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记忆――家访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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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十几年了，每当回忆起自己担任班主任时的家访，内心仍是激动万分。

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在北京市顺义县寺上中学教两个班的语文，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校长王元荣告诉我，农民的农活儿忙，家里孩子多，家长没有时间来开家长会，班主任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家访来保持。朴淑云和苏秉秦等老教师给我们这些年轻教师讲家访的要点。

当时，老师是必须住校的，周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后就可以回家了，周日是法定的休息日，周日下午5点前老师必须返校，晚上还要进行政治学习和备课。家访只能安排在周一至周五下午学生放学后的时间进行。

开学后一个多月，家访开始了。我和同年级的老师一起骑车去寺上、营尔等村家访。

来到学生家里，家长炒了一大柴锅花生、端出一大盆白薯热情招待我。出于礼貌，虽然我象征性地吃了几个花生，但学生还是要捧着花生让我接着吃，家长也说：“您多吃点儿！”我坐在炕上和家长聊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和在班里的表现。有的家长当着老师的面就教育起自己的孩子来：“你不要淘气，要尊敬老师，要为集体做好事……”

等我要去下一个学生家时，这家的家长总要问上一句“您认识他们家吗？”，然后嘱咐自己的孩子带老师去，还要看好狗，不要让狗咬着老师。到了下一家，家长依然用大锅的花生、大盆的白薯招待我，还有的家里有枣树的，家长会再端上一大铜盘的枣子来招待我。总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家长都会拿出来。老师结束了家访，家长会满面笑容地说：“老师，您走慢点儿，有时间再来呀！”还嘱咐自己的孩子把老师送到学校。

回来的路上，被家访过的几个孩子和我一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寂静夜幕下的村庄小路沸腾起来。有的孩子给我推车，有的孩子给我提包，有的孩子时不时地拉一拉我的胳膊……那份亲切，那份热情，真是情深意浓。到学校后，我进了办公室，他们才不舍地回去。

家访的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课堂纪律好多了。学生们瞪大了眼睛听我讲课，积极主动地回答问题，写作业时也明显认真多了；课下，他们主动去给我打水，帮我拿教具，看见我时，他们发自内心地绽放自己的微笑。

那时，我二十几岁，年轻气盛，任教之前读过两年师范，读书之前当过几年农村干部。有时我语言粗俗、动作有点儿粗暴，和学生曾发生过冲突，但家长总是尊重老师的。他们批评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跟老师赔礼道歉，而且还要对孩子说：“你再不听老师的话，当心我打掉你的门牙……”最后，我听说孩子还是挨了一顿揍。当时，我还觉得自己没有错。如今想想，家长的做法让我也难为情了，他们的胸怀多么宽广呀！

在那个年代，每一个家长都会嘱咐自己的孩子要尊重老师，为老师、为集体多做事情。我们也常常组织学生到生产队里去义务劳动，班级也进行过互助活动。我和学生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每到周六，王玉美、崔桂明、张淑玲等同学会自发地列队等在校门口，看我骑上自行车回家了后，她们才回去。周日下午，她们会早早地站在校门口等候我，进校后，她们帮我打水、生火，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可惜那时我没有照相机，那些稚嫩的笑脸、活泼的身姿、灵巧的双手、快步如飞的腿脚，都只能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中了。

一年后，我调到北石槽中学工作，领导给我调换了班级。虽然换了一拨学生，但我依然坚持家访，其效果和原来是一样的。

20世纪80年代，我调到北京城里工作，依然教语文，教育对象是中专生。学生的年龄大些了，个子高了，思维能力也比初中生强了，我还是坚持家访。去近处就骑车，去远处可以乘坐公交车，不管学生来自大兴，还是来自房山，我都要带上班干部，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家访。城里的家长也同样热情，而家访所产生的效果还是一如既往地好。

20世纪90年代亦是如此。

2000年后，我到大学专职做学生管理工作，讲课的机会不多了，领导也没再安排具体的班主任工作给我。通讯发达了，虽然学生管理工作基本顺利，但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凭借家长会就可以了，还有与个别家长的面谈交流。没有了家访，我感觉就像脚下没了根一样，走路都不踏实。

我怀念家访，怀念往日的岁月，家访是我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