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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音乐人类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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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类学家们对音乐人学的田野调查范围和方法论定位有了新的拓展与认识,他们已不仅关注“异域文化”、“乡村文化”,同时把目光聚集在了“城市音乐文化”之中。随着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城市音乐人类学已成为音乐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音乐人类学家们开始借用城市人类学、音乐社会学及后现论,提出一系列研究模式及概念,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至今,音乐人类学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美国民族音乐家涅特尔的《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谢勒梅的《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音乐》、中国汤亚汀的《城市音乐景观》、中国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等,音乐人类学家已在城市音乐文化研究方面进行了关注和实践。

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已由原来的单纯城市音乐艺术形态向文化人类学转型,它反映了当今城市化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的需要。在诸多国家,音乐人类学家通过实践认识到,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逐渐成为人类音乐活动的中心。城市化,尤其是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人口、现代技术及大众媒体的迅速膨胀,对20世纪文化和社会结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稠密的人口和现金交易,大众娱乐新形式从卡拉OK到MP3网络音乐的发展,以流行音乐为主体的商业化的音乐工业,及其无处不在的音乐产品和大众媒介产品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每天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音乐风格和媒体话语,产生着多元的社会认同、审美意识以及文化融合的体裁。①音乐已成为各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第三世界城市音乐文化西方化的社会环境中,各民族自身进行急切的文化认同的表现形式之一。城市音乐人类学积极倡导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主张抛弃本位文化中心主义的音乐价值观,尊重世界上每一民族文化中的传统音乐,反对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音乐价值观。面对城市音乐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各族群日益受到现代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音乐人类学家把城市音乐文化与农村田野作业并同展开,城市音乐人类学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今非洲的许多部落、部族也在迅速消亡或发展成为现代民族。美国自1790年独立以来,在美居住的欧洲各国人以及黑人等已经逐渐整合成新的美利坚民族。美国芝加哥学派将城市视为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甚至还认为,从一定角度而言,世界历史就是人类的城市历史。所以,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正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符合人类学研究“人文化”的学科基本特征。②城市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反映了在现代民族的发展与消融的现状下音乐文化研究的时代需要。

当音乐人类学家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出发,用阐释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城市音乐文化时,他们会用客观、公正的眼光一视同仁地看待城市音乐文化,因为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理解是其主要的理念。在城市音乐文化中,这种理念会帮助我们“从文化上去理解人类的各种音乐行为,并理解在人类生活中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艺术、宗教、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因此,音乐人类学突破了西方传统音乐学理论的局限,将音乐的理论意义扩展到广阔的全球人类生活的视野中。”③城市音乐文化面对人类共同体的文化研究影响,人类学随之深入到城市音乐文化研究领域,它的价值取向强调了应用性、综合性的现代人文学科发展。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相互关联。21世纪以来,音乐人类学已经分化为城市音乐人类学、历史音乐人类学、应用音乐人类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许多国家、地区出现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潮流,在这一认同的潮流中,人们发现城市音乐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标识。城市音乐人类学所研究的是:亚非及美洲国家现代城市中传统音乐的命运;在向现代化城市生活变化过程中,传统音乐文化所起的作用;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的互相影响;各个社会阶层的音乐以及这些音乐之间的相互影响及比较研究,还涉及各种文化中对其多样化音乐的分类;研究分析并以城市音乐民族志记录城市音乐生活、音乐产品及其生产者、消费者和音乐行为;以及一些实用的问题,如面临现代化如何维持传统,城市学校的音乐教育问题等。④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人类学家们曾以“音乐共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西方,传统音乐出现了“文化的”音乐学研究倾向。20世纪90年代,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发表了《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文,主张人类学应在保留对异域文化的探求基础上,回归本土文化的批评,当代解释人类学实事上是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交流的相对主义模式。彻尔诺夫以解释学方式理解了马尔库斯,他在其著作《非洲的人节奏和非洲人的感受》中谈到:“在我对非洲音乐的学习中,在我个人生活中,我学会了认识他的智慧和意义,而且我希望以一种非洲音乐主题的学术研究将能使读者以他们自己的观点参与到我的体验中来,去证明本书的重点在于发展一种发现非洲的努力”。⑤彻尔诺夫通过对异文化的实地学习和研究,来阐释本土和异文化两者音乐的文化意义,这对后来音乐人类学和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许多国家都出现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潮流中,城市音乐文化的范式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历史音乐学历来就一直在进行城市研究,城市一直是作曲家、表演艺术家活动的中心。“音乐人类学家近来想撤出在孤立的农村‘田野’工作,加之分支学科城市人类学的发展,这一切都激励我们的领域开始全力以赴地研究城市环境。这种新的倾向同接受流行音乐为合法的研究有很大关系,但也离不开对游离于各文化间、各民族间、各社会背景间的移民及其音乐日益增长的兴趣”。⑥城市音乐人类学产生后,人类学家意识到了音乐作为文化标志的重要性,在对上世纪90年代后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基本范式发生了变化,它就是:农村民间音乐被带到城市后的命运;亚洲古曲音乐在现代的城市环境中的命运;以及流行音乐体裁从其他现存的音乐风格和体裁结合中的确立。

就城市音乐人类学而言,音乐人类学的概念显然并不陌生。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主要为研究音乐概念、音乐文法、音乐行为和音乐价值观,也包括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东方艺术音乐及当代口头传承音乐的研究,人们也习惯认为音乐人类学是音乐与人类学的结合。由于城市音乐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自然也有自己的对象与基本范式,当然,城市音乐文化就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关键问题就是人类学家如何面对城市音乐的迅速发展、城市音乐的多元性,如何去寻求保持发展民族音乐文化途径。从人类学的基本范式来看,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音乐社会学。西方艺术音乐文化和流行音乐文化是典型的城市文化,有专业化的音乐生产形式和巨大的传播网络。⑦音乐社会学接受美学的角度也影响了音乐人类学,即注意音乐生活中观众的审美作用乃至社会作用。城市是人们音乐生活的中心,城市是政治、经济、大众媒介、科技、社会群体的汇聚之地,对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是我们研究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前提。

在西方的城市音乐及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具有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他们多数也都是人类学与音乐学的两栖学者。在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用或借用了人类学的观念、理论与方法。在音乐人类学界,对于城市音乐人类学的范式问题向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把城市音乐人类学视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有的人认为它是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分支,而有人认为它是二者或更多学科的融合。在对城市音乐人类学基本范式问题的研究中,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学科的定义与范式虽有大略相仿的概念,却从来没有达成一个界定明确而一致的见解。在近20年来的研究中,从国外学术出版物中可以见到许多对城市音乐人类学学科界定的讨论。国内的汤亚汀教授的“城市音乐文化学”是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城市音乐文化成果之一,在其研究中明显表现出了当今城市音乐人类学的跨学科、多视角、开放与兼容的性质。城市音乐人类学从学科创始起就面临学科定义与范式无法明确界定、在学科名称上也存在歧见的局面,从近20年研究结果上观察,音乐人类学家们更感兴趣的已不再是为学科划定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界限,而是更多地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更大地拓展研究的方向、范围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