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呈异彩的诗歌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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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处于低谷的韦应物研究在20世纪末出现了可喜的成果,大陆和台湾先后推出了韦应物集校注本:陶敏、王友胜的《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和阮廷瑜《韦苏州集校注》(国文编译馆,2000)。这两部注书都以丰富的资料、审慎的校勘、详明的注解而成为有较高学术水准和史料价值的韦应物诗集整理本,它为我们提供了韦应物诗较完备可用的注本,是进一步研究韦应物诗的良好开端。

校注本是不易,尤其是韦应物诗没有系统的校注本可参考,正如阮廷瑜序中所言:“夫校诗尚可勤力以补才识之有限,注诗则不然,因诗人本乎情性,都是有所感有所得而赋,特别是苏州,古体之冲淡,长篇之舂容,八句之森严,绝句之简洁。”因此,两位校注者为唐代文学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荜路蓝缕之功是辉煌的。

这两本注书虽然校注者不同,但在一些体例上是一致的。韦应物十卷诗集分类都基本一致,都按原顺序依次校注,每首诗都是先校后注,并把评论其诗的评语按时代先后置于该诗后,而将总评其诗之言论也是按时代顺序附于书后以备借鉴,还附有序跋、题记、传记资料及诗人年谱,这些都极富参考价值。

从大方面来讲,首先是选用一个可靠的文本作为底本,陶注本以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刻书棚本《韦苏州集》十卷,补遗一卷为底本,阮注以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室所藏《韦苏州集十卷录一卷》明覆宋精刊十行十八字本为底本。两底本都出自乾道刻本。但南宋《书棚本》去韦生活年代相对而言要近一些,盖两人都是动用了大陆与台湾各自拥有的珍藏本,外参考其他版本及唐代一些总集或选集。关于参考版本,阮注要多于陶注,达到了十二种之多；阮先生还就韦应物现存传本作了专门叙录,这里包括了南宋刊本、元刊本、明刊本、清刊本以及仅见书目而未见之集等五大类三十四种刻本刊本,并附有一些图片,这些版本已囊括了国内现存《韦应物集》刻本,作者在这么多的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中相互比较,选出十二种为校本,这的确需要勤力、耐心、细心。

从整体结构而言,阮注最突出的就是附有一些时人对韦应物的赠答之诗以及其它涉及到他的诗文。虽然陶注中也有部分酬答诗作附于诗后,但并不全面,如司空曙《龙池寺望月寄韦使君阎别驾》、杨凌的《奉酬韦滁州见示》、李观的《代彝上苏州韦使君书》等在阮注中都收录。另外是后人用诗颂扬、感怀、拟郊、学拟和用韵、取名等都收录,如:宋苏轼《效韦苏州》、清汤右曾《香山泉上怀韦苏州》等,其中颂扬(21首),感怀(7首)拟效(28首)和用韵(32首)用拟取名(5首)学拟诗话(114首),不仅数量多,且阮先生把他们加以归类。这是韦应物研究上的一个重大成果,为我们了解韦应物及其诗的流传情况影响有积极意义。

在一些细小方面也有差别,如:陶注前言对韦应物身世、诗歌内容、风格及本书凡例都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叙说,使读者在阅读正文时对韦应物及注书有了一个大致了解。陶注是自传年谱,而阮注是引用罗添联著的《韦应物年谱》除了在韦应物出生年月上有所分歧,其他大体一致。

对于评论两注都广泛搜集了由唐至清末的对韦应物其人其诗的评论资料,只不过陶注粗略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于后,而阮注则通过整理汇总,按类分编分为韦应物的家世生活和论诗两类；前一类正是陶注中所没有的,而论诗中又细分为总论和分评之分；分评又有古诗近体之区别,非常细致,这对于韦应物诗歌的体裁研究是珍贵的。

两著书中都对集外诗文进行收录,但陶注在收录的同时进行辨别真伪,并在诗后加按语说明,阮注则只是列出及指出其出处。

在注释方面,也是两书的主要部分。陶注校注分开,而阮注校注合一,先校后注。他们都有笺注精审、考证详备的特点；陶注尤以为是,他在每首诗的第一条注释中都注明可确定或大体可以确定的作年、地点及职务等,并进行题解,对诗中所出现的人名、地名都进行了考证辨析,给予确定。许多阮注中未详的人名、地名在陶注中都有了确指,如:卷四《送豆庐策秀才》在阮注中指出:豆庐复姓,何人未详。而陶注中则指出:诗约贞元七年早春在苏州作。豆庐策:吕渭女婿,贞元十六年官淮南节度、掌书记、试太常寺协律郎。见唐文拾遗卷二十七吕温《唐故湖南团练察处置使……吕府君(渭)天人河东郡君柳去墓志铭》。又如《月晦忆去年与亲友曲水游宴》“骑出宣平里”,对于“宣平里” 阮注“未详”,而在陶注中却指出“唐长安城中坊里名,在朱雀门街东第四街；东市南第二坊,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这大概与陶敏所著《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有关,它以《全唐诗》中所收人物为对象,对其姓名、事迹以及诗中与有关的(官名、地名)诗作年代真伪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辨析,不仅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而且学术价值也高,所以陶注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占有优势。

陶注也比较详细,在具体词句典故的注释中,即诠释不常见的字词,也注意必要句意的串讲,个别字都给出了注音,一般有一个例证,与阮注比较则可知其比较通俗易懂,对诗中的事能与当时史事相互印证。如“豺虎起东北”(卷六《经函各关》)对“豺虎”句指出“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据范阳反”，并指出出处《旧唐书?玄宗记》下。而在阮注中只是寻求例证并力求找出这词最早出处,这同时也指出了阮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尽量寻找词语典故的最早出处,给予例证,而在例证中有前人作出的注解并引用。《贾常侍林亭燕集》中“缭绕接都城”中“缭绕”:《文选•潘岳•射雉赋》，“周环回复缭绕盘辟”注:“徐爰曰:皆回从往复不止之貌。向曰:周回不止之貌”。最主要是从诸多例证中寻求“旧注”。资料可谓翔实博广,他没有如陶注一样注重诗的情境理解,而只是让读者从旧诗旧句去贯穿理解。他的前五卷还比较详细,后五卷中大部分注只要是曾出现过的,都标以“参考×卷《×××》诗注×”。

两注在词语典故的出处基本上注释一致,但也有一些同一词语截然不同之注,笔者大略数了一下有六处,如:《酬郑户曹骊山感怀》中对“下元”注,陶注为“唐人以上元、中元、下元为三元。下元为农历十月十五日,道教徒于此日斋醮祈”并举《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十八引“正一旨要,下元日,九江水帝,十二河源溪古大神,与古神王,水府灵官同下人间校籍,定生人福祸”。而阮注“仙人之名”也举例《云笈七》“下真之道,总而行之,则为上清下元真人”。二注难分取舍,但笔者认为韦应物及其诗作于唐代,当以当时定评风俗为是,阮注也许是“下元”的最早出处,如两者能中和,则为“原是仙人之名,后为定为斋醮日”。另一《至西峰兰若受田妇馈》中对“泼撒”之注:阮注为:“状鱼刚上网”,陶注为:“即泼散”。《 觉察杂记》卷上:“淮间岁暮,家人宴集,曰泼散”。因为此原因陶注认为此诗概作于滁州刺史任上,而阮注未给考证辨析,依据题中“新岁余”概陶注合理,是淮间风俗,另外还有卷五《奉和张大人戏示青山郎》中对“青山郎”的注释,卷七《再游西山》中对“测测”的注释,卷五《广陵遇孟九云卿》中对“夹河”的注释,卷九《乌引雏》中“睥睨”的注释,这里都列出留于后人考证。

两书虽然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无论对大陆还是台湾的韦应物研究者,这两本韦应物集注书的问世,无疑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我们不可能评论谁优谁劣,只能说是各有千秋,阮廷瑜在资料的搜集和占有上要超过陶注,而陶注在注释上的详尽、准确则又略胜一筹。研究者如能结合二书,各取所长,将会为研究韦应物高潮的到来奠定基础。

蔚华萍、韩国春:秦皇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