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改编:回归人性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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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到电影《傲慢与偏见》改编的鼓舞，导演乔·怀特再次推出了2012年版电影《安娜·卡列尼娜》。这部经典文学著作借用舞台剧的表现形式，给观众呈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这部改编电影中，紧紧围绕主人公安娜的情感主线，没有过多描述大时代背景。同时，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不再忠实于原著中的人物，而是采用了现代观众审美观的视角把握人物性格。这些改编方法都将这部俄国百科全书式文学著作中的时代性淡化，回归于人性的纠葛。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电影改编；时代性；人性
《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是影史上被改编次数最多的名著之一，2012年，因成功翻拍《傲慢与偏见》成名的英国导演乔·怀特带着新版《安娜·卡列尼娜》于伦敦时间9月4日晚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举行了首映，但从随后的院线票房以及各种影评来看，似乎与人们的预期大相径庭。为此，笔者重新研读了托尔斯泰的原著，期望对2012年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改编艺术进行解读。
一、舞台剧的表现形式
关于2012年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各方褒贬不一，有评论说：“电影在形式上非常具有创新性与超前性，但是原著的社会批判性与文化反思性却大打折扣，难免给人形式大于内容的感觉。”
文学经典历经持久的阅读考验，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相较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言，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更易招致“篡改原著”的批评。最初，可以说，电影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成功”的改编作品，必须严格地忠实于原著。而乔·怀特正是凭借改编英国经典名作《傲慢与偏见》在年轻导演中脱颖而出的。事实上，文学改编电影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忠于原著，忠于原著的什么？之后才是能否超越原著。而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学术界也始终争论不休，评论界更是莫衷是。
关于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方式，美国电影理论家杰·瓦格纳曾提出过三种：第一种是“移植式”，即几乎不做任何明显的改动，通过再现的方式将小说照搬到银幕上；第二种是“注释式”，影片对原作虽有改动，但总体上只是“加了许多电影化的注释”； 第三种是“近似式”，影片脱胎于小说，但从叙事角度到主题内涵都有可能自成一体，是“另一部艺术作品”。
托尔斯泰的原著《安娜·卡列尼娜》描绘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社会生活及其矛盾，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因此被称为俄国的社会百科全书。新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大胆尝试戏剧化舞台式拍摄风格，将影片中传奇的爱情故事放置在一个美丽而衰败的俄罗斯剧院中呈现，它不仅延续了经典的爱情主题，记述安娜为爱痴狂的心路历程，还推陈出新地加强了列文的平行故事。我们跟随列文的脚步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安娜的旅途则在剧院中进行。必须得承认，乔·怀特是个聪明的导演，他避开厚重的俄式叙事和俄国气韵这两座大山。
这样的改编也许源自2012年版《安娜·卡列尼娜》的编剧汤姆·斯托帕德。作为英国最具声望的剧作家之一，已经75岁高龄的汤姆·斯托帕德曾是英国戏剧最高奖项劳伦斯·奥利弗奖和百老汇最高戏剧奖托尼奖的双料得主，长期从事舞台剧创作，写电影剧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和以前的思路完全不同，就像用左手写作，有点不习惯。但是正如人们所见，斯托帕德的文学剧本为影片打造了故事框架，以英国人引以为傲的“舞台”家底带来全新的风格。而这也正是2012年版《安娜·卡列尼娜》被诟病所在。批评者认为：“剑走偏锋地把老故事拍出新意固然讨人欢喜……炫目的表面没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没能体现“托尔斯泰笔下的灵韵”。认为乔·怀特“玩了一场为形式而形式的把戏”，“ 用别出心裁的形式战胜了人们的阅读记忆和审美习惯”。而喜欢这部片子的人认为“影片一开始，导演就将观众视作剧院里的观众，所以在观影中会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画面在虚实之间自由转换，将安娜与沃伦斯基之间澎湃的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舞台和现实时空交错的方式结构全片，是乔·怀特对电影世界的贡献，也是他对作品的深度解读。“我希望更明确地表现整个小说的精华部分。”乔·怀特说。他阅读原著和资料特别是关于19世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书。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菲戈斯的《娜塔莎之舞：俄国文化史》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当时的俄罗斯社会，每个人的生活就像是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这个观点是比较接近托尔斯泰的本意的，在托尔斯泰的原著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并行，一条是安娜追求爱情幸福的悲剧，另一条线索则是外省地主列文经历种种磨难，最终与贵族小姐吉蒂建立幸福家庭。两个故事两组人物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宛若月亮的阴晴两面交织在一起。当时的上流社会无不重视别人的看法，有着一套不能逾越的规则，所以每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时，只是在做着别人希望自己成为的人，上流社会希望自己成为的人，因此，他们的生活每时每刻无不在表演，而我们则成了观众。另一条线索列文，在他看来，他们质朴、辛劳，理应出现在大自然中，而不是一出表演给别人看的戏剧中，因为他们无需表演。
由此可见，从小说到电影，无论索菲·玛索主演的法版《安娜》还是费雯丽主演的意大利版《安娜》列文的线索都被很大程度上抹去这两版《安娜》几乎变成了爱情悲剧故事完全将小说的阶层对比意义抹除。而乔·怀特执导的最新《安娜》延续了两条完整的叙事线索，并用安娜的哥哥与列文的关系让两组人物产生丝缕关联，同时通过舞台剧和现实时空交错的方式带来全新的形式表现，在这个角度上说最新版《安娜》可以说是改编忠实度最高的一部。
近几十年来，由英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很多呈现出不完全忠于原著的反叛特性，无论在剧本改编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呈现明显的后现代趋势，他们认为“也应当从文学的立场转到电影的立场，用电影自身的标准即电影化的标准把改编后的影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品来加以衡量”。在文学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电影人力图抓住原著的精髓同时寻求电影自身的独立话语权的探索中，应该说乔·怀特这一次走得更快，更远。
二、去背景的内容选择
在斯托帕德动笔前重读了《安娜·卡列尼娜》，看了嘉宝和费雯丽主演的电影，最终决定围绕安娜的情感和遭遇从“欲望的挣扎入手”重点描述安娜与丈夫卡列宁、情人握伦斯基之间的纠葛，而忠实于原著的读者和喜爱安娜·卡列尼娜的人们并不认同这种选择，他们认为安娜·卡列尼娜身上体现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悲剧性是原著的核心价值所在，但是新版《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当代爱情电影中的敢爱敢恨的女性并无二致，观众却没有了对原著中安娜的那般怜悯与同情。”影片“将原著的社会性和批判性在最大程度上淡化，将人从时代背景中抽离出来，”“如果将剧中人物设置在19世纪的英国同样说得过去。”
也许托尔斯泰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部《安娜·卡列尼娜》会如此受到后世的偏爱。当时托尔斯泰深处上流社会，为身边花花公子式生活的年轻贵族所困扰，一心想写作一本家庭伦理劝解小说，阐述他“家庭幸福才是人生快乐之首位”的价值理念，于是有了原著小说开头那句箴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乔·怀特也直言他只想把《安娜·卡列尼娜》拍成家庭伦理剧，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暗合托翁的初衷。其实，早在1997年苏菲·玛索版的《安娜》中，编导伯纳德·罗斯就将托尔斯泰的《安娜》和《千悔录》进行了对照阅读。他指出反观托翁的一生，他在写作之外欠下许多风流债，婚生子与私生子数十人。托尔斯泰是将自己人性中的两面同时赋予在列文和安娜身上。列文代表现实中的托尔斯泰，而安娜代表托尔斯泰的内心：向往激情的爱情渴望远离社会的枷锁。托翁借用对安娜矛盾心理的繁复描摹将自己的情感亏欠婉婉道来。因此，苏菲·玛索版的《安娜》，还原了原著小说女主角在爱情理想与之间的挣扎。我想，这也是乔·怀特心中所想。
除去以上所说，另一方面的因素也是乔·怀特的新版《安娜·卡列尼娜》以“爱”为主题，去背景选择内容的原因，那就是时代性。创作者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之中的，他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因此他的创作风格必然表现出时代性。这适用于身处150年前的托尔斯泰，也适用于“70后”的青年导演乔·怀特。在当代，年轻人构成了观影主体，对于他们而言，爱情这一主题易于理解接受，能引发观影心理驱动。而原著中对于农奴制，对于，对于人生哲理的探求，则显得过于抽象和艰涩。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题比如爱、信仰、忠诚和友谊这些都是电影改编的绝佳材料。用乔·怀特的话来归纳就是：“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学习怎么去爱。”
三、颠覆性的人物刻画
在新版《安娜·卡列尼娜》中，由于主题是“爱”，从“欲望的挣扎入手”重点描述安娜与丈夫卡列宁、情人渥伦斯基之间的纠葛，因此这三人成为核心人物，占据了影片的绝大部分时空。在过去对托尔斯泰的原著的解读中，安娜被塑造成了敢爱敢恨的女子，她不耻于上流社会的虚情假意，矫饰清白，与既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着抗争，并最终被上流社会的洪流吞没。卡列宁则是一架国家机器，他刻板、固执、冷漠，是扼杀安娜的凶手。而渥伦斯基是深受上流社会女性喜爱的，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公子哥，他既想能满足自己欲望又不想违背世俗。他和卡列宁以及俄国的上流社会共同扼杀了安娜。
正如乔·怀特所说“我喜欢电影和书里的那种暧昧的氛围……我总是试图捕捉人与人交流时的细节……我想人们交流真正是靠眼神和触摸”，乔·怀特对人物情感纠葛的拿捏是十分精准的，但是对历史大背景、时代特点的展现并不是他擅长的，这个也可以从他的成名作《傲慢与偏见》《赎罪》中得以体现。在新版《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用更现代的视角来看待这场著名的婚外情事件。观众体会明显的是他对人物的改编，比如裘德·洛饰演的卡列宁，在托尔斯泰的原著中，卡列宁是一部国家机器，他没有活人的情感。而在乔·怀特的电影里，卡列宁是一个隐忍而理性的丈夫。在影片结尾，在漫天雏的田野里，他看着安娜的两个孩子，甚至流下了意味复杂的眼泪，这其实是现代西方典型的好父亲形象。以至于有观众说“这样的改编虽不是完全忠于原著，有些不切实际，但却大大提升了卡列宁的角色魅力，甚至让观众开始质疑安娜的品味，怎么会选择毫无深度的青年军官握伦斯基。”
从人格的深层次解读来看，他基本上是按“至善原则”行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对卡列宁的评判是有失偏颇的。乔·怀特的新版《安娜·卡列尼娜》恰恰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结构的奥妙，反映出导演对托尔斯泰原著的深度解析。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对人性观察是细微而和深入的，和弗洛伊德的人格的三重论不谋而合。而乔·怀特不过是运用声光电手段，如实地体现了这种人性的纠葛。
总的来说，乔·怀特“我希望更明确地表现整个小说的精华部分。”在形式上取得了众人的赞誉，就内容来说，人性的纠葛是跨越时空，长存与任何时代的，而这种深度理解是需要观众达成共识才能产生共鸣的。
[参考文献]
[1] 程惠哲.电影改编研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03）.
[2] 李晓虹.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与电影改编[J].当代电影，2011（08）.
[3] 黄兵.现代电影改编模式论[J].电影文学，2012（04）.
[作者简介] 邓磊（1976—），女，江西上饶人，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