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与黑骏马的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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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创作和张承志的早期创作,在风格上可以说是迥异的,一个恬淡哀矜,一个热烈悲怆;一个在行文中几乎零度感情介入,一个却是激越的倾述。然而这样风格各异的作家,却殊途同归,都在根柢上触摸到了生命本质的疼痛。他们的代表作《边城》和《黑骏马》就流露着这种边地情怀。两人都是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都是远离中原文化背景度过的,这样相似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拥有了相通的情怀和姿态。但湘西之于沈从文,蒙古草原之于张承志,并不简单是一种地理概念,更像是一种精神状态,像一个心理梦境。他们都是在用文字寻找并且构筑他们的精神归宿。但是作家们孜孜追求的却是令他们自己也无法释怀的结果:沿着自己的精神之旅上溯,他们几乎是命定地触及到了生命本身的伤痛,他们的探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伤痛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注定要孤独地、深切地体验和诉说生命的痛感和宿命的不可违逆,这一点,在《边城》和《黑骏马》里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而本文就是试图从《边城》和《黑骏马》入手,以文本互读的方式来探寻两位作家对于生命的思考。
不管是《边城》还是《黑骏马》,随着人事哀乐的展开,生命之痛如影随形,从未有一刻离开过。打开这两篇小说,触目的,都是些孤独的人们,都是些人性、人情无法扭转、无法控制的情境,这样的孤独,这种命定,这些成长中的无奈,都是生命的必然。我们且看,沈从文和张承志将要怎样表现这样的伤痛。
一、孤独:爱与隔膜
从《边城》到《黑骏马》,凸显着一个边地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书写模式,那就是愚钝与敏感、强悍与诗性共存的人物生命状态。边地作家的书写在不断建构民族话语,但文本中暗藏的波澜,正是主人公们的“失语”存在。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没法准确表述。失却表述直接造成了故事中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深爱着,却隔膜甚深,甚至误会重重。无法言说和表达自身,以一种被无限延宕的生命希冀的形式,成为《边城》和《黑骏马》的内在的叙事驱动力。边地世界的隐痛于此昭明。
《边城》由二老——翠翠——大老——爷爷这四人构成了主要的关系结构,而在《黑骏马》里则演变为白音宝力格——索米娅——奶奶。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表现在:翠翠与二老初次相见,二老让翠翠到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翠翠就误会了二老的好意;爷爷不知道翠翠爱的是二老而鼓励大老的表白;二老把爷爷对翠翠婚事的热心当成“做作”;翠翠更是到了爷爷死后才知道爷爷的奔走和无奈;二老深爱着翠翠,却因为种种误会而负气远行。所有人都在努力,但所有的努力都被无法打破的隔膜消解。在本该沟通的地方,作者有意无意地让主人公缄默不语,而且又时时提醒着这种缄默:“两人皆记起顺顺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滩过节,但谁也不明白另外一个人的记忆所止处。祖孙二人便沉默着一直走到家中。”
在可以沟通的地方,作者绝不让他的主人公开口说话,而是让这误会持续下去。他始终不肯将祖父和翠翠在这点上的误会打破。祖父、翠翠、大老与二老统统被作者抛掷到了一个无效沟通的漩涡,谁都没有一句能够打破隔阂的话,于是这隔阂持续下去,直到最终的悲剧发生。但克制平静的叙事中作者又不断提醒读者,他对于人的孤独存在的惊诧和悯恤。文本内置的错落几乎成为沈从文所有创作的共性,舒缓悠然的笔触与天地不仁的内质之间的张力所牵扯出来的,是令人心惊的裂隙:他要为“爱”作证,却直抵人的孤独甚至荒谬的存在。
而在《黑骏马》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也在处处提醒读者人在本质上的不可相通。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青梅竹马,亲密无间,虽然都是奶奶一人养大,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当世界被邪恶力量打破的时候,生命在荒莽世界中的孤独存在境遇也由此被揭开:索米娅“小心地、迟疑地盯着我,那眼光不仅使我感到陌生,而且似乎含着敌意的警惕”。而奶奶也“神色冷峻地注视着我。……她那样隔膜地看着我,使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一种真正可怕的念头破天荒地出现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并不是这老人的亲生骨肉”。张承志在表现这种隔膜时同样切断了沟通的可能。他的处理与《边城》有着惊人的相像:二老在哥哥面前那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感情,却不肯在翠翠面前有一点热情的表示,所以才造成了翠翠在爱情面前退缩不安。《黑骏马》里冲突出现时,所有人都缄默不语,目光交错中,人与人被彻底孤立为无援的存在。他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愤怒、悲痛,哪怕是深爱着彼此,他们之间依旧存在着巨大的裂痕。索米娅和奶奶一样,与草原本身的质地和传统一脉相承,在宽容、隐忍中含有宿命的哀艳。而“我”从一开始就是与这传统相剥离的,是草原气质之外的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这里,张承志似乎为人的孤独存在找到了文化和伦理法则的理性解释,但《黑骏马》中萦绕的古歌,却又完全成为边地人对于宿命的谛听。
不管是《边城》还是《黑骏马》,人与人之间都有着距离,彼此相爱,却无法沟通。其实沟通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作者不这样处理,原因在于,他们都相信,事情必须如此,只能如此,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命运的底线上,不留后路。这其实也是与他们熟悉的少数民族生活、信仰习惯有关的,那就是人对宿命的服从和敬畏。
二、宿命:悲剧轮回与不可救赎
《边城》和《黑骏马》的天命观首先表现在悲剧的代代传承和不可违逆:翠翠继承了母亲的命运,成了爱情的牺牲品;索米娅继承了奶奶的命运,不得不远嫁他乡。作者从一开始就点明故事的结局:《边城》最开始就先交代了翠翠的身世,让翠翠的生命与爱情悲剧直接发生了联系,死亡和被弃成为她的生命底色。作者在行文中不断提到祖父对于母女二人共通命运的不祥预感。不时出现在文本中的母亲好像是巨大的宿命的影子,时时纠缠着翠翠,这就像是《黑骏马》里时时萦绕的《钢嘎·哈拉》的古歌。在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第一次听奶奶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为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等你真的走遍了锡林郭勒和全部草原以后,你会像奶奶唱的那样,骑着你的钢嘎·哈拉回到这里,来看看我吗?”天真的询问中暗藏的宿命的阴影正在古歌里明明白白地唱着:“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索米娅从头到尾都是守着她的“等待被寻找”的命运,白音宝力格也逃不开古歌里预示的结局:他并没有找到他想要找到的索米娅。 《黑骏马》以古歌贯穿全文,同时也用文本来诠释古歌;《边城》以翠翠母亲的故事贯穿全文,同时也是用翠翠来讲述十五年前的故事。相互印证的故事中透露出属于作者自己的悲悯的眼神。于此,读者真正触摸到生命本身的疼痛。
沈从文和张承志的书写已然将生命本身作为悲剧的载体。其相通的表现就是祖父和奶奶的生命寓言式存在。两位老人对于天意的顺从和对于自身悲剧(儿女死亡)的承纳,其静默、仁爱中掩藏的生命的痛楚以及人对于生命的庄严坚守,已然成为坚韧的边地世界的人格化存在。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以这样的生命仪范昭示边地世界的神性。作者隐藏了两位老人面对儿女死亡的悲恸,却凸显出他们默默关注甚至焦急着孙女的未来,然而他们再次承受打击,并且死不瞑目。生命的终结不是圆满,而恰恰是经由死亡这一节点再次将疼痛留给下一代: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多年后的相遇,索米娅以“奶奶死了”打开了无声的质问,事实上,这一质问不是对白音宝力格,而更像是对宿命,对于人的存在的永恒缺憾。这一质问总让我想到《边城》,如果二老和翠翠再次相见,沉默之后,翠翠唯一的质问也会是:“爷爷死了。”沈从文的“和谐”生命理想在文本中示人以永恒的未完足性。“湘西世界”也徒然成为乌托邦世界的纸上建构。
《边城》和《黑骏马》触摸到了人的存在的荒凉底子,却也试图将主人公们从宿命中打捞上来。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选取了一种
交通工具:渡船和马。渡船是渡人的隐喻,马是与神性相连,是拯救的力量。然而无法避免的,他们最终都面临着一个令人难堪的结果:救赎无法实现。 《边城》里,渡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有论者曾指出:“《边城》中的渡船不仅具有器具功能,而且应具有普度众生的象征寓意,把人从此岸渡到对岸,即把人送到幸福的地方。但渡船人的悲剧是,他每天都在引渡别人却不能引渡自己。……老船夫不能实现自我引渡,把他和翠翠引渡到幸福之处所。”①祖父拼命地要阻止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他身上有着源于对宿命阴影的体察而来的惶恐,以及对于世事人情的洞察而来的难堪,如影随形的焦虑成为无法摆脱的负重,最终把他压垮了,他没有能够拯救自己和翠翠。
在游牧民族的文化中,骏马是草原上的神灵。《黑骏马》中,马从一开始就与神性有关,而不仅仅是作为草原上的交通工具。“我”重回草原见到黑骏马后的第一个念头是:“白音乌拉,索米娅远嫁的地方!钢嘎·哈拉已经决定我们立刻去看她。我不能再做迟到的悔恨者。也许,我的沙娜正在生活的漩涡中呼喊我,等着我向她伸出救援的手。”这里用了“救援”一词,且是“钢嘎·哈拉已经决定”,“我”见到黑骏马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去拯救索米娅。借助黑骏马来寻找失落的梦想,黑骏马的暗示意味即是拯救。然而我们知道,“索米娅在这间小屋里度过的日子尽管可能艰难,但绝非是无法容忍和水深火热。”“我”要救援索米娅,没有实现。另一个层面上,救援的对象不只是索米娅,更是“我”自己。九年前,在索米娅最需要救援的时候“我”离开了,而九年后的回归,是在外面世界中失意后重新回头的自我救赎。结果是索米娅不需要救援,所以,“我”的自我救赎也是失败了的。
不管是《边城》还是《黑骏马》,都将宿命的因子深深埋进文中,命运轮回的无奈,生命充满痛楚,而人又挣扎不休,却依旧无法拯救自己。然而这宿命又并不是作者要说的全部,还有更加深远的对于人生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成长。
三、成长:丢失与承担
《边城》和《黑骏马》都有很重的成长小说的痕迹。在这两篇作品中,有构成成长的一系列词语:出走、丢失、等待、回归、蜕变。这些词将一点一点撕开生命的本质,可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生命悖论的过程。不管是《边城》,还是《黑骏马》,文本中充斥着时间的变换。时间冲刷,时移事往,青春不再,成为驱使“原乡”的动力。时间是生命面临的巨大挑战,而翠翠,索米娅,她们都带着几乎是命定的“红颜弹指老”的无奈走在生命轮回之中,等待和消耗,成为《边城》和《黑骏马》中的不能开释的余恨。
翠翠和索米娅成长的关键词就是等待,并且承受打击。两个美丽而天真的女孩子,一步步见证命运无常,体味生命之痛。对于翠翠来说,大老死了,爷爷死了,二老走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并且最终,以等待的姿态来挑战命运的巨大阴影。小说中大老对翠翠的评价是:“翠翠太娇了”,可就是这样一个娇弱的女孩子,在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变得坚强勇敢,她选择以“等待”这样执着而自尊的姿态面对无际无涯的时间的消耗。
对于索米娅,白音宝力格走了,奶奶死了,故乡远离了,孩子长大了,依旧是想抓住什么却是抓不住的,在深痛的地方,张承志将索米娅的等待隐藏了,但正因为这隐藏,使得等待在凸现的一刹那具有了异常的悲怆力量:
小姑娘的嘴唇轻轻地嚅动了一下——
“巴帕。”她小声叫道。
一股酸酸的滋味猛地涌向我的喉头和鼻尖。
“巴帕,我看见了门口拴着的黑马。”小女孩怯生生地说:“妈妈以前说过,我的巴帕会骑着一匹黑骏马来看我们。”
张承志借着其其格之口来喊这一声令人心酸的“巴帕”,掩在背后的怀念和无尽的等待汹涌而来,我们一下子看到那个期待着骑马少年归来的女孩,她在岁月风霜里承担一切磨砺,坚守被命运辜负了的等待。
而白音宝力格的成长也同样是以丢失作为条件:不属于草原,不属于都市,奶奶死了,妹妹远嫁他乡,寻找和救赎双重失落,孤身一人,像远古的骑士走向自己的末日。
《边城》以出走为结局,《黑骏马》以回归为开端,我们隐隐看到,这好像是对《边城》的补充和延续。回来寻找的白音宝力格其实同样是多年后回归的二老。白音宝力格寻找的最后,是失落,也是升华,是古歌里已经预示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归来后二老看到的翠翠,在经历了命运冲刷之后,还会是当年的翠翠吗?她更多会像沈从文笔下无数的妇人一样,平和,聪慧,包容,淡淡的忧愁,像多年后的萧萧一样,像《菜园》中的母亲一样。这是成长这一命题的最终完成,也是作者对于生命给出的最终答案。
可以这样说,两篇小说在探究生命的过程中,也在寻找一种最本质的民族精神,在这点上,两位作家是智慧而又慈悲的,他们找到了成长最后的依托:那就是承担。这承担,同时也展示了女性的坚韧。这两篇作品的另一共同之处是:当人物关系陷入重重困境时,女性的承担力往往更加强大。白音宝力格离开了困境中的索米娅,同样,二老离开了困境中的翠翠。但两位看上去脆弱的女孩子却选择了承担:她们默默承受了心上人离去的结果,翠翠代替祖父执掌渡船,索米娅代替了奶奶来抚育生命。而《黑骏马》中如果说有希望的因素存在,那就是作为母亲的索米娅,全文最后的升华就是:找到了母亲索米娅。很[，！]明显,翠翠和索米娅不仅仅是人物形象,更是文化象征,在她们身上,附着着更加深远的东西:一种在疼痛中坚韧生存,从人生的残缺中重觅生命的肯定的力量。
① 曾一果:《神之隐退——由“老船夫”看〈边城〉世界》,《名作欣赏》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