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送《秧歌》给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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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友人傅月庵几年前来北京，送给我一沓五十年代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张爱玲的《秧歌》最初在它上面连载。我惟一的不失误，是在网络上趁人不注意以180元竞拍购得中文第一版《秧歌》，还是插图本，现在你出三十倍的价也买不来，极度缺货。《秧歌》的封面喜气洋洋，张爱玲说“书的封面，蒙薛志英先生代为设计，非常感谢。”(《秧歌》跋)至于插图作者，陈子善教授也考证出来了，名字叫什么来着，我忘了，随手作笔记的好习惯我一直没养成。张爱玲曾对宋淇说“写完一章就开心，恨不得立刻打电话告诉你们，但那时天还没有亮，不便扰人清梦。可惜开心一会儿就过去了，只得逼着自己开始写新的一章。”写作与淘书有一处是相同的――“开心一会儿就过去了”。
一九五四年秋，张爱玲“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胡适一九五五年一月给张爱玲回了封长信，原信张爱玲竟然“这些年来搬家次数太多，终于遗失”。张爱玲真是把一切都看透了，跟她相比，我们这些恋物癖，全部是废物。胡适在信中说“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张爱玲虽亦是新文艺作家，但不会笨到用“饿”来切题。张爱玲曾说“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这三件恨事都是“吃饱饭”后的余绪。我们这一代有过忍饥挨饿的经历，没齿不忘饥肠辘辘。当年在农村插队，我也可以归纳出三件恨事：饥而无粮，寒而无柴，读而无书。饿是第一位的，我甚至以为你这辈子如果没有经历过一大段撕心裂肺的挨饿史，你就白来世上一遭，张爱玲除外。一九七零年夏，我被派到水库出民工，吃住都在老乡家，每天三顿都是发了霉的棒子面。有一天中午，望见水库指挥部包饺子呢，一盖帘子一盖帘子的，我们的涎水啊真是要漫过水库了。跟我睡一炕的两个北京知青，如今一死一瘫，回想饿事，不胜低回。
个人旧事不要老絮絮叨叨，再伤感再凄绝的故事亦不宜没结没完地倾诉――好像别人多爱听似的。这两天在看《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里面一张照片的一段文字，说的是莫斯科第110中学的一百名学生参军之后未能生还，丹尼尔・米特尔彦斯基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做了五个牺牲同学的雕像，摆放在学校供学生们瞻仰，学校曾经每年都在胜利纪念日举行悼念仪式。“但是后来，学生们越来越厌倦了聆听他们的先辈在一场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战争中的英雄事迹。雕像多次遭到人为破坏，后来不得不迁移到学校不起眼的入口附近一个偏僻的安全场所”。这很像我们今天再讲焦裕录“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一样，效果趋于零。
张爱玲后来见到胡适，她说“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我们极端孤傲的张爱玲，生平里惟一一次用了这四个字。谈话几度卡壳，也许是“如对神明”造成的，又不太是，张爱玲自己说过“我从小就充满自信心：记得我在高中二时，看见一位相当有地位的人(颜惠庆)写给我母亲的信，我就不管三七廿一拿它批评了一番，使母亲生气极了。那时我才十五六岁”。还有种可能造成卡壳的原因，也是张爱玲说的“平时对陌生人，我只有两个态度：1,gushing,too friendly(滔滔不绝，太友善)2，tongue-tied(张口结舌)”。
《秧歌》里杀猪的那段，现已查明，是打《异乡记》里挪过来的，但不是原文照搬。《红旗谱》里也有杀猪的事，那是为了写反“割头税”，宰杀的细节远不如《秧歌》来得有趣。血溅三丈，张爱玲离屠夫一定很近。超人的观察力，超人的文字，还有谁比她更会写――“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异乡记》)。“金有嫂挑了两桶滚水来，倒在一只大木桶里。他们让那猪坐了进去，把它的头极力捺到水里去。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秧歌》)。“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异乡记》)。我在农村时每年都要见上几回杀猪，跟知青关系好的老乡，杀了猪会叫我们去大吃一顿，大片的猪肉管够，吃的最多的是“灌血肠”。集体户头两年也养过猪，杀时请老乡来杀，我们养的猪能有多肥啊，人还吃不饱呢。
胡适回信中还说“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张爱玲回信中说“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九五八年，张爱玲因事“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忆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