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图景论文：历史图景的建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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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华 单位：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
一直到今天，其提供的许多有益的理论思考对历史研究仍然具有借鉴和导向意义，但同时，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反映在认识论层面，其共同的错误就是把文本的历史混同为真实的历史。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文本，理解为客观的历史客体———真实的历史，肯定了文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忽略了文本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完全混淆了文本与真实的界限。兰克学派所指的“如实客观”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指的是文本的历史，而他们却把这些认为是曾经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将文本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混为一谈。过于绝对地认可文本历史的客观性，而否认历史认识主体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过于看重文本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的同一性，而忽视文本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的距离，这既是兰克学派的成功所在，也是其被后继者否定的原因所在。历史相对主义虽然承认有两种历史事实，认为世界上“不但包含着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也包含着没有保存下来的真实事件”，但同时又认为“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3］231。也就是说，既有限地认可真实的既往，但无法确认有真实的既往;既承认认识主体能够生成历史知识，又彻底否决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解构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相对主义本身存在的矛盾，使它无法证明“自我指涉”的逻辑性。而最终结果是，相对主义只认可有一种历史，即头脑中的历史。一个是把文本的历史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一个是用主体观念中的历史取代了真实的历史，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虽然推演的程序不同，但两者殊途同归，都把观念或文本的历史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后现代主义则在历史认识论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过分夸大语言的作用，强调历史书写过程的艺术手段，强调文本的独立性、个体性，根本否认或割断语言与历史的关系，完全将真实的历史与文本的历史混为一谈，从而否认存在过真实的历史。这些史学虚无主义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对语言或文本这种独立物认识的基础上的，仅把语言看成了结果，完全没有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历史的工具。
“文本”一词源自英文text，被后现代主义引入研究之后，其指称相当广泛，从粗糙原始的器具到制度化的繁文缛节，从衣衫褴褛者的浅唱低吟到肉食者的豪门盛宴，举凡和人类活动相关的一切事物都被视作文本。在历史学的视野中，文本当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遗留下来的社会活动痕迹，它与人类所进行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仅仅是真实历史的“残存信息”。这些“残存信息”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遗存实物”，包括历史遗址、图像、器物、服装、建筑、风俗等在内的能够反映人类过去活动痕迹的存在;二是“元生文献”，包括当事人亲历、亲闻、亲见、亲感而撰写的反映人类过去思想和活动的文献;三是“解构材料”，包括历史认识主体在研究前两种类型文本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和口碑传说。这三种类型的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已非元生的历史镜像，而仅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在个别方面反映历史镜像。因此，试图以文本的方式进行历史图景的建构是一件异常困难甚至是难以完成的事情。首先，文本的维度仅仅具有编年的意义，而不具有建构的本质。文本表达的是观念中的历史信息，是通过话语符码化构成的一幅臆想的图景，而非真实历史本身。真实的历史是不在场的“存在”，是过去了的或消逝在未知时空体系中的存在，那种存在并不在历史学的视野当中。在场的历史是关闭的，认识主体通过文本经由分析、推理或想象来“再现”过往的历史。历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它不是以当下的实在作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而是以过往的人类社会作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文本是经过认识主体深思熟虑、经心筛选的结果，它不会也不可能重置于另一个时空中人类的生活镜像和情感体验，它所表达的是事实的信息和概念，而不是事实本身，文本的存在仅帮助我们建立与真实历史的联系。不管是“遗存实物”、“元生文献”，还是“解构材料”，它们在反映人类过去活动时，都不是以完整清晰的面貌出现的，而是以模糊不清、残缺不全为表征。而且，文本是一种“为我存在”，而“为我存在”是与主体认识相关联的，并非所有的人类社会活动都能进入认识主体的视野，为主体认识所指向的、纳入主体认识范畴的仅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很小一部分。文本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些过往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文本仅反映历史遗留或历史书写者所指向的那一部分。以“元生文献”为例，中国传统历史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用这些文本去勾画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因兵燹、灾害、自然淘汰及人为的删改禁毁等原因而造成损毁缺失，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反映历史的文本虽然从数量上讲是很可观的，但这些可观的文本不是以连续不断的、完整的方式体现过往人们的生活，而仅仅表现了人类过往的模糊片断。而且，这种仅仅流于文字的反映，与活生生的人类过往社会生活相比，其为不同已有天壤之别;与全部的人类社会活动相较，其量有差何止沧海一粟。所以，由于文本自身固有的支离破碎、断缣寸纸的特性，虽然我们坐拥汗牛充栋，但有时仍然不能表现真实历史的九牛一毛。其次，文本的解析不等于历史的建构。今天普通人所认识和了解的历史，它既非来自“遗存实物”，也非源于“元生文献”，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解构材料”。这些“解构材料”本身不可能形成真实的历史，它仅是历史认识主体对“遗存实物”和“元生文献”分析、推理的产物。历史认识主体通过对“元生文献”和“遗存实物”的提炼而形成文本意义上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它是一种精神产品，被历史认识主体赋予了精神性的成分。由于不断地解构与建构，又形成新的整合，而随着“文本”形态的变化，又不断形成新的“解构材料”，由此不仅“元生材料”、“遗存实物”被解构，“解构材料”本身也处于不断地被解构的过程中。［4］16而且，“解构材料”不仅是历史认识主体认识历史的一种方式，也是历史认识主体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和结果。一个历史叙事者不单是叙述历史，也在叙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也在叙述他自己。历史认识主体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历史文本表现出来，既在结构过去，同时也在结构现实、结构自我。“只有现在是被经历的。过去与将来都是视界，是从现在出发的视界。人们是根据现在来建立过去和投射将来的。一切都归于现在。历史难写，正在于它与我们的现在有关，与我们现在看问题的方式以及投射将来的方式有关。”［5］7“任何成就都不是最终的。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给定问题的证据，都是随着历史方法的每一个变化和历史学家们的能力的每一种变动而在改变着的。”［6］345对于不同的文本，不同的历史认识主体会“解析”出不一样的认识结论;而对于同样的文本，不同的历史认识主体也必然会“解析”出不一样的认识结论;即使同一历史认识主体面对同一文本，在不同的认识情境之下也可能“解析”出不同的认识结论。被孔子所褒美、为史家所称道的“古之良史”董狐也是通过“书法”来表达他对“赵盾弑其君”的主观思想的。更何况大多数文本是经由选择性记忆或针对性失忆的产物，任情褒贬、随性抑扬情况在所难免。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历史，它是历史认识主体对部分历史文本所进行的重构和解释，它是文本历史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文本是认识主体意志的产物，一切文本的历史均是主体化的历史。世界上存在两种历史，即文本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文本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而我们了解并接受的历史是历史认识主体研究和写作的结果，对于自身不去研究历史的读者来说，他们接受的历史恰恰是历史学家创造的文本历史，而真实的历史是不断逝去的过去和已然的“曾经”，它独立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但由于时空的位移，这些过去和“曾经”暂时无法重现。［7］92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8］744文本的历史是“概念”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是“现实”的历史;文本的历史经过历史认识主体的精心重构和针对性选择，而真实的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类生活的全部镜像。文本的历史即使饱含高度的客观性，它仍然与真实的历史存在悬距，仍然不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文本的建构不等于真实历史的建构，文本的建构更不能承受真实建构之重。
认识论视野下真实历史图景建构的哲学思考
历史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历史真理的寻找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史学理论问题，它的触角不仅触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触及自然科学领域。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史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引入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法，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但在考实的层面上，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观点看，恢复历史之真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技术问题。真实的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现实，我们暂时还无法让它回归到物质的位置之中。首先，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时间是历史诸要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反映物质运动过程持续和间隔的矛盾统一及物质运动的秩序。时间是人类为物质的连续变化所制定的计量单位，它相对于空间而存在。时间概念是和空间物质运动紧密相关的，如果没有物质运动及其顺序变化，就不会生成时间概念，因此，时间的流动实质上是空间物质运动变化的主观反映，而同一物质一旦发生变化，它就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以同样的面目重新再现。也就是说，时间一旦过去，让其自行返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时间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真实的历史不可以随时自行重复，也决定了历史“残存信息”对真实历史的反映，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复制和重复验证。其次，真实的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过去了的客观实在，既不会因为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减损或灭失，也不会因为我们对它进行了重点关注而增益或存在。第三，真实的历史是一种未知的存在，或是消逝于过去时空体系中的客观存在。限于技术条件，我们暂时无法“复制”历史，或回到曾经的时空中，或把曾经的历史搬到现实的世界中。所以，真实的历史虽然具有同文本的历史相关联的意义和互动关系，但真实的历史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它是一种“自我存在”，不管认识主体对其是何态度、有何作为，它都不会因此而有丝毫变化。“自我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已然成为过去，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曾经。在当下，历史认识主体所面对的不可能是“自我存在”的真实的历史，而只可能是“为我存在”的“残存信息”———文本的历史。因此，既然真实的历史是纯粹超验的“自在之物”，是认识的界限所在，当下它也不在史学认识的视野之中，那么，如何突破我们的认识视界就成为打开建构历史图景的密钥。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不存在自在之物，“自在之物”仅是还未被人类认识的物质。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可以实现“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换。“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8］221—222在现代物理学的视野中，人类在使用无法厘清的时间概念。在我们的理念中，时间的性质是一维的长度单位。如果时间真是一维的长度，那么时间的度量与标准尺的度量应当是同一性质的计量单位，换言之，计量学意义上的“小时”、“分”与“米”、“厘米”是可以换算的，但事实上，时间的量和标准尺的度是不可以换算的，因为时间是一个体积单位，它是“量”的概念;标准尺是一个长度单位，它是“度”的概念，它们不在一个标准体系之内。那么，为什么时间不是我们平时认识的那样以标准尺进行计算呢?众所周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时间是以“时钟”为符号的，而“时钟”设定的依据源于地球的自转，换句话说，我们所使用的时间仅仅是人类为了方便计时而设置的“地球钟”。我们平时所说的时间的快与慢，从根本上讲并非“时间”本身的快与慢，而是地球公转和自转运动速度的快与慢，它是与地球的质量及其运动速度密切关联的。在人类的概念中，地球自转一周等于其走过了360度，被我们规定为24小时单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个小时单位等于地球体积的1/24。如果我们像切西瓜一样人为地把地球等分为24个角体积，那么，其中每一个角体积就是我们规定的1个小时所占的体积，即地球钟自转运动所占据的1个小时的时间体积。表面上看，人类所使用的时钟表达的1小时单位“时间”是一个时区单位，即地球运动一昼夜的1/24。但是如前所述，地球运动是和它的质量和速度有关联的，而地球运动的速度又源自它的质量。地球质量是造成地球运动速度的重要根源，所以，地球钟里的1小时单位是垂直于地轴上的两扇半圆面积夹角150度之间的角体积，地球自转运动所占据的时间体积与地球质量所占据的空间体积重叠。在这里“时间与空间”归于一致，它们统一于三维体积。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的观念是: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9］22—45宇宙中一切物质也像地球一样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虽然它们的运动节奏并非与地球同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宇宙中的一切物体就像永不停摆的指针一样寻找着自已在“时间体积”中的相对位置和固定坐标。宇宙中一切物体的变化都是“时间体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那样是时间流动的结果。宇宙中时间重叠于相应的宇宙空间，两者对称统一，形成了三维时空，造就了时间的三维体积属性。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既不是长度单位，也不是面积单位，而只能是体积单位，时间的单位应当用“质量”表示。基于以上理论，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认为，时间本身不能倒流和逆转，但只要有足够大的速度和能量就能让时空发生扭曲或折叠，时空如果可以被弯曲到与其自身联结的地步，就可以创造闭合的轨迹，就会形成时空隧道———虫洞。通过虫洞就可以更加便捷地回到过去。“时空不同区域之间的虫洞的思想并非科学幻想作家的发明，它的起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9］182—211许多科学家也相信，一旦可能形成“闭合类时间曲线”———虫洞，我们就能重温过去的某个时刻，完成历史图景的构建。当然，时空如何闭合或什么时候可以使其闭合，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闭合的这一天最终会到来，或者说我们尽可期待物理学或其他科学给我们提供更加诱人的历史认识理论和方法。从更大的意义上讲，历史认识应当期待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或物理学革命。那么，当这一场新的革命来临之际，也是我们历史学认识论彻底变革之时。霍金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8］337—338在其他科学没有给历史认识带来革命性成果之前，或者虽然我们知道使用目前的方法继续进行研究也许不能够获得期待中的结果，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前行的脚步。因为，没有这一探索的过程，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是不是有效的方法，哪怕这种方法最终被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