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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庆山,是广州乃至全国第一个为艾滋病孕妇实施母婴垂直传播阻断接生手术的医生,更是在此领域展开研究的第一人。从1998年到现在,共有约30位艾滋病妈妈的婴儿在他的手中平安、健康地来到了人世。
首次接生装备:头盔加雨衣
1999年,一名艾滋病妈妈将要临盆,由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没有妇产科,庆山只好带着几名同事赶过去支援。给艾滋感染者接生,在当时等于是“第一个吃螃蟹”,手术流程应该怎么设计、怎么做才能防范医护人员受伤感染,完全靠医护人员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来决定。由于没有专门的防护服,医生们想出一条妙计,把骑摩托车用的头盔戴在头上,以保护暴露在外的眼睑,身上穿着雨衣,脚上穿着高筒靴,手上再戴上几层橡胶手套,就这样从头“武装”到脚。
做手术被刀子、剪子、镊子磕出伤口出血,这对医生护士来说是常有的事,可给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医护人员接触到病人大量带有病毒的血和羊水,这时一个小的伤口都是致命的。第一次接生之后,庆山开始总结摸索防止术中感染的经验。他在手术中设立了一张“隔离台”,需要递送的刀剪器械不再在医务人员之间直接传递,都先摆到台面上,然后再从隔离台上拿取。这就避免了传递交接中被利器碰伤、划伤的意外。
血污针头医生脚趾
在为艾滋病孕妇进行的数十次接生手术中,庆山和他的队员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与危险擦肩而过。一次他们为一名产妇接生,庆山顺利地把孩子从母亲的子宫里取出,守在一旁的新生儿科主任李坚马上接过婴儿,给他喂服阻断艾滋病感染的药物。突然,大家被李坚的惊叫吓了一跳――只见他举着已经脱下了橡胶手套的左手,上面挂着一道刺目的血痕!“凶手”是一块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玻璃碎屑。这意味着李坚已经发生了职业暴露,他极有可能被感染。
还有一次,一位进入手术室帮忙的医生不小心踩到了一个掉在地上、沾有艾滋病孕妇血污的针头,针头直直地了这位医生的脚趾头。幸运的是,最后这两名医生都逃过了艾滋病的“召唤”,在之后半年和9个月的艾滋病毒检测中,结果都是阴性。
吃不吃药都听他指挥
碰上一些在手术中出现的职业暴露,庆山每次都做好了准备。职业暴露的预防药物每次都会摆在手术台旁边,一旦暴露,4小时内吃药,连续吃3周,就能把风险降到十万分之四。然而很少医生能真的坚持吃3周药,因为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服用后会出现呕吐、眩晕、无法进食等症状,非常痛苦。因此,庆山的工作又多了一项:给出现了职业暴露的医生、护士们作风险评估,分析暴露发生时医生被感染的几率有多大,到底要不要吃药。
自掏腰包组织“艾滋妈妈”聚会
经常为艾滋病妈妈产检、接生,庆山在圈内渐渐成了“名人”。全市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乃至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艾滋病孕妇,首先就会想到庆山,给他打电话。曾经有一个艾滋病孕妇,服药第二天就哭着打电话给他,说头晕得天旋地转、非常难受。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把刚刚生产完的艾滋病妈妈和正在经历怀孕的准妈妈召集到一起,让她们之间互相安慰、互相传授经验。有个艾滋病妈妈当时非常痛苦,已经不想要肚子里的孩子了,但听完其他艾滋病妈妈的劝导,第二天就决定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就这样,通过一次次的聚会,艾滋病妈妈的经验像滚雪球一样传了下来,像产后带有病毒的恶露怎么处理、抚养宝宝时如何防止传染给婴儿和家人等问题,艾滋病妈妈们通过交流,都处理得很好。每次聚会的时间、地点都不确定,有时是公园凉亭,有时是茶楼。费用有时从科研经费里挤一些,大多时候是庆山自己掏腰包。
对话庆山
像庆山一样,长年累月和艾滋病人接触,而且还要为她们接生、动手术,还要和她们做朋友,帮助她们……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让他能一直坚持,坚持做一件在常人眼中充满了危险和恐惧的事情呢?庆山的一段话或许能帮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如果说一开始是当一项任务来做,那么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变成了一种对事业的追求。艾滋病母婴垂直传播阻断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项目,目前中国做这项工作的人还很少,我希望能将这个项目做大、做深,例如能把母婴传播的几率从现在的3%降低到零,或者能发现这种传播感染的诱因,然后研制出基因药物,把母婴传播完全阻断。”
(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