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青铜兵器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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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道路上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商朝晚期至西周早期，一个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兵器的发展也与其相一致。 我们现在看到的商朝晚期的兵器实物以戈为大宗，形制多有变化，少数有胡，戈内的形状有直(图1)有曲(图2)，有透雕的(图3)，装秘方式上也有用銎孔装牡挠婿聘(图4)，戈还有等边的三角援(图5)。戈内饰有饕餮、兽面、鸟纹、夔纹等纹饰，富原始宗教色彩。

《尚书・顾命》：“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西周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文：“赐用钺，用征蛮方。”钺作为一种象征权力的兵器历来发现较少，“吴越春秋阁”收藏的这件钺(图6)，年代当在商中晚期，其内上有一类似“豚”的动物纹，其纹样与龙山文化存在某些渊源关系，非常可爱。

至西周初期，有胡戈逐渐增多，同时其他兵器也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图7这把西周中期的人面短剑形制已相当成熟，为我们研究剑的演变和早期剑的装配方式等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周青铜兵器的纹样以纤细者居多，带有铭文的兵器也多有发现(图8)，比较具有时代特色的当属凸翼戈(图9)和圭援戈(图10)。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战事频繁，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青铜兵器的发展，最迟在春秋晚期，青铜兵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就已经形成。

《考工记》记载“金有六齐”，即六种铜锡合金的比例，其中四种(斧斤之齐、戈戟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齐)与兵器铸造有关，有的兵器更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复合铸造的。如这把春秋中晚期的剑(图11)，中脊和两侧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含量的合金复合铸造，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两侧的合金含锡量较高，硬度高而刃部锋利，中脊则含锡量较低，韧性大为提高，用这种方法铸造的复合剑既保证了两侧剑刃的锋利，又有效地增强了格斗中剑体的抗震性能。

这一时期，除原有的镶嵌红铜或松石等特殊工艺被普遍使用外，几乎所有青铜铸造的新兴工艺都被运用到了兵器制造上。当时刚盛行的失蜡铸造法也被运用于兵器制造，这件螭纹戈(图12)，为春秋晚期的楚器，虽然只是装在戈哪┒说囊桓雠浼，但其纹饰毫无偏差，也未见铸痕，如此复杂的工艺恐怕也只有失蜡法才能完成。这件戈还残存少许鎏金痕迹，这在青铜器鎏金工艺中也算是较早的实例了。

《考工记》：“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青铜剑在吴越地区获得长足的发展，主要与其地理环境有着较大的关系。吴越地区自古水网纵横，开阔的平原较少，盛行于中原地区的战车作战方式在这里很少有用武之地，所以步兵是吴越军队的主力。步兵所需的是适合于近身作战的既轻便又锋利的武器，而剑恰好具备了这些特点。如这把菱形暗格纹剑(图13)由于是出自水坑，表面锈蚀较少，可以清晰地看到菱形图案的线条是与剑基青铜不一样的浅色金属，并与剑基融为一体。这是先铸好剑基并留出菱形纹饰的凹槽，经修整后再铸入低熔点的高锡合金，打磨后就形成了菱形纹，有装饰和防腐的双重效果。但其菱形花纹也不是完全规整的，在这把剑上我们就能看到有几处剑体的花纹“入侵”到剑刃部的痕迹，这虽然只是加工中的瑕疵，但为我们确认其制作工艺提供了佐证。而另一把龙纹剑(图14)，其剑格一面为兽面纹，另一面为分列左右的龙纹，工艺极其精美。以上两把均为春秋晚期吴越青铜剑的代表，虽已经过了2000多年，但其光泽气象仍能与《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所形容的“观其脉，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相吻合。

兵器本来属于征战上具，一些兵器后来成了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如这件错金“武王之用”戈(图15)就是代表，其铭文为当时流行于楚、越、蔡、曾等国的鸟篆文，戈内也错有纹饰，极其华丽，这样的兵器当然不会是实战的武器，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另一件鸟形龠(yuè)戈(图16)为战国器，由于其形制特殊同样是属于非实战用途的兵器。

中原之外，长城以北少数民族的青铜兵器地域特征明显，一般称作“鄂尔多斯式”，其中包括戎、狄等部族的遗存(图17)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南民族的兵器则有巴蜀和滇两大文化体系，巴蜀兵器有些是仿制商周时期中原兵器的(图18)，但也不乏本民族的改进和创新，年代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滇国兵器的纹饰和形制都较怪异(图19)，独具特色，其年代在战国至西汉初期。滇文化除了受巴蜀等文化的影响外，某些兵器还与北方文化存在渊源关系，这为民族迁移说提供了新的论据。西部青铜兵器则以秦国的短剑为突出(图20)，而“吴越春秋阁”所藏的另一把秦戈(图21)除了戈内上有秦国兵器铸造机构“寺工”的铸铭外，还有制作工匠的刻铭，与秦始皇兵马俑所出秦戈形制和尺寸极为一致。

至西汉早期，青铜兵器虽仍被制造和使用，但已是落日余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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