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斋占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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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绳祖，人称“学斋先生”。在南宋后期的四川地区，是一位较有名望的学者。其著作颇丰，有《周易古经传断》、《学斋类稿》、《孝经集解》、《学斋占毕》等十余部，《学斋占毕》是他仅存的一部著作。此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百家之学皆有涉及，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且带有考证性质的学术笔记。

[关键词]史绳祖；《学斋占毕》；易学

《学斋占毕》是史绳祖撰写的多部著作中的一种，全书四卷，共一百十九个条目，是一本带有考证性质的学术笔记。该书问世以来，历来少人问津。但其内容丰富，涉猎之广，确有颇多可采之处。下文中，笔者试从写作缘起、版本、流传、后人评价及主要内容等多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一初步的探讨。

一、《学斋占毕》写作之缘起

“占毕”两字，出自《礼记・学记》，“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郑玄注：呻，吟也。占，视也。讯，犹问。简谓之毕。讯，犹问也。意为“现在的师自己不知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以教人，多其问难。”孔颖达疏为：呻其占毕者，此明师恶也。言今之师不晓经义，但诈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1]（p267）此句是用来批评那些不遵教学规律，一味强调念诵书本，知识灌输的老师。

其实，“呻其占毕”就是读简书，史绳祖借用此句，着重强调在典籍的反复诵读中得到学问的体会，以循治学之道，这是学者所必务之正道，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书如其人，史绳祖在治学过程中，也是积极致力于此的。（1）

从《学斋占毕》的自序，可以清楚的看出史绳祖撰书之缘起及其治学之道：

昔人有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又有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此则《礼经・学记》之呻其占毕而多其讯也。君子之学，思则得之。故《中庸》谓博学而谨思明辨。语亦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余少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凡读书有疑，随即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质之于师友而不谬也。则随而录之，积久成编，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弃。盖预告诸同志而共定之也。故裒为一编，命之曰《学斋占毕》。览者亦可见其愿学之劝，读书之不详，不为苟且以自慊也。其或矜其伪舛而忠悔之，尚毋金玉其音。[2]（p1）

门人郭困的跋语中也提到：“学斋先生无书不读，读而有所疑则思，思而有所得则录。名之曰《学斋占毕》。所以惠后学者至矣。”[2]（p1）

史绳祖治学“蚤夜以孜孜，凡读书有疑，随即疏而思之。……则随而录之，积久成编”，其严谨与勤奋，可见一斑。此书的写作，皆是其学术实践过程中反复的质疑、思辨、积累之所得，并逐渐成篇的。

二、《学斋占毕》的著录、版本及流传问题

（一）《学斋占毕》的著录

此书《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仅有《千顷堂书目》著录有“史绳祖《学斋占毕》四卷”。[3]卷十一有两部丛书辑录此书，分别为元代陶宗仪的《说郛》，[4]（p1-5）以及明代商的《稗海》。[5]（p1119-1230）可见，此书历来是受到的关注不多。

（二）《学斋占毕》的版本与卷数

《中国丛书综录》提到了该书的四个版本：百川学海（包括咸淳本，以及影印咸淳本的弘治本及其影印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嘉庆本、影嘉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还有两个辑录本，分别是上面提到的《稗海》本与《说郛》本。[6]（p1021）何忠礼的《中国古代史料学》提到了这四个版本。[7]（p150）《学斋占毕》的版本都只有一个来源，即百川学海本。

以下为《学斋占毕》版本系统示意图：

■

在史绳祖的墓志碑文中提到：“《占毕》五卷。”[8]（p49）而今本只有四卷，是否可以判断该书今本已非全帙？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尚不能轻下断言，暂且存疑，但笔者倾向于，此为卷帙的划分差异所致。试看百川学海本《学斋占毕》，卷三卷首标明条目为35则，可仔数却只25则。卷二末尾言“第二卷至四卷宋本缺以明弘治年华氏翻宋本重校模补”。[9]卷二看来“明弘治年华氏翻宋本重校模补”的《学斋占毕》是有缺漏的，将25条误数成35条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提到，他曾有《学斋占毕》残本两卷，为宋旧钞本。“余收此丛书堂钞本《学斋占毕》残本两卷，藏储箧中久矣，苦无善本钞足。”[10]（p131-132）又言周香严有不全宋刻，“往访周丈香严，云有不全宋刻，假归手校。”还有顾广圻的旧钞足本，“顷友人顾千里从扬州归，携得古书几种相质，有旧钞足本，取而互勘，行款已不同，知非同出一源。”[10]（p132）顾广圻在他的跋记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序及第一卷半页，荛翁以香严书屋所藏残宋属补足，时方小病，腕力孱弱，未能求工也。越十日装成重观，因记。”[11]（p338）顾广圻所补的旧钞本，也是四卷。可是黄丕烈取顾本与周本校勘，觉得周本多于顾本，似出于同源。可是就连黄丕烈这样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家，也无法判断两种本子谁为源谁为流？“复取顾本校，多与周本合，用墨笔识之钞本。顾、周两本似出一原，而周本有不同者，皆出后人剜改，又与此本合，未知此本照周本录出，抑周本反据此本改之？古书源流甚是难考，聊笔之以志同异。”[10]（p132）

综上，《学斋占毕》卷数的不同，很可能是卷帙的划分差异所致，今本四卷应无问题。

（三）《学斋占毕》的流传问题

上文中，已探讨了《学斋占毕》的版本及卷数问题。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一下《学斋占毕》的流传问题。

自《百川学海》在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左圭辑刊后，陶宗仪、商都曾辑录刊印过该书。接着，明代方孝孺写过《书后》，可见方孝孺也曾仔读过此书。清代四库馆臣撰写此书提要时，《学斋占毕》用的是通行本，可见此书应刻印不少。后来，钱大昕也曾细读过此书。[12]（p325）不过，对此书的流传，贡献最大的是黄丕烈，上文已经提及。

同时，从藏书章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该书流传的一些情况。

在百川学海本《学斋占毕》，史氏自序后，有黄丕烈的藏书章。[13]（p149）

分别为：

■“黄丕烈印”■“宋廛拾补”

卷一末，还有李盛铎的藏书章：

■“木斋审定”[13]（p149）

陶湘的藏书章：

■“曾在陶涉园藏”

第二卷末，还有陶湘的藏书章：

■“涉园补钞”

综上，以上诸人都对该书进行过拾补、整理、校勘或是收藏。这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斋占毕》的流传情况。

三、《学斋占毕》的性质及其后人评价

（一）《学斋占毕》的性质

《学斋占毕》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被列入子部，杂家类一（杂学）之中。《总目・子部》总序中言“杂家类”，“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摭菁英。故次以杂家。”《杂家类・序》中也说：“杂之义广，无所不包。”[14]（p769、p1006）从四库馆臣的对该书的分类及其所涉内容来看，此书是一部带有考证性质的学术类笔记。

带有考证性质的学术笔记，缘何会在宋代出现并得以发展？

这与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有关，而宋代历史考据学兴起原因是复杂的。（1）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宋代考据笔记是宋代考据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重要载体，且这类笔记多出现在南宋以后，《学斋占毕》的出现与这一学术趋势的发展是吻合的。

南宋考据笔记的兴起，有其历史成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考据笔记的发展与宋代学术的发展关系密切，这也是宋代考据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其次，赵宋南渡后，不少史家刻意搜集保存中原的文献，用来整理考订，撰写史书。再次，宋代的科举制度重经义策论、学校制度、书院讲学十分发达，文人在治学过程当中一有所思所得，心得体会，就会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史绳祖在《学斋占毕》的自序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思：“蚤夜以孜孜，凡读书有疑，随即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质之于师友而不谬也。则随而录之，积久成编，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弃。盖预告诸同志而共定之也。故裒为一编，命之曰《学斋占毕》。”最后，物质条件的改善，活字印刷术的普及，也使平日不为人注意的点滴积累得以刊印。史绳祖尚不算著名学者，当时也有十多种著作刊行于世，就可想见其他著名学者的刊印情况了。略析考据类笔记兴盛之历史原因，可以对本书产生的社会与学术背景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2）

（二）后人的评价

明代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在《书后》一文中称赞史氏“笃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异也”，并感叹“甚矣乎，其为多思也！”但也提到了该书的一些不足，“至于考索，可喜者虽有之，而谬误亦闻见焉，岂所谓知者过之者邪！然其异于世俗之蒙瞀，拘锢于已然之成说，而漫不致思者，亦已远矣。况其该博于载籍，索之惟恐不致，盖亦难能之士也。”[15]（p613）不过，方氏对该书大体上还是肯定的。

《四库全书总目》对《学斋占毕》的评价为，“是书皆考证经史疑义。其中如《君子怀刑训刑为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训与为许》，以《凡事物之九数皆为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黄庭坚诗讥苏轼之类，皆失之穿凿。如讥杜预注《左传》误称逸书，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谓市井字出后汉《循吏传》，而不知本出《国语》；谓双声诗始姚合，而不知先有齐王融之类，皆疏于考据。然其他援据辨论，精确者为多，亦孙奕《示儿编》之亚也。”[14]（p1023-1024）四库馆臣对此书评价有褒有贬。贬者，言其“失之穿凿，皆疏于考据”。褒者，言此书“援据辨论，精确者为多，亦孙奕《示儿编》之亚也”，颇为中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胡玉缙先生的案语对《学斋占毕》的疏略进一步补充道：“《大戴礼》虽列十四经，然杂取《家语》分析为篇目，尤为无识，《家语》，王肃伪撰，马昭、颜师古已论之，近范家相《辨伪》，孙志祖《疏证》诸书，抉摘详尽，乃不以为《家语》窃取此记，而以为此记杂取《家语》，盖与讥杜注误称《逸书》同一纰缪之甚者。”[16]（p942-943）

笔者认为，胡玉缙先生的评价有失偏颇。关于《孔子家语》这部书，马昭并未说《家语》为王肃作伪，而是认为是王肃所增加的，颜师古认识到唐本与汉本《孔子家语》的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提出为王肃作伪，而第一个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人是南宋的王柏。王柏（1237-1274），从其生卒年代看，与史绳祖为同时代之人。试问，史绳祖怎么可能知《孔子家语》是王肃作伪之书呢？胡玉缙先生用后人已知《孔子家语》作伪之结论来纰缪前人，实在有些不太妥当。况且现代学者已经利用出土文献证明《孔子家语》非王肃伪造，且已成定案。仅凭此一条“纰漏”讥史绳祖“尤为无识”，笔者觉实无法成立。（3）

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也提到了该书。[17]（p325）钱大昕写下此条，可能是他认为相关内容颇有价值，故而做了该条摘录。

最后，清张海鹏在《学津讨原》本《学斋占毕》的跋语中评价道：“是书为考证经史疑义为多，《汉鸠雀辨》一条，不如《宋景文笔记》所辨较为精核，其他亦闻有凿处。然覃思研虑，积久成编，呻其毕，而多讯学问思辨之功。可谓勤矣。有裨后学，岂浅鲜哉。”[2]（p1）可见，张海鹏对其书的评价还是较高的。

综上，对《学斋占毕》的评价，历代褒贬不一。虽有“谬误穿凿”之处，但大都提到了它“考证经史疑义”的学术价值。

四、《学斋占毕》的主要内容

此书分四卷，每一卷分若干个条目，每一条目下，有一定字数的考辩或评论，长短不一，长则几百言，短则十数言。全书共119个条目。第一卷，38条。第二卷，36条。第三卷，25条。第四卷，20条。该书诸条目编次无一定系统，应是作者据条目撰写的前后逐篇编入的，故所述内容颇为杂博且不成系统。其内容以易学为主，兼及考证名物、历算天文、章句辨析等方面。

以每卷基本内容分述于下：

第一卷：以对诸经考辩为主，主要包括《书》、《易》、《诗》、《礼记》、《论语》等。涉及《易经》的，有《易太极两仪生四象而不及行太极图先五行后四时》、《士居中央王于季夏之后》、《无极而太极即易有太极》等十六条之多。第二卷：以杂考类（名物、训诂等），考辩史事（史书内容、典章制度等）为主。主要有《孔子诔》、《成王冠颂》、《麦秀之歌》、《龙蛇之歌》、《晋志之误》、《铜鼓始于汉》、《汉唐史取代之文以为赞叙》、《中书檄词当始于唐人》、《唐给事中草制学士不草制》、《折梅遣使始于诸发不始于陆机》诸条。第三卷，第四卷：包括杂考、史事考辩、诸经考辩等内容，仍以《易经》为主，有《天大于地而包地》、《天地节而四时成》、《大过本末弱既济六爻失位》、《乾元用九天下治》等条。

从条目涉及内容，撮取重要条目简述如下：

在易学上，《易太极两仪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极图先五行后四时》一条中发明了《周易》五行之义，并认为《易》本论五行。“《易》是《河图》数四十五，土无成数，五行不备，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数备，为《洛书》数，故《洪范》初一曰五行是也。《易》虽无五行字，而‘五位’字即五行也。”[2]（p1）史氏由此弥合了周敦颐《太极图》言五行而《易》不言五行的矛盾，并认为《易》言太极、两仪、四象，不明言五行，乃‘言其体’，而《太极图》言太极、两仪、五行、四时乃言变化之妙用。《儒释老之异》一条借用《易经・系辞》中所提到的“生生之谓易”，认为“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极用功处。易者，变易也。所谓生生者，变化无穷，生生不息。”而“道家者流乃谓修证长生，若使人皆长生而不死，物皆长存而不亡，则一气之消息盈虚灭矣，势无此理也。而释氏又谓证无生，使天下皆绝生意，人人物物，块然如死灰稿木。岂有是事哉！”[2]（p19）本条史绳祖阐发义理，借《系辞》中语，批评当时儒者不循正学而溺于释道异端的行为。同时，他也从理论的高度，深刻的总结、批判了儒释道三教之别。

在儒家经典、经义阐释方面。史绳祖对四书五经都反复阅读、推敲，并从中找出问题。比如对《中庸》中“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史氏认为：“以文理推之，当是脱一“不”字，盖指言“为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学》第六章：‘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其不善而着其善。’《大学》卒章‘彼为不善之小人’，是盖复第六章‘小人为不善’之辞，亦犹《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亦以复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语耳。”[2]（p19）此说颇有道理。他还对《论语・子罕》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句做了新的解释。一般传统的解释为“孔子很少谈到利、命和仁”。然《论语》一书中所载孔子言“仁”处实在太多。如按此解释则与《论语》的实际内容产生了显著的矛盾。史绳祖在《与命与仁别句》条中将此句断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2]（p13）即孔子很少谈到利，却赞成命与仁。这个断句对后世研读此句影响颇大，虽然此句理解历代多有不同，但却是史氏首先提出的。[18]史绳祖还提出了“十四经”这个概念。《成王冠颂》一条，“《大戴记》一书虽列之十四经，然其书大抵杂取《家语》之书，分析而为篇目。又其间《劝学》一篇全是荀子之辞，《保傅》一篇全是贾谊疏，以子史杂之于经，固可议矣。”[2]（p64）虽然，此提法非史绳祖首创，但目前看，在南宋的文献中再无第二人提及。[19]

在考证名物方面。《煎糖始于汉不始于唐》一条，他最早怀疑蔗糖制造起于唐代之说。“《老学庵笔记》其中一条云：‘简人茂德，博学士也，言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凡唐以前书传言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闻人固不足责，老学庵何至信其说而笔之。余按宋玉《大招》已有柘浆字，是取蔗汁，已始于先秦也。前汉《郊祀歌》，‘柘浆折朝酲，’注谓取甘蔗汁以为饴也。……其曰糟字，止训酒粕，不以训糖，何可谓煎蔗始于太宗时，而前止是糟耶。余故引经注汉传而证其误云。”[2]（p68）《常仪常娥之辨》条，史氏明确否定嫦娥奔月后化为蟾蜍之说，颇具批判求实精神。“余笑其岂有人而变为蟾蜍之理？假如其说，而化为蟾蜍，则蠢尔何形容。尚乌得为月中仙乎？其后王充《论衡》及谢庄《月赋》、《后汉书》注承讹因陋，盛赞素娥之美；至明皇游月宫而怪妄极矣。”[2]（p45）

在考史方面，有《因古碑辨后汉建武中元四字年号及永熹年号以正史传之误》等，利用碑刻史料，对西汉冲帝“永熹”这一年号进行了考辩。[2]（p49）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版本著录、卷数、流传、后人评价等几个方面问题的初步探索。可知，《学斋占毕》的版本系统也相对简单，版本源流发展比较清晰。该书历代著录虽是不多，但从四库馆臣所纂的提要以及方孝孺、钱大昕、张海鹏等名家对它评价来看，此书也非毫无价值，确有诸多可取之处。

从该书的写作缘起、主要内容论述看，史绳祖治学严谨与勤奋，为学博杂，遍及经史子集百家之学。涉猎范围包括易学、名物训诂、考证等多个方面，故而该书虽篇幅不大，但内容却是相当广泛。

总之，《学斋占毕》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带有考证性质的学术笔记。

注释：

（1）参考邹志峰：《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文献季刊》，2000年第4期，第118―122页。罗炳良的《南宋史学史》有更详细的叙述。参见罗炳良：《南宋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2―371页。

（2）以上成因之讨论，参考邹志峰：《宋代考据史学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刘宇：《略论宋代的考据笔记》，《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以上论述，参考王玉华：《历代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陈戌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史绳祖.学斋占毕[Z].丛书集成初编本.

[3]黄虞稷.千顷堂书目[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陶宗仪.说郛[Z].北京：中国书店，1988.

[5]商辑.稗海[Z].台北：大化书局，1985.

[6]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何忠礼.中国古代史料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衢州墓志碑刻集录[M].浙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9]史绳祖.学斋占毕[Z].百川学海本.

[10]黄丕烈，潘祖荫辑，周少川点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11]顾广圻，王欣夫辑：顾千里集[Z].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Z].上海：上海书店，1983.

[13]林申清.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14]永：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方孝孺，徐大光校点.逊志斋集[Z].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

[16]胡玉缙，王欣夫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Z].北京：中华书局，1964.

[17]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Z].上海：上海书店，1983.

[18]姚小鸥，孟祥笑.孔子的“天命观”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解读[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1）.

[19]程.南宋以来“十四经”说考述[J].史学月刊，2010，（10）.

作者简介：张绍俊（1989-），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