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与法治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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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完善立法体系，培养公民法律意识，发挥网络运营商的监管作用，拓宽公民的监督权、表达权形式途径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网络暴力”的解决途径。以期营造良好的网络传播环境，充分发挥良性的“人肉搜索”应有的信息交流功能与社会监督作用。
关键词:
一、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
“人肉搜索”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人工参与和相互交流来逐步提纯搜索内容、从而获得精密的搜索结果的一种信息提供机制，在促进言论自由、信息交流、舆论监督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目前随着微博等大型社交互动媒体的兴盛，人肉搜索被滥用的情况日益增剧，其所展现的负面效应已经远超过积极意义。这种狭义的“人肉搜索”初次发生在2001年的“微软某某某”事件，并在2006年的“虐猫事件”中展示了强大的威力并为人所熟知，随后的“铜须门”、“华南虎”等大规模人肉搜索事件不断发生，关于人肉搜索的争议也一直在持续着。支持者认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网络上发言作答则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最为方便、快捷的渠道之一，因此不应剥夺这种声音，而且还要给予其最大限度的保护。而反对者认为，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约束，人肉搜索很容易失控或变质，逐步演化成为网络暴力行为，成为一场“暴民的狂欢”，侵犯被搜索者的合法权益。“网络暴力”这一概念近年来被广泛讨论，但目前的研究大多从传播学、伦理学角度入手。从法学角度来看，这一概念涉及到多个法律部门，在此可将其概括成:网络暴力是指由数量不确定的网民发起与参与的，对于未知的或已知的人物与事件，以虚拟网络为平台，通过具有攻击性、煽动性的言辞对被害人精神造成严重持久的损害。具体表现为谴责、谩骂，编造并传播不实言论，擅自曝光被害人私人信息，对被害人进行电话、短信等方式的骚扰，以及其他严重侵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是一种具有突发性与持续性，危害程度极高的非传统暴力行为。
二、网络暴力的消解与法治文化建设
网络暴力不仅造成了对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侵害，还违背了我国《民法通则》明文规定的公序良俗与禁止权利滥用这两项基本原则。网络暴力行为的本质在于没有把握好自由行使权利与不妨害他人合法权利之间的限度，并由于这种失衡导致了对整个互联网以及现实社会的不良影响。长此以往这种状态必然会对社会法律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任其自由发展下去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目前国际上处理网络暴力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模式，另一种则是以欧盟国家主导的立法规制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应对网络暴力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结合我国国情入手，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治:
(一)加强对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迄今为止我国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尚未制定完整的法律规范，仅以条文的形式存在于一些行政法规之中。这些条文虽然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但对于如何界定以及如何具体进行保护都并未做进一步详细规定。网络隐私权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在网络环境中的基础地位，对其还应专门制定相关的特别法来进行进一步的保护。通过构建隐私权保护体系，对传统隐私权与网络隐私权进行双重保护，这样才能有效的填补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立法空白现状。
(二)培养公民尊重隐私的法律意识。
首先，需要培养公民面对网络隐私权的自我保护意识。例如在网络活动或与陌生网友的聊天中不随意公开自己个人信息;注意甄别网站的信息保护程度，不在缺乏信誉度的网站上填写真实资料等。其次，需要培养公民对于他人网络隐私权的尊重意识。做到独立思考不盲从，在确认事实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不轻信、不传播没有正式来源的消息，对于侵犯他人网络隐私权的言论及时指出并进行举报。
(三)发挥网络运营商监督管理作用。
网站与论坛是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行为发生的背景平台，虽然运营商本身不一定是网络暴力的发起者，但对于任由人肉搜索愈演愈烈最终形成网络暴力，网络运营商难辞其咎。尽管目前从IP地址追踪发帖者的技术还尚未成熟，但加强网站的自律以及加强对网民发言的监督管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人肉搜索极端化。具体可以在网站服务条款中规定，如果出现诽谤、侮辱性质的发言，网站有权在发现后及时、主动地删除相关信息，防止言论扩大。如有必要，信息流动量大的网站可以采取实名制的注册方式，对网民起到一定的提醒与震慑作用。
(四)开拓监督权、表达权行使途径。
目前我国公民行使行政监督权的途径少、渠道狭窄，表达程序较为复杂，民意的反馈程度不高。这些现状都打击着公民通过现实渠道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进而只能在网上对自己认为司法处理不公的人物或事件进行口诛笔伐。所以司法、行政机关都应与公民建立畅通良好的沟通机制，做到审判行政的公开透明化，充分提高公民对案件审判、政策执行的参与程度，形成公民与司法行政机关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和谐局面。在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与表达权的同时，构建良好的互联网环境与社会秩序。
作者：刘怡春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刘德良．网络时代的民商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