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教育中地域文学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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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区独特的气候、文化和历史有着其不同的生态场域，孕育了或意境清新、格调优美或广博宏大、质朴刚劲的人文风情。而备受“风情万种”熏陶的地域文学在布迪厄“美学场域”下也独具韵味，有着独到的审美特征和美育特质。
一、从“场域-惯习”到“艺术场域”
“场域-惯习”（Field-Habitus）理论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通过批评纯粹美学，分析艺术本质，而提出的艺术理论观点，这一理论主要是为解决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分裂，在《实践与反思》一书中，他指出，“场域”是“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有位置就能对其占据者、行为者施加影响，在结构之上起决定作用的是由各种权利（或资本）的分布结构、现在与潜在的客观状况界定的，也是由其他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界定的”。①这个空间隐喻被布迪厄充分运用到美学、文化、宗教等领域。在“艺术场域”，画家、批评家、艺术品购买商、博物馆管理者等都以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统一作用于艺术领域这个社会空间，这些元素在场域中的行动共同创造了艺术品的价值和意义。美是一种艺术，而美学更是关于艺术的哲学，艺术现象及美学特质的考察，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单个的内在特质予以解释，而应置于艺术/美学场域的客观系统内，从它们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全面考虑。由此，我们推论，美学场域下的审美教育是由审美主体———即审美实施者、审美环境———即气候，人文地理环境、审美客体———即能够引起美感的客观事物三位一体构成的客观关系的网络；自然，受美学场域操纵的文学审美教育也可从中窥见一斑。“美学场域”下的我国南北经典文学各因其独树一帜，颇具韵味的审美特质，实现了自身的“怡情育美，寓美于悟”。经典文化作品透过细腻的语言，隽永精练地表达各地民俗风情的美轮美奂，更是透过地缘文学表现出了创作的文质与比德，也正是布迪厄“艺术场域”在文学审美方面的完美体现。比如岭南独特的地缘文化、风土人情与地域特性，就营造着岭南文学形态独特的艺术语境。“在当代岭南文学的艺术语境里，可以考证出岭南丰富的物产、发达活络的经济背景，可以反映出闲适灵活、包容务实的民风，可以指认出情趣盎然的俚风民俗，饮食起居的各具其妙、其韵、其趣，尤其是在这种物候生态里孕育的情性风韵，具有异常鲜明的岭南风貌”。
二“、艺术场域”与地域文学
纵观文学史，古今中外无数文学作品中，何以莎翁的《哈姆雷特》、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经典成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并得以经久流传呢？原因在于它们具备了如下内在或外在的要素：第一，作品内在具有诗学、思想、审美、道德等价值；第二，与当下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主流诗学一致；第三，作品文本有可阐释的空间，符合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最后，得到评论界、教育界、出版机构等“赞助力量”的支持，即法国操纵学派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讲的影响权力之一的因素———“赞助人”的支持。只有这样，作品才可能在大浪淘沙的文学史上赢得一席之地。布迪厄认为，“场域”有自身特定的逻辑和必然性，处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中，但是，它们也因此构成了客观关系的系统而统一于交互性的社会网络中，文学场域也是如此。“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利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③布迪厄在阐释文学场域理论时特别强调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分析文学艺术生产场与权力场两个场域之间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再次，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④在文学生产场域这样一个动态环境中，如上四个要素全面渗透于这三个环节中，特别是经典文本的演绎与流变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出文学生产场与权力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结构以及行动者性情系统三者之间的维度。这正可以用来诠释经典文学的独特场域下的审美及美育特质了。布迪厄“艺术场域”用于美学领域的实质在于它将美学研究置放于一种由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及审美环境构成的有着共同关系的场域空间。这个场域要求审美施为者在社会地理、人文价值、风情习俗的审美环境下生产和创造有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的艺术品，以期在历史流变中因其内在无限的阐释空间，恒久的内涵价值且符合当下的主流思潮而流芳百世。而文化作为社会历史的积淀，势必与风土人情、人文地理、风俗艺术、价值观念等联系在一起，文学艺术则以语言为依托形象生动地反映客观现实。文学以文化表现内容为基础，来源于文化，又高于文化；广义上讲，文化包含文学，文学是文化的高地。旨在探讨文化差异与地理因缘的地缘文化，是一种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托，受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的文化系统，它研究同一空间区域内社会群体在政治、经济、历史、军事、语言、信仰、风俗及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由此，“美学场域”下的文学必然与地缘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相关性。地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人文环境的影响。我国地缘文化的南北异同造就了经典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特征。从地缘考察，北方地域辽阔，高原峻岭，气候严寒，环境恶劣的生态特征决定了北方文学“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粗犷；而古时的中原更是群雄逐鹿，征战杀伐的是非之地，由此，象征北方文学壮美激昂，豪迈刚劲的“铁马秋风塞北”便应运而生。较之北方的地缘，南方大陆的岭南，尤以广东为主要载体，濒临沿海，受内陆影响较之海外要小得多。岭南城市的文明发达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海洋文化（包括东南亚与西方）。追溯历史，汉代的徐闻港和唐朝时已通经番禺的海上丝绸之路，均成为岭南地区对外频繁交流的桥梁。由此，岭南文学婉约优美，舒缓柔和，意趣横生。清代魏源诗云，“濠镜羊城水气氲，华夷估舶自成群。门前潮汐家家海，詹际榕棉寺寺云”，这些诗句用细波微澜的笔调悠悠地道出珠江两岸贸易的繁荣。如果说，《诗经》是北方文学现实主义的化身，那么《离骚》便是南方文学浪漫主义的写照。纵观南北地缘文化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南北方文化在当时政局变动与震荡中逐渐接受外来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催化。从魏晋到明清，岭南文明、黄河文明相继接受了中央集权下的民族交融，也随着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融入了外来元素，促成了我国文化的兼容与多元。
三、“艺术场域”视角下的地域文学审美特质
文学是文化的集中反映，如果将经典文学置放于地缘文化的视野中来考察，那么它既是一个流动不拘的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又是遍布全国南北地域形态多元的美学存在形式。诚然，文学客体呈现出来的美学风格、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无不受着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等这些地缘文化因素的影响。“粤味盎然”、“湘楚浓郁”、“京味纯厚”等作为文学本土性的文学性表征，不仅在文本修辞层面积淀了丰富的美学想象，也是颇具中华特色地缘美学的生动体现。诸如代表岭南文化的广东地区，其特殊的地缘特质就给岭南文学提供了文化融合，以致形成与其他地域文化迥异的风格特点。以北方文化为背景，审查以广东“美学场域”为代表的岭南文学，可以发现受岭南生活地域性影响的岭南作家群体的气质、人物的性格凸显了岭南文学特殊的语言格调、审美情趣和美育特质。号称“粤三家”的汪王泉、沈世良、叶衍兰是岭南词坛成就最高的词人，他们笔下的岭南诗雄直而真朴，岭南词刚健而雅丽。生于岭南，自然受到岭南风土人情、自然禀性的陶冶和熏陶，也自然通过诗词作品原生态表现岭南文化的风脉神韵。叶衍兰，自幼出生于英才辈出的岭南书香世家，其祖父叶仁厚和父亲叶英华都能诗善文，以书传道。拥有深厚家学渊源的他将浙西词派的审美观念与岭南诗的雄直刚健融合为自成一格的词学趣尚，写成秋梦庵词，海岳楼诗等缠绵清绝的作品，推进了广东词坛的去边缘化，与北方文学的中心思想相钩连。作品以山水、兰草比德，以其思想情态置于客观自然状态中，寻求心灵的慰藉，达到人格美、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和谐统一。而岭南文学家们所追求的正是儒家所讲的“比德”，即“天人合一”源自于“天”的德；其“比德性”在屈原文学，东坡诗集中体现无疑。同时，岭南文学的美育特质受岭南地域性气候环境、人文地理影响的岭南文学意象又共同营造并传递着岭南独有的审美特征，发挥着独特的美育作用。比如，岭南文学以风俗人情为艺术支点，折射岭南人的古朴传统，低敛不张扬，这也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岭南文学的比德性美学和美育特质，它们饱含了民族的心理、德行与品格，蕴涵了文化深层积淀后越酿越久远的美学价值和美育功用。又如，岭南文学特有的地理环境，表现在文学中，体现为意象描绘的美轮美奂，秀丽恬然，岭南的山清水秀，四季常绿，祠堂庙宇，宅邸民居，水的温婉，山的灵秀造就了岭南人生活的闲适安逸，与世无争和天人合一的比德环境。再如，岭南文学中有以余韵袅袅的粤语创作出来的作品，别有一番神韵和内涵。
粤语表现的地方特色，通过精心提炼地方俗语、民谚和歌谣，呈现出“广味”的“艺术场域”，廖恩焘的《嬉笑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中的粤语诗，欧阳山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都是粤语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融岭南民俗地理、语言特色以及风土人情的精髓底蕴为一体，诱发了读者感悟美的实践，增强了他们的审美感受，让其在身心愉悦，精气神俱佳的求知氛围中，从岭南人美、情美、环境美中实现精神境界灵与神的完美升华，也正体现着岭南文学特质的文学“美学场域”下深远的美育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