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戚家村南朝画像砖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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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砖是指模印或刻划有纹饰、图像的砖，古代主要用于嵌砌、装点祠堂、墓室的壁面和楣楹碑阙等处。画像砖最迟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主要流行于汉六朝时期，延续至宋元时期。它是古代工匠以刀，在砖土建筑材料上留下的艺术珍品。

1976年常州博物馆在常州茶山公社戚家村附近的土墩上清理了一座六朝时期单室穹窿顶砖室墓，该墓由封门墙、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早年被盗，只出土少量石器和瓷器等。俗话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随葬品平淡无奇，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该墓葬的甬道和墓室的全部壁面都布满了模印拼镶画像砖，阴阳高低、技法精湛、内容丰富、布局考究，共出土画像砖七百余块，实为画像砖墓中的精品，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依据画像砖的题材内容，把它们大致分为神仙鸟兽、世俗人物和花纹符号三大类。

一、神仙鸟兽

1、“千秋万岁”

关于“千秋万岁”的形象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最早见于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千秋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搜罗目前考古资料，在河南邓县南朝砖室墓中出土的一块彩色画像砖上，左为“人头鸟身”图像，旁边有“千秋”的榜题；右为“兽头鸟身”图像，旁边有“万岁”的榜题。可见并非所有“千秋万岁”“皆人面而鸟身”，成组出现的“千秋万岁”有两种：一种是女人首鸟身（千秋）和男人首鸟身（万岁）；另一种是人首鸟身（千秋）和兽首鸟身（万岁）。

戚家村“千秋”画像由三块长方形砖的端面组合而成，人首鸟身，女相人面，帽缨高耸，鸟身着衣，两裆开衫，束腰挺拔，双翼舒展，（足+伏）（足+庶）并立，卷尾前倾，脚爪张开，三爪向前，一爪向后（图一）。

“万岁”画像亦由三块砖端面组成，兽首鸟身，扁眶圆目，吻尖微翘，脑后两根耳羽，通体羽衣，翼展翅尖，尾翼上扬至头顶，两腿并立，粗壮有力，脚爪非鸟足，而更似兽蹄（图二）。

2、飞仙

从远古时代开始，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或多或少的记述了人类对飞翔的渴望。在我国的古代艺术中，也有很多与飞翔有关的图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神话传说或宗教内容，“飞”是神仙区别于凡人的重要能力之一。

戚家村的飞仙画像砖由四块砖的端部分段模印组合而成，仙人头束圆髻，发带飘然，脸庞圆润，两档开衫，圆腹直腰，手捧仙器，一腿直蹬翘上，一腿蜷曲在下，衣裙飘曳，似横空飞翔，轻盈绰约，如羽化升仙。

墓室东壁和西壁同为飞仙形象相互对应，却略有不同：一似女人面相，另似男人面相；女面向右，眉目清秀，手捧博山炉（图三）；男面向左，脸庞略长，呈椭圆形，横眉竖鼻，耳郭清晰，手捧净瓶（图四）。

宋（（太平御览》卷622引《天仙品》中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其实早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就有升仙的场景描绘，汉晋以来随着道教神仙思想的产生、发展和传播，飞仙形象更加具体，并稳定下来，成为汉六朝时期画像砖墓中常见的形象之一，反映出古人对于阴阳两世的猜想和羽化升仙的期盼。

3、天禄、辟邪

天禄、辟邪，顾名思义，天赐福禄、驱邪避害，是我国神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类，经过长期的筛选被人们视为“祥瑞神兽”，它们始于汉代，兴于魏晋，亡于唐代，反映出古代人们对于道教升仙文化信疑和祥瑞物象变化的历史过程。

关于天禄辟邪的形象也无明确标准，学术界说法不一，大多根据无角、独角和双角，并结合翼、身等特征来分辨狮子、麒麟、天禄、辟邪、龙等神兽。戚家村发掘简报中根据（（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山离国“有桃拔师子犀牛”，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为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将戚家村出土的两块画像砖纹分别定名为天禄、辟邪。

天禄、辟邪均由四块砖的端面模印组成，昂首挺胸、有角有耳、有鬃有翼、长尾上扬，作飞奔状。天禄体态似鹿，独角分叉，通身似有斑纹（图五）；辟邪体态似马，双角似牛，嘴部和四蹄较天禄强壮些许（图六）。

4、狮

狮子主要生活于非洲，亚洲狮主要在伊朗和印度，中国并没有狮子。历史上，至迟在汉通西域之时狮子就被引入汉人的视野，《汉书》和《后汉书》中就有多处关于从西域引入狮子的记载，所以一开始狮子就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

中国虽然没有狮子，但在通西域之前就有了对狮子的称谓――狻猊。《穆天子传》日：“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晋郭璞注日：“狻猊，狮子。亦食虎豹。”《尔雅・释兽》载：“狻猊如彪猫，食虎豹。”郭璞注：“即狮子也，出西域。”

真狮在东汉时期由西域传人我国，传说中能食虎豹的珍兽毫无疑问得到汉人的青睐，很快被用于各类陵墓守卫之中。直至六朝时期，画像砖墓中也常见狮子的形象，如戚家村画像砖墓出土的狮纹砖，由四块砖的端面模印组合而成，狮子体型健壮，鬃髟垂顺，没有翅翼，前爪抬起，后腿蹲踞，翘尾如斗，作回首咆哮状（图七）。

但此狮面容不清，前爪扭曲，造型夸张，估计是由于真狮囿于皇宫深苑，一般工匠难以亲见，唯能凭借传闻“似虎，正黄，有髯髟，尾端茸毛大如斗”的特征想象或模仿，不详之处即取传统神兽特征填补，产生了这种似像非像、有形无神的作品。

5、龙、虎

龙、虎是中国传统神兽形象，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它们的形象多变，或整或零地应用在各种质地的古代文物中。

戚家村出土的龙、虎画像砖，可能与道教四象有关，采用龙虎相对的方式排列。龙纹、虎纹砖均由七块砖的端面模印组成体型修长曲颈翘尾，颈有鬃毛，背有羽翼，作飞奔状。两者画像仅有头部不同：龙头上有双耳双角，角顶卷曲，嘴部扃长，张口露牙（图八）；虎头亦有双耳双角，怒目圆睁，张嘴利牙（图九）。

6、凤、凰

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祥瑞之鸟，雄鸟称为凤，雌鸟称为凰，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

戚家村出土的南朝凤、凰纹，由三块砖的端面模印组成，凤、凰形象均是身躯修长，两翼舒展，前爪下踏，后爪蹬提，卷尾上翘，作展翅起飞状。凤凰的区别表现在头部：凤头有冠，凤喙紧闭，有凤坠（图十）；而凰无冠无坠（图十一）。两者在凤胆和风尾等特征部位上均无明显分别。

7、t头

印有t头图像的是一块长方体砖，砖正面用横线划分了上中下三个区域，分别模印了三种瑞兽图案。最上方是兽首鸟身像，造型类似“万岁”，前文提到“站立万岁”，而此图大概也就是“飞奔万岁”吧。中间为一虎像，无翼，在河南邓县画像砖墓中也有此类图像，应该也是镇墓辟邪之意。最下方即为魃头，酷似龙头，头上两角，角顶卷曲，怒目圆睁，呲牙咧嘴，形象凶煞，脑袋俯于两爪之上，作匍匐状，仿佛随时扑窜出来（图十二）。

《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郑玄注云：“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魃头也。”意为古代打鬼驱疫所带的面具。t头在不少地区都有，形象质地也飘忽不定，比如扬州肖家山汉墓有漆器魃头，敦煌东郊隋唐墓有红陶魃头，巩义康店出土白陶魃头等等。总之，因其厌胜之功，故为吉祥之物，t头形象在汉、唐和宋代各地都十分流行。

二、世俗人物

1、侍女

侍女形象的差异主要反映在不同的打扮上。发髻常见有垂环髻、“飞仙髻”；多着交领或对襟长衫，衣袖宽大，常有束腰；手有执掌；鞋子基本一致，均为笏头履。如捧奁侍女画像，身材娇小，面容圆润，双垂挂髻，交领长衫，外系束腰，长裙曳地，着笏头履，身形向左，双手捧奁（图十三）；又如双发髻侍女画像，头顶两侧结高鬟，鬟内似有装饰支撑，类似“飞仙髻”，手持拂尘之类物品（图十四）。

2、武士

戚家村武士画像印在单块长方体砖的正面，共有三幅，出自两模，两模所出形象一面向左，一面向右，其他姿态衣着基本相同。武士发髻高耸，似有冠饰，插一发簪，上身着开衫，袖口垂阔，下身穿长裤，宽松肥大，脚蹬笏头履，一手仗剑，另一手作按剑姿势，剑柄缨穗下垂（图十五）。此像虽号称武士图，却无明显威风凛凛之气，而略显文质彬彬之礼。

三、花纹符号

戚家村南朝墓中除了上述主题图像外，还有其他一些花纹砖和几何纹作为装点，它们通常作为神灵鸟兽或人物图像的分隔，而且每一层图案都是以花卉纹图案起头。还有一些砖没有花纹图案和画像，但有些数字之类的文字或记号，也是古代精工巧匠建筑墓葬时所作一些规划设计的证据。

1、花卉纹

花卉纹中尤以莲花纹和忍冬纹特点最为突出。莲花纹数量最多，常用两或三块砖的端面模印组成，图像可分为内外三重：中心莲蓬、花瓣包裹和莲叶，构图合理，线条灵动。忍冬纹也是主题纹样的一种，构图较为自由，有一种位于长方形砖的正面，两侧以竖向缠枝忍冬纹为边框，正中再用横向忍冬纹将中部空间一剖为二，整个图案显得内容充实却不拥挤（图十六）。

2、几何纹

此类花纹印于砖的两侧，多作顺砌，或作边框，常见有六瓣卷叶纹、卷草纹、圆心波浪纹、菱形纹、斜方格纹等。纹饰线条流畅，花纹写意，粗细有别，收放自如。

3、数字记号

所有的砖块中，虽不见纪年铭文，但有砖的端面或者侧面有数字，如“四”“廿五”“二百”等几十个数字。这些数字应是烧制人所刻，用作记录数量或排列方式等用。

四、图像性质试析

戚家村画像砖的主题画像究竟是本土之固有，抑或外来之新范？已有学者做过详解。“千秋万岁”、飞仙、龙虎、凤凰和魃头等这类图像明显应该属于本土起源，属于或具有道教镇墓、升仙体系的因素；莲花、忍冬、狮子等图案与佛教的传人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在戚家村砖室墓中虽有这些佛教题材作为装饰，但是表现的可能并非墓主的佛教信仰，而只是采用这些佛教的祥瑞植物，来美化装点墓室；另外还有一类天禄辟邪的起源，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有学者称之为“有翼神兽”（也包括狮子），认为是本土形象受外来因素影响相互融合后“翼化”的产物。实际上戚家村墓中的传统神兽龙、虎之类确有翅翼，但是来自西域的狮子却不带翅翼，所以戚家村的天禄和辟邪可能还不完全属于此类“有翼神兽”。我们认为在戚家村的画像中，反映的仍是以道教四象、升仙和传统祥瑞文化系统信仰为主体的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