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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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2014年5月3日逝世，享年83岁

偏执，或者至少相当偏执，可能是任何一位成功者的共同特点。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就是一个相当偏执的人。

贝克尔的这种偏执成就了他。从学术生涯的初期，他就坚持以经济学方法研究广泛的人类行为，并运用经济学原理阐释歧视、犯罪、吸毒、教育、人口、生育、婚姻、家庭等各个领域里人们所熟悉的社会问题。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于2007年授予贝克尔自由勋章时也表示，贝克尔的工作让人们明白，经济学不只存在于理论中。

加里・贝克尔，1930年12月2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童年时代就置身纽约这个金融中心，令贝克尔对股市等金融领域动态很有兴趣，也常为近乎失明的父亲念报纸上的经济新闻。

贝克尔于195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年仅30岁时，就已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后受斯蒂格勒邀请，留驻芝加哥大学任教。

1957年，贝克尔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在讨论歧视的度量、歧视的后果等问题后，他指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种族歧视的企业会因自己的歧视行为而承担更高的用工成本，从而被淘汰出局。在当时，这篇博士论文从选题、研究方法到结论，均堪称异端。

贝克尔的理论创新从一开始就遇到巨大阻力。在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撰写的自传中，贝克尔回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研究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当时的顶级经济学家鄙视。在这些人眼中，贝克尔是经济学家中的异类，甚至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直到晚些时候，民权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展开时，他的研究成果才受到更多关注和赞扬。

贝克尔没有就此止步。1960年，他出版《生育率的经济分析》，这是现代人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贝克尔认为，要不要生育、生育多少个后代，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因为父母在生儿育女时，肯定会理性地权衡各种与生育有关的收益和成本。

贝克尔还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他是最早明确指出教育和培训也是一种资本、可以为人们带来回报的学者。他于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一书，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之作。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则是贝克尔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贝克尔提出了“婚姻市场”模型，用来分析什么样的人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

贝克尔是一个直面现象，对真实世界有着卓越直觉的经济学家。他之所以研究这些社会问题，是因为它们确实重要，也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全新的认识，而不是替经济学“攻城略地、开疆辟土”。如果说他真的建立了一个“经济学帝国”的话，那也只是一种非意图的后果。

贝克尔一直关注“重要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人性。在贝克尔看来，不应认为人类只能被自私的物质利益所驱动，人类的行为受着更为广泛和丰富的价值因素影响。

事实上，很可能是对重要问题（即“人性”）的重视，而不是对经济学“理性”范式本身的关注，才是贝克尔上述偏执倾向的最终原因。他之所以到芝加哥大学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攻读研究生，也是因为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不是一些聪明人玩的游戏，而是处理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人一样，贝克尔也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过，从根本上看，贝克尔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内核应该是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一贯坚持资本的普遍性，并且认为最终决定资本积累（包括受教育程度）的是人性或“国民性”。贝克尔最终不仅成了经济学大师，还成了著名社会学家，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此。

获得诺奖后，贝克尔把研究重心转回“社会”。他是社会资本概念的创立者之一。他在和长期合作者凯文・墨菲合著的《社会经济学》一书中，将社会环境因素和普通商品及服务一并纳入了效用函数，分析了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人们的选择和行为的影响。这是将社会学和心理学关于人的偏好的研究成果，融合到经济学中来的重要一步。

因为这种“以重要问题为导向”的立场，贝克尔勇于对传统概念提出质疑。他愿意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任何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哪怕是类似于“完全竞争”这样最核心的假设。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贝克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率承认，自由市场通常是有效的，但它并不永远都“非常有效”；当然，他同时也强调，政府则是“通常无效的”，尽管我们有时也需要它。

贝克尔还坦然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包括以“理性预期”为核心概念的“新芝加哥学派”）所面临的来自“行为经济学”的挑战。更准确地说，他从博士论文开始，就已经在为“行为经济学”做贡献了。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