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少卿书》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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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向任安，更是向天下人剖白自己所作。在书中，司马迁不仅拒绝了任安所提的“慎于接物，推贤进士”，而且以激愤的心情倾诉自己“广主上之意”的初衷，表达了无辜下狱、交游莫救的悲哀和身遭腐刑、人格受辱的羞愤及忍辱负重、“隐忍苟活”的心情。本文试从其生命意识和发愤著书两个方面，简要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 生命意识 发愤著书

一、前言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在任安因戾太子之事第二次获罪后，向任安，更是向天下人剖白自己所作。在书中，司马迁不仅拒绝了任安所提的“慎于接物，推贤进士”，而且以激愤的心情倾诉自己“广主上之意”的初衷，表达了无辜下狱、交游莫救的悲哀和身遭腐刑、人格受辱的羞愤及忍辱负重、“隐忍苟活”的心情。有人说：“中国古代有二十四史，《史记》之外的二十三史捆在一块儿，也比不上一部《史记》的分量，因为那是司马迁用血泪和生命铸就的。”那么，《报任少卿书》亦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书信，而是由血泪凝成的心路历程。

二、生命意识

面对“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局面，屈原选择自沉汨罗，以死殉道；面对李陵之祸，司马迁选择接受宫刑，隐忍苟活，用生矢志。一位是自愿走向涅，敢于就死；另一位是超越死亡而生存，以生来回答对死的反思。也许有人认为司马迁乃贪生怕死之徒，因而赖活着。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一代伟人司马迁在面临生死抉择之时，为何会选择隐忍苟活呢？毫无疑问，李陵之祸从根本上改变了司马迁的价值观。“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若生，“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则只能身遭腐刑，成为刑余之人。“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迁不甘、也不愿。在如此两难的情况下，司马迁终于冲破了道德的束缚，确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卓越生死观。故司马迁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至此，司马迁冲破了传统的荣辱观，选择隐忍苟活，完成未竟之作，实现其生命价值。所以，当任安希望司马迁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时，司马迁选择了拒绝。身遭宫刑前后的司马迁可以说是判若两人。此时，司马迁的心思已经不再是“求亲媚于主上”，而是“发愤著书”。

三、发愤著书

1. 何为“发愤”

“发愤”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这里，“愤”是指“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是指“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不启”“不发”是孔子自述其教学方法，必须受教者先发生困难，有求知的动机，然后去启发他。这样，教学效果自然好些。而屈原在《九章・惜诵》中也曾提到过“发愤”一词。“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里的“愤”就不是孔子的“心求通而未得之意”，而是指自己的心中不明，而“发”也不是孔子的启发，而是抒发之意。可见，屈原在这里是有意改变孔子“发愤”之原意，结合自身被放逐的经历，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显而易见，司马迁的“发愤”是直接继承屈原的思想的。

2. 为何“发愤”

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以前，言“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面对李陵败降一事，司马迁的出发点并非为李陵辩解，而是看到“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然“明主不深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他无可奈何，只能选择隐忍苟活，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发愤著书”上。

3. 发愤著书的意义

对于司马迁来说，“发愤著书”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发愤著书，完成《史记》，是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遗愿。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因此，“发愤著书”不仅是司马迁作为史官的职责，更是父亲的遗愿。其次，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所以，发愤著书更是司马迁余生的最大目的，也是其唯一目的。司马迁的“大质亏缺”可谓是刻骨铭心，故而只能通过“发愤著书”来汲取生命的力量。最后，发愤著书也是司马迁实现生命价值，扬名于后世的唯一途径。作为中国传统士人、知识分子，司马迁理想的生活道路是“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而此时的司马迁已经是一个刑余之人，“身残处秽”“大质亏缺”，他没有资格立德，没有能力立功，唯有立言而已。“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司马迁即使用自己的生命，熬干心血，也要完成不朽之作《史记》的创作，完成父亲的遗愿，实现自己的价值。

四、结语

司马迁虽身遭腐刑，人格受辱，却“隐忍苟活”，完成了其名山事业。他的精神必将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司马迁.报任少卿书[M]//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