是一脉相承的。其“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显然也是江西诗派对于“诗歌要从涵养和学问中来”的观点。“《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与“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也与江西诗论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姜夔的诗论与前人相比更显得辩证和神秘、抽象和玄奥，给人故作高深之感。这是姜夔与前人不同的。如姜夔称：“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 又称“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白石道人诗说》）这显然不是江西诗派诗论，而是姜夔的诗论。这种神秘化和玄奥化的倾向是与姜夔的道家思想分不开的，代表了其独特的认识和阐述方式。这种变化也可能与诗坛风气的转变有关。
姜夔的《诗说》形成于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是在整个诗坛风气变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杨万里为南宋初期首举晚唐大旗的代表，而姜夔则是将晚唐诗风深入推扬的先锋。他是南宋中期诗坛风气由江西向晚唐转变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诗风入于江西，出于晚唐。他还与当时的江西派诗人和晚唐体诗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如他与“永嘉四灵”的前辈，也是永嘉晚唐诗风的开创者潘柽过从甚密，也与公认为“江西后派”的韩淲有密切的交往。因此，姜夔诗论的转变在整个南宋中期诗坛风气转变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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