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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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书柜，无意间掉出一只信封。里面装的是已故散文家苇岸的短信，讲述他读托尔斯泰关于乡村问题的感想，说他准备周末进城，不知可否见一面。他住昌平，我在六铺炕，相距60多公里。上世纪80年代的联系就是这样，大多靠信件。电话还是奢侈品——某种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单位里的电话看管甚严，私用不方便。

写信，发信，等信，回信，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个外省青年的核心精神活动。人到哪儿，信到哪儿。所以，见面要问对方单位、地址和邮政编码。那时候，跟家人的联系就在一张薄薄的书信上。一来一回，就得七八天甚至更长时间，从发出家信到接到回信，做儿子的那颗心就悬在空中。时间和距离，在那时候是真实存在的阻隔。关山万里，望穿秋水，描述的就是相互思念的状态。

父亲写在信纸上的那些简单的话，慰藉着涸的心。弟弟妹妹的信，让我感到他们的成长。从家里来的是叫人放心的信息。给父母写信，其实颇费思量。孤独，苦闷，自然不能说，真实的生活也不能写，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供出来的大学生儿子，住在地下室里，每日和那些出差的人混在一起，心里一定会惦念儿子的安全。至于对前程的忧虑，担心女朋友变心之类状况，那就更不能下笔了。报平安，寄钱，问安，这几乎是全部内容。

我第一次领到五十块钱工资，把簇新的人民币揣摩端详了半天，才放进钱包里。然后，第一时间跑到西四邮局，给家里汇去三十元。这是我的毕业汇报，我把汇款收据仔细装进口袋，拍一拍才放心离去。

写信经常产生误会。大三时，不知从哪儿看到一篇文章，鼓动年轻人与父母交朋友，我效仿写了一封家书，父亲龙颜大怒：父子就是父子，朋友是朋友，混淆不得。信易于产生错觉，以为文字呈现活生生的人，娟秀的字迹，温婉的话语，常常弄得人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就做起。

最盼望的是上海女友的信。看到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信封，心就“噗通”跳动起来。读她的信，得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琢磨了再琢磨，品味了再品味，要从每一个用词里捕捉对方心底里的东西。给女友写信，必须等下班后，关上门，挥笔抒写自己压抑不住的感情。我的心儿在上海，在上海啊。

至于朋友同学之间的信，那是可以拿出来念给同事的，里面有对时局的看法，对人生的思考，读来轻松，有的让人如沐春风。发信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给女友的信，喜欢写“亲启”，落款必有“内详”，生怕邮递员轻慢了。从砖塔胡同56号出来，一路哼着邓丽君的靡靡小曲，走向邮局。那时，信件往来有规矩，写好信，得敞着口，等服务员揣摩无违禁品，称毕重量，才能封口。用唾沫润湿邮票背面，端端正正贴在邮政编码下方，往邮筒里轻轻一丢，心也就飞走了。

最不能得罪的便是单位里的收发员了，他是大家不得不喜欢的人，也是大家最害怕的人，因为他会带来令人痛苦的消息。大家都会不时送他一点东西。退伍军人出身的他，也很乐于享受自己拥有的权力，对几个头头恭恭敬敬，其他人可就区别对待了：关系好的好声呼唤——有信，不待见的则瓮声瓮气——拿信！午后的六铺炕大院，回荡着收发员喜怒无常的叫声。

那个年代，最怕哪一天突然收到一个厚信封，因为里面极有可能装满了你写给某个友人的信，这往往意味着你们之间的一切都宣告结束了。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人在烧信，痛快地在公厕里燃了，然后一踩开关，“哗”的一声告别了友情或爱情。也有感情细腻的，会在院子里的柳树下毁灭记忆，然后挖一方浅坑，把灰烬埋在里面。那个时刻，夕阳含悲，主人脸上一定挂着几颗晶莹的泪珠。

苇岸辞世近13年了，他留下了薄薄一册《大地上的事情》，也可视为他写给这个世界的情书。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