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话语建构中的空间焦虑与故乡生命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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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故乡话语系统的建构过程中，空间焦虑是话语运作的驱动力。从离乡者的视角看，故乡因启蒙话语的渗入呈现出以吃人为内质的囚牢模式；从在乡者的视角看，则体现为人要进入群体中而不能的阻隔模式。鲁迅以此空间形式营造了故乡与鬼域的同质性。同时，空间焦虑也是话语主体的精神本质。以还乡、寻路的空间焦虑呈现着话语主体的分裂和整合。它实质是鲁迅流寓者身份的言说形式。
[关键词]空间焦虑；故乡话语；囚牢模式；阻隔模式；流寓者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15）05-0094-07
在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故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言说立足点。故乡是鲁迅启蒙话语的观照和言说对象，也是鲁迅流寓者身份确立和挣扎的空间、精神参照物，是鲁迅生命体验言说的出发点。它作为鲁迅体验与言说的中枢，辐射出鲁迅话语的基本语汇。于是，故乡成为鲁迅的核心话语点，围绕着这个核心，在不同层次和空间内部形成一种聚集力量，衍生出一个独具鲁迅气质的话语的场域，其中蕴含着鲁迅话语的言说实践和规则。显然，鲁迅的故乡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域背景或者稳定的空间意象，它的内部既凝聚和衍生着意象、主题、意志，又存在着不同层面的话语的生成规则。在这一话语建构的过程中，空间焦虑内化为主要因子，支撑着故乡话语的成型，甚至决定着这一话语的走向。
鲁迅的小说中，主人公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场域中。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说：“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她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李欧梵不但注意到鲁迅对于空间的关注，也指出鲁迅作品中的空间建构是以他的故乡为模本的。鲁镇、S城、未庄、平桥村、咸亨酒店、一石居、茶馆、社庙、土谷祠……当我们将这些地理空间并置的时候，凸显出的正是鲁迅话语的一个现实观照点：故乡。鲁迅小说的展开几乎统统依赖于这个以故乡为原型的世界。这是鲁迅故乡话语的初步生成，即作为原型存在的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故乡。它作为小说主人公们的活动背景存在，是鲁迅作品情境建构的出发之处。
鲁迅以密集的空间概念建构了原型故乡的同时，又赋予故乡以内核性的人格，诸如畸形、荒凉、冷漠、残忍、阴暗，生活其间的民众掣于“吃人、观赏吃人、被人吃”的网罗不能自拔，也不自知。这一生存网罗即是故乡自身的人格和生命特质，其实质正是故乡民众的群体性人格。在鲁迅的文本世界中，故乡因为内部众人的群体性人格叠加而有了自己的生命人格，它以自身的生命质与内部主人公们并置为小说的言说对象，从而发出了自身的话语。鲁迅故乡话语的建构过程，实则也是故乡这一空间参与叙事与言说的过程。故乡如何以地理空间意象成为文化建构、价值体系建构的中心，又如何作为文化、价值参照实现言说者自我身份的确立，是本论文要探讨的问题。
故乡作为空间概念，有着自身的层次，它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是密布着权力关系和价值秩序的社会文化空间。人与空间的关系，人在空间的生存，成为鲁迅故乡话语的着力点。而其间触目惊心的是鲁迅以及他笔下人物的空间焦虑。即，人与生存空间（故乡）不能相容，不能和解的紧张关系。对空间焦虑的直接言说在鲁迅的小说中不胜枚举：
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狂人日记》）
太大的屋子四周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明天》）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故乡》）鲁迅笔下的主人公们，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阿Q、疯子、吕纬甫、魏连殳，几乎无一例外地生存在这逼仄、气闷、秩序环绕、人情冷漠的世界里，时时感受到来自这一空间的威逼和压迫。每一个人身上都带有不安和焦灼感。鲁迅的关注点始终在这些封闭空间内部主人公面临的焦虑。这一以焦虑为核心的关系结构和感受结构就是鲁迅故乡话语的精神本质，也是故乡从地理意象上升到群体性人格象征的内在话语机制，并且暗示着鲁迅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把握方式。
一、整体上的“囚牢”模式
鲁镇之于祥林嫂、未庄之于阿Q、吉光屯之于疯子、咸亨酒店之于孔乙己、S城和寒石山之于魏连殳……都是一种围困力量。不管物理空间如何转移和置换，始终没有摆脱这一逼人的“囚牢”模式。在这种人与故乡空间的关系中，空间是先在而主动的，人是被动的；空间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是被评判和规约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众人的调笑中沦为笑料，祥林嫂是鲁镇人注视中的“陈旧的”，疯子和狂人更是被真实地囚禁在祖屋和社庙里……他们始终处于以囚牢形式出现的空间里，被围困而无力挣脱。故乡就是通过这种令人窒息的囚禁实现对于内部人众的虐杀。这些小说的内部，都传递出黑暗、冷漠、残杀、耻笑、死亡、孤独等体验，糅合的焦灼感在文本中发酵、繁衍、变形、演化。正是这种内在的空间焦虑的影响，故乡在言说过程中演化为鬼域：故乡一社会空间（等级、秩序和文化空间）一牢笼一地狱，通过焦虑情绪的传递，以一系列空间意象的相互置换完成空间概念和空间性质的相互指涉，最终使故乡与鬼域成为同质同构的空间概念。
鲁迅的故乡话语内部，首先突出的是实有的空间，鲁镇、未庄、S城、社庙、祖屋、酒馆、山村、土谷祠，甚至花轿、坟、棺材，鲁迅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充满桎梏感的意象，以这些具体而封闭的空间营造出逼仄的“无法呼吸”“艰于呼吸视听”的空间感受，正是这种逼仄产生的焦灼感，将实有意象不断置换为感知意象，从而将具体空间意象变形化，无数涌现的空间意象以一种内在的同质――焦虑――无限推演下去，衍射至不同权力控制的空间内部，渐次演化成了“高墙上四角的天空”“铁屋子”“地狱”“非人间”“无物之阵”“独头茧”“人肉筵宴的厨房”，甚至“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至此，实有的空间意象经由感知意象的中介，进入到以囚牢为形式、以吃人为内质的象征性意象。从空间对人的囚禁，最后到空间对人的虐杀和吞噬。故乡与鬼域的同质性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意象的置换完成的。这一话语规则是：故乡=地理空间=社会/秩序空间=牢笼=吞噬/吃人=地狱。而从实有的空间意象到感知意象，再到象征意象的转换契机，正是空间焦虑。在这种言说规则中，空间焦虑内化为叙事的主要因子，故乡经由这一因子的内在运作，最终变成鬼域。这一内核性质的感受结构成为故乡与鬼域之间转换的核心规则，并支撑起故乡的生存、文化景观。
故乡的囚牢本质和无形杀伤力作为故乡话语的显在层面，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从叙述者的角度呈现出来的话语，是将故乡作为启蒙对象的空间想象与空间重建。鬼域故乡的建构与启蒙话语的建构是同步的。我们注意到，鬼域故乡的言说者为空间之外的人，他是冷眼旁观者，也是故乡的异己者。即叙事者与故乡的对话关系中潜藏着一个“文明世界”（理想世界）作为参照，故乡成为鲁迅话语中的“他者”。叙事者与其所在空间的距离感使得他建构的这个众鬼喧嚣的空间成了与他异质的存在，启蒙话语正是经由这异质性提供的言说角度进入到故乡话语系统中。
在“我”这一带有启蒙者眼光的归乡者不出现的文本中，唯有狂人、疯子和夏瑜这种脱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叛逆者，能够跳出生存的空间看到故乡的囚牢性。狂人和疯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以他们的非常态的生存方式和话语方式在故乡话语内部打开非常规的感受维度。这种观察视角和感受维度是故乡自身无法自发出现的。因为故乡话语背后，是文化范式的规约。狂人和疯子的疯言疯语正是以打破规约的方式撕开这密闭的空间的一角，他们不断警示着人们存在场域里的危险性。夏瑜更是对阿义说“可怜”，他们都因为反常规性而获得与故乡的距离，而同时，狂人被关在祖屋里，疯子被关在社庙里，夏瑜被关在大牢中。他们的身份特征使他们在体验世界里将故乡与监牢这两个意象进行并置。从这个层面看，囚禁意象的设置就具有对故乡整体的象征意义。主人公因为疯癫或者叛逆而获得即使身在故乡也并不属于这一空间的特点，鲁迅反复将这“不在场”身份与囚牢意象并置，实则将囚牢模式的发现纳入到启蒙话语的框架之下，于是，囚牢意象不仅仅是故事事件的呈现，而且是作为一种感受结构去进行意象之外的故乡人格的想象和故乡话语的建构。
二、内部的阻隔模式
如果说囚禁是从叙事者的启蒙观照中生成的故乡话语，那么对于故乡这一“囚牢”的在场者（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而言，故乡又呈现出不同的意味，这一层次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感受结构是阻隔，其内核是被拒斥感。焦虑不仅仅是来自空间的压迫，还来自于人无法进入空间内部，与空间始终隔膜。鲁迅故乡话语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一阻隔模式推动的。《祝福》里祥林嫂的故事对于叙事者“我”来说，是“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由这种整体观照的角度，祥林嫂的一生是被囚禁、被围困的一生。然而推动着这些断片构成小说的内在驱动力，却是由祥林嫂的角度感知到的阻隔以及祥林嫂想要冲破阻隔进入到这个空间的努力。《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呈现出的阻隔是以曲尺形的柜台将人群分割开来，对于内部的众人而言，取笑孔乙己，成为他们联合一气的途径，他们借此获得一种稳定的团体感或者安全感。孔乙己难堪的失语状态说明他与鲁镇文化空间的疏离。“穿长衫”却只能“站着喝酒”，则意味着他在任何空间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永远游离于空间之外的焦虑成为孔乙己身上的标签。
如果说从叙事者的角度，以“囚牢”模式展示了故乡在话语中如何变成鬼境，那么，在这个话语层面上，令人触目惊心的则是，故乡内部的人如何变成鬼卒。其内在的话语运作机制是空间焦虑迫使下的人的本能挣扎。这种焦虑的运作过程体现的是无数的个人拼死向着群体靠拢。于是，这一层面上的故乡话语沿着这一规律言说和深入：乡民=空间中的人=认同秩序和规则的人=被空间驯化的人（被吃者）=排斥秩序之外的人（吃人者）=鬼众。
以《祝福》为例，祥林嫂的一生浓缩在几个空间之中：鲁镇（初到）、贺家ィū黄雀募蓿、鲁镇（被看、被嘲笑）、阴间（想象与恐惧）。初到鲁镇，地理空间就在四叔的皱眉中成为文化、秩序空间，她做的唯一的努力就是拼命干活以获得认可，进入到这个空间内部；贺家ナ恰吧钌揭ァ保象征着空间的隔绝，祥林嫂由改嫁被隔绝在鲁镇社会空间之外，她以死抵抗的心理动因，其实正是她对于所在的社会空间秩序的认同和恐惧；阿毛被狼吃，将她再次送到鲁镇，阿毛的被吃，正是祥林嫂被吃的隐喻，而祥林嫂看到的却不是这个空间的吞噬性，她以不断重复阿毛的故事来获得这个空间的同情和接纳。即便这个空间以注视、鉴赏、嘲笑甚至防备形成密不透风而无法打破的囚牢，她所做的努力也仍旧是捐门槛以期得到救赎，重新获得鲁镇人的接纳。祥林嫂自始至终感受到的，都是阻隔，而不是囚禁，她的所有努力，也都是为了获得空间内的立足之地，而从未想过冲破这个囚牢。
同样，那个虽然满口“之乎者也”却拼命想要与人交流的孔乙己，希望短衣帮对他接纳，结果却是“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那“排出九文大钱”的孔乙己则是以这样“阔绰”的一个举动，想要进入穿长衫的群体。同理，阿Q渴望姓赵、欺负小尼姑，也都有一种打破阻隔，期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意愿，也因此，他的革命梦想不是打破铁屋子，冲决出去，获得新生，而是意味深长的“同去同去”，他要的不是“去”，而是“同”。可以说，阿Q的所有生存意志都是进入而不是逃出秩序空间。
我们站在叙事者的角度看到故乡由实有空间渐渐演化为社会空间、牢笼、吃人场、地狱。但这个言说层次中的主人公们却个个茫然而恐慌，他们看到的不是铁屋子，而是阻隔，是“高墙”“厚障壁”……被拒绝的焦虑指引着他们去迎合这个空间内部的所有规范，以此获得自我身份、价值的重构。乡民甘愿被这一空间驯化，其目的是要寻找到自身在这一空间中的位置。正是害怕被空间排斥的焦虑促使他们变成空间的认同者和维护者。于是他们成为相互敌视、防备、既是吃人者也是被吃者的鬼众。故乡这一空间既规约了其间的乡民，使他们成为鬼卒：同时，鬼卒们也不断支持、维护和加强这种空间的压迫力量。于是，经由这种规约与支持的互动，鲁迅在故土言说中营造了人间炼狱，主人公们统统变成游魂。
虽然都有在空间压迫中的焦虑，但在乡者与离乡者（叛逆者）在面对故乡时感受到的自我与空间的关系结构完全不同，其根源在于，个人性的有无。离乡者因为与故乡的距离获得了观照故乡时的整体性视角，带有启蒙视角的离乡者首先关注的是个体与故乡整体的关系。因而他感受到的是自我与空间的对立，以及空间的围困。对于在乡者来说，他们人格中的“自我”、“个人”是缺席的，而甘愿作为鬼卒生存，以此在鬼境中获得立足之地。以狂人为代表的挣脱空间束缚的个人，是以从群体中抽离的方式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甚至是自我的价值和道德上的崇高感。而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在乡者则是通过不断地将自我放置到群体中这样的努力来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对于在乡者而言，他们惯于以适应空间规则的方式获得存在的舒适感。这一层面上的空间阻隔，指向的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生存的困惑，即人的离群的恐惧。鲁迅这一步走得比囚牢模式中的启蒙观照还要深远，他直接超越了对故乡或传统中国的文化和伦理审视，而直接进入一种现代感知和追问，这一追问针对的不仅仅是生存形式，还是进入到生存逻辑本身的困境：人对于群体的依附所造成的存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