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低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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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肋

我“学历羞涩”，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尽管这所学校后来部分并入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但我只念了两年专科，就分配到北京十三中担任语文教师。

至今我填写任何表格，上面若有“学历”一栏，只能老老实实地写明“大专”。

从北京师专毕业到北京十三中任教，吸粉笔末有13年之久。之所以能写出《班主任》，当然与这13年的生命体验有关。

但我执笔写出和发表《班主任》的时候，已经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编辑。

《班主任》刊发后很轰动，以后任凭我如何辛勤创作，乃至于写出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对不起，他们只对《班主任》有印象，因此遇到我不免就问：“你在哪个中学教书呀？”

改革开放后，大城市的中学，尤其是所谓重点中学，教师的受尊重程度和工作报酬都大幅提升，但总体而言，中学教师仍属于比较下层的弱势群体，“他不就是一个中学教师吗？”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样的话语还算客气的。

师专学历，中学教员出身，这是我的“软肋”，鄙我厌我恨我嫉我的人士，总是哪里软往哪里出拳。

也有绝无恶意的说法，指出我和《百家讲坛》上的一些讲述者因为曾经当过或现在仍是中学教师，所以“嘴皮子能说”。

但在一些人意识里，不正常的是，“不就是教中学的嘛”，却因这一档节目而获得暴红的社会知名度，名利双收，是可忍孰不可忍？

宿命

就我而言，早在1977年就出过名了，去录制《百家讲坛》，又出一回名，是非也惹上身来。别的且不论，我的低学历又被人拎出来鄙夷，确实心里不痛快。

“那么，1959年你考大学的时候，怎么就只考上了师专呢？”这是无恶意者常跟我提出的问题。很长时间里，我无法圆满地回答。

因为，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各科成绩一直不错。我们那一代青年，以服从国家分配为己任，只考上个师专，倒霉，但还是乖乖地去报到。

没想到去报到那天，在学校前楼的门厅里，遇到了同届不同班的一位同学，他也被师专录取，我跟他打招呼，他却爱答不理，满脸鄙夷不屑，我再试图跟他搭话，他从鼻子里哼出一声：“你也有今天？”然后大步离开我，仿佛逃避瘟疫。

我深受刺激。但事后细想，也不奇怪。

就在两三个月前，大家准备高考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了广播剧《咕咚》，那剧本就是我编写的。

在那以前，高二的时候，《读书》杂志刊出我一篇书评《谈〈第四十一〉》，到高三，我的短诗、小小说，常见于《北京晚报》副刊版面。那位同届不同班的同学，高考前见到我满脸艳羡、钦佩的谄笑，甚至说：“北京大学中文系不招你招谁啊？”

等到揭榜，他认为自己被师专录取毫不奇怪，而我竟沦落到跟他一起跑去报到，真是“今古奇观”，那是我的“现世报”。

记得收到师专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拿给母亲看，她说了句：“我总觉得我的孩子能上北大。”

我伤了母亲的心。然而最深的痛楚还是在我的身上。

上师专，教中学，这也许是我的宿命。

告密

1996年春天，六十五中高中同班同学里的热心人，组织老同学聚会，地点是在当年班长李希菲家里。

过了中午，李希菲把我单独叫进房间，还关上门，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么神神秘秘的。

“你知道高中毕业后你为什么没考上好大学吗？”李希菲问我。

她细说端详。原来，起因竟是《风雪夜归人》！

1957年夏天，那时上高二，一天中午，在教室里，我和一些中午不回家的同学，吃学校食堂给热的自带饭食，闲聊里，我又说到北京人艺演出的《风雪夜归人》如何精彩，正在兴头上，忽有一同学截断我说：“你别吹捧《风雪夜归人》啦，吴祖光（该剧作者）是个大！”

据说，当时我说出了这样的话：“是吗？吴祖光是？啊，吴祖光要是，那我也要当！”

这样的言论，事后被那个同学汇报给了组织。

1959年高中毕业前夕，要给每一位同学写政治鉴定。那一年，对于政治上有问题的毕业生，在鉴定最后要写上“不宜大学录取”字样。李希菲虽然不是政治鉴定的执笔人，但写每个人的鉴定时，作为可信赖的青年团员、班长，她在场。

她见证了那一刻：因为有我说过“吴祖光要是，那我也要当”的文字材料，于是，我的政治鉴定的最后一句就是“不宜大学录取”。

我听得发愣，她却意犹未尽，跟我说：“你知道是谁揭发你的吗？我清楚。你要我告诉你吗？”

我立即制止了她。

现在回想往事，我甚至想深深感谢那位告发我的同窗。如果不是他或她的告发，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生命轨迹，我如果没有上师专，没当中学教员，后来又怎么写得出成名作《班主任》？

摘自《风雪夜归正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