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的爱与美:自形而下相形而上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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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最为钟爱的人物心灵的深层，托尔斯泰为他心爱的主人公设计了一系列外来的干扰，意在把人物打出常规，让娜塔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首先是安德烈的父亲提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条件，“把婚期推迟一年，到国外走一趟，养养身体”，看看爱情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本是很小的波折，但是在娜塔莎的心灵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她觉得一年的等待太久了，太煎熬了。这显然是在强调娜塔莎的浪漫情感是极端的。为了揭示这极端的情感是否有同样极端的可靠性，托尔斯泰让安德烈不像娜塔莎这样任性，这样为感情俘虏，而是让热恋中的安德烈保持理性，甚至冷峻。因为只有让相爱的人物心灵上发生“错位”，才能使人物内心深处的奥秘得以突显。下面的对话是不能忽略的。安德烈说：

“我是为您担心。您不了解自己。”

娜塔莎全神贯注的听着，极力想听懂他的话，但是，没有听懂。

这里，最深刻的首先是娜塔莎“不了解自己”，其次是娜塔莎“没有听懂”。托尔斯泰在前面以叙述者身份提醒读者：“她沉醉在极度的幸福之中，凡是处在这种状态的人，就变得十分善良和美好，不相信人间会有罪恶、不幸和悲哀。”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可爱的，高尚的，相亲相爱的，谁也不会欺侮谁”。托尔斯泰的深意在于，娜塔莎这样天真烂漫的情感，不但对他人，而且对自己都是不设防的。这种浪漫情感是美好的，但托尔斯泰冷峻地看到，这是肤浅的。“心灵的辩证法”将不以她的意志而起作用，一旦遇到特殊的条件就会走向反面，她和安德烈的情感错位将会扩大，情感的危机是必然的。为了揭示浪漫感情的深层，托尔斯泰让安德烈给她一年的自由，如果爱上他人，可以悔约。安德烈强调，“有一年的时间您就会认识自己”。这其实是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天真的、率性的感情的惊险。对此，娜塔莎说“这太可怕了”，“等一年要把我等死的”，还大哭起来。娜塔莎自以为爱情是绝对的、永恒的，托尔斯泰让他心爱的女主人公爱情的强烈浪漫性质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不能等待”具有唯一的、排他性的一面，但是，也具有与之矛盾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不能等待”而转移。

托尔斯泰为了提醒读者关注这个矛盾，特别在娜塔莎身边设计了第二个错位人物：闺密索尼亚。娜塔莎先后两次想到她不能像“索尼亚爱尼古连卡怎么就爱得那么稳定，那么平静，而且那么长久地、耐心地等待着”。她想，“我办不到！”这就是安德烈所说的“她不了解自己”的内涵了。托尔斯泰不无冷峻地直接揭示：“爱别人和知道别人也在爱她，已经不能使她满足了：她现在需要、立刻就需要拥抱心爱的人，而且把她那满腔的情话倾吐出来，同时也听他诉说爱情。”这说明娜塔莎的爱情带着某种形而下的的性质，而托尔斯泰则是用精神的形而上的目光俯视着他心爱的女主人公。

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设置了第二个外来的干扰，把娜塔莎的心灵打出常规。让一个美男子阿纳托利・库拉金出现在她面前，来考验娜塔莎，让浪漫的爱情与的矛盾以一种恶性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她的爱情从“不能等待”、排他的这一极端，在几天之内就转向另一极端，浪漫的爱情变成疯狂的。当然，托尔斯泰没有简单化地处理娜塔莎，没有把她写成像皮埃尔的妻子海伦一样的浪人，也就是不让她的感情的美和道德的恶混同。托尔斯泰在处理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时，其艺术分寸感表现在：小心翼翼地让她在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道德感之间备受煎熬。

娜塔莎感到阿纳托利在欣赏她，这使她愉快。当她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感到他有“一种不正当的意图”，她恐惧地感觉到，她和他之间完全没有她和别的男人之间通常所感到的那种羞怯的隔膜。托尔斯泰让她忽然想起安德烈公爵，不觉吓了一跳：“我的上帝！我完了！”她也曾挣扎，自我欺骗，永远不再见到他，可是本能告诉她，从前她对安德烈公爵爱情的纯洁性全完了。

其深度在于，首先，最初的爱虽然是纯情的，但也是肤浅的，是经不起引诱的，有美男子喜欢她，使她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其次，她为自己的感情与道德的矛盾而恐惧。显然，托尔斯泰让娜塔莎有道德上的负疚感，让她有所挣扎，有所抗拒：“不要对我说这种话吧，我已经订婚了，爱着另外一个人。”可是，这并没有阻碍浪漫的爱情转向形而下的。当她听阿纳托利说他爱她爱得发疯以后，她“兴高采烈，而又惴惴不安，睁大吃惊的眼睛环顾四周，她仿佛比平时更快活”。当他们单独相处时，“滚烫的嘴唇紧贴到她的嘴唇上，就在这顷刻之间，她觉得她又自由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强调娜塔莎浪漫爱情动摇的煎熬：“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折磨着她，她爱谁：爱阿纳托利还是爱安德烈公爵？她爱安德烈公爵――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是多么强烈地爱他。但是她也爱阿纳托利，这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事不能两全呢？”她完全糊涂地想：“现在我得选择，两者缺少一个，我都不会有幸福。”当阿纳托利在秘密情书中提出私奔：“秘密地把她带到天涯海角”，她彻底地转向了背叛最初的感情：“是的，是的，我爱他！”娜塔莎想，她反复把信读了二十遍。

托尔斯泰在这里，进一步拉开了她与安德烈爱情的错位幅度，开始揭示娜塔莎心灵的第三个层次。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选修课本的选文的第二部分，正是从动摇在两者之间转向眼前的开始的。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的魄力就在于，毫不手软地让他宠爱的娜塔莎的不顾一切地走向疯狂。从小说艺术上来说，把她与安德烈情感错位的距离拉得越大就越是能撼动读者的心灵，但是，如果让二者的感情从错位变成脱离，娜塔莎的形象可能变得很庸俗。托尔斯泰让闺密索尼亚发现了阿纳托利的信，责备她看见阿纳托利三次就把安德烈忘记了。娜塔莎的回答是，“我已经爱了他一百年”。她完全陷入狂热之中：“我直到现在才感受到这种爱情……我一看见他，我就觉得，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隶，并且我不能不爱他。是的，奴隶！他命令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并且宣称自己“没有意志了”，不惜说不怕“毁掉自己”，甚至说，如果索尼亚反对，她就是她的“敌人”。

娜塔莎的情感不是完全背离了与安德烈的海誓山盟了吗？错位不是变成脱离了吗？但是，这种正视的疯狂实在是托尔斯泰比屠格涅夫深邃的地方。托尔斯对这种的极端疯狂性，并没有像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那样，让有夫之妇卡列尼娜顶不住伏隆斯基的进攻，将全部生命投入热恋，不惜抛弃家庭儿子、名誉地位，公然与其私奔、同居。托尔斯泰本来有提示其恶的意图，可是越刻画其情感的丰满，越违背初衷，于是超越了恶，把她写得越来越美。这种美的特征就是沉睡的爱情，一旦被唤醒就发出生命的华彩，超越于世俗的理性善恶观念之上。如果按着安娜・卡列尼娜的逻辑，娜塔莎疯狂的爱情，有可能得到完全的同情和理解，甚至赞美，但是在这里，托尔斯泰为娜塔莎设置了道德的善的底线。他让索尼亚怀疑阿纳托利提出私奔，而不“公开向你求婚”，可能“有些什么样秘密”（课本用的高植的译本，译作“有些什么样秘密”，刘辽逸的译本译作“不可告人的原因”）。索尼亚的怀疑让娜塔莎“惊恐”了，她反对索尼亚怀疑他“不高尚”（高植译本译作“如果不是高尚的人”，刘辽逸的译本译作“如果不是正派的人”），坚定地认定他是“高尚的”。显然，托尔斯泰在这里，为娜塔莎与安德烈的错位留下了最后一点摇摇欲坠的重合：她的是建立在对对方道德高尚的轻信上。

就在不绝对违背道德的前提下，托尔斯泰让娜塔莎正式写信给安德烈的姐姐，正式解除了和安德烈的婚约，而且让她看来，“这一切都是这么简单明了，轻而易举”。

这是托尔斯泰揭示了娜塔莎心灵的第四个层次。这个层次在时间上是短暂的，但由于错位幅度达到极限，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是惊心动魄、酣畅淋漓的。

课本的编者说，娜塔莎是《战争与和平》中最有光彩的人物（之一），她的光彩在哪里呢？光有上述四个层次，读者的印象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托尔斯泰把人生理想确定为“道德自我完成”，他对娜塔莎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对她只顾眼前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中隐含着对纯情少女感情冲动的理解、同护，甚至掩饰不住的赞叹。第一，托尔斯泰事前让安德烈理性到给她一年的自由，并且直接指出娜塔莎不成熟，并不了解自己，她的爱情起初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的，肤浅的，并不是永恒的，有可能会在特殊情况下动摇。第二，这是最为关键的，托尔斯泰把这个阿纳托利写成一个骗子。娜塔莎对爱情的背叛，不但是因为她相信他是高尚的，而且因为她不知道他是已经结婚的男人，情感灾难的根源在于她的绝对纯洁、轻信，“不把人往坏处想”，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可爱的，高尚的，相亲相爱的，谁也不会欺侮谁”。第三，这种回护，还在于让阿纳托利的拐骗没有得逞，私奔的计划被索尼亚发现，阿纳托利图谋失败，不负责任地逃之天天。托尔斯泰对娜塔莎批判的深刻之处还在于，让她在得知可能受骗以后，一面“哭得全身颤动”，一面还认为阿纳托利“比你们谁都好”，甚至从母亲口中得知阿纳托利已经结过婚了，还希望不是真的，但她所信任的皮埃尔告诉她“是真的”，她还要求他发誓，皮埃尔发了誓。结果，她服了她偷偷弄到的砒霜。她吞了一点就吓坏了，把索尼亚叫醒，及时采取了解毒的措施，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仍然大病一场。

托尔斯泰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大师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一切并没有使得娜塔莎与安德烈的情感错位幅度缩小，相反，保持二者之间的错位距离。安德烈的姐姐提示读者“他的高傲性格不许他露出他的感情”，明明仍然爱着娜塔莎，却依旧表面上谈笑风生，他在回答皮埃尔的问候时，甚至冷笑了，只有皮埃尔明白他的冷笑是说：“我很健康，但我的健康已经没有人需要了。”就是在皮埃尔对他说，娜塔莎命在旦夕，他仍然是冷笑，还请皮埃尔转告娜塔莎过去和现在一样，她是自由的。他声称自己不能原谅“堕落的女人”，也不可能高尚到重新向她求婚。

这时，托尔斯泰向读者展示了娜塔莎内心深处第五个层次，娜塔莎在道德上溃败了，虽然说出了请求“原谅”，但是，连自己也没有信心：“我知道一切都完了……那永远不可能了。”虽然如此，她仍然请求“宽恕，宽恕，宽恕我的一切……”。她变得极端自卑，绝望。皮埃尔对她说，自己愿意做她的朋友，听她的倾诉，她的回答是：“不要对我这样说吧：我不配！”皮埃尔劝她说“生活道路还远着呢”，她怀着羞愧和自卑的心情说：“全都完了！”

托尔斯泰对于娜塔莎的剖析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到了第六个层次，没有这个层次，娜塔莎的形象是不完整的。只有在这个层次，才真正显示出托尔斯泰式的形而上的爱情的升华。为此，托尔斯泰让娜塔莎与安德烈重逢，但让安德烈已经受了重伤，生命垂危。在他死亡的边缘上，他们爱情的错位却奇迹似的重合了，然而这种重合不是形而下的大网圆，而是在安德烈死亡之前，娜塔莎和安德烈表现出的深沉的爱。爱情就上升到超越，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高度，带着基督教爱的哲学的境界。这个境界从安德烈垂死之际的幻觉中生动地想起了娜塔莎开始，但不是像以前一样只想她使他喜悦的迷人魅力，而是想到她的灵魂。他明白了她的感情，她的痛苦、耻辱柑悔恨。他懂得了他的拒绝是多么残忍，看出他和她决裂是多么无情。“我多么希望再见她一次。只要一次，看着那双眼睛……”在昏迷之后醒来时：

娜塔莎，那个活生生的娜塔莎，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重他最愿意用她刚得到启示的那种全新的、纯洁的上帝的爱来爱的娜塔莎，跪在他面前。他明白这是真的、活的娜塔莎，他并不惊讶，只是感到安详的欢愉。娜塔莎跪在那里，吓呆了（她不能动弹），忍着哭泣，望着他。她面色苍白，没有表情，只是脸的下部在颤抖。安德烈公爵舒了一口气，微微一笑，把手伸给她。“是您吗？”他说。“多么幸运！”娜塔莎跪着向他移近，小心地握住他的手，低下头来吻它，用嘴唇轻轻碰了碰。“原谅我吧！”她抬起头来看看他，低声说。“原谅我吧！”“我爱您，”安德烈公爵说。“原谅我……”“原谅你什么呀？”安德烈公爵问。

“原谅我做的……事，”娜塔莎用几乎听不见的、断断续续的低声说，开始更频繁地用嘴唇轻轻吻他的手。“我比先前更爱你，更知道怎样爱你了，”安德烈公爵说，用手托起她的脸来看她的眼睛。这双充满幸福泪水的眼睛，怯生生地、同情地、含着爱情的快乐望着他。

读到这里，读者不要忘记，娜塔莎是《战争与和平》中最有光彩、最受作者宠爱、最美的形象，这时，在安德烈眼光中，娜塔莎那张瘦削而苍白的脸，浮肿的嘴唇，实在不好看，而且显得可怕，但是安德烈公爵没看见这张脸，他只看见那双光辉的眼睛，那双眼睛是绝美的。

“不好看”甚至“可怕”，是生理的，形而下的，如果光是形而下的，那就庸俗了。托尔斯泰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光辉的眼睛是绝美的”。这种美是灵魂的，形而上的。两个人情感的错位弥合了，灵魂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半昏迷状态中他把嘴唇贴到她手上的时候，他哭了，流出平静、欣喜的眼泪。当初，在他感到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死就死吧，那更好。可是，对娜塔莎的爱情默默地潜入他的心里，又使他依恋人生了。这里，托尔斯泰写娜塔莎用的仍然是和安德烈初见娜塔莎时同样的手法，娜塔莎的美有一种唤醒生命的力量。

而娜塔莎的爱也升华到超越死亡的幸福境界。

从那天起，娜塔莎都不离开安德烈，医生不得不承认，他没料到一个姑娘竟然这么坚强，竟然这么擅长看护伤员。娜塔莎和安德烈贴近，感到“狂喜”，“她的脸焕发着光彩”。在最后的那几天，她觉得她已经不是在看护他，而是“看护最亲切的回忆”。他们的感情是那么强烈，死亡表面的、可怕的一面，对他们已经不发生作用，他们没有必要去触动哀痛。安德烈从生理上感到她的接近，不但唤醒了他对生命的珍惜，而且能够使垂死的他感到“面前展现一种新的幸福，一种与人不可分的幸福”。即使他感到离死更近了，他仍然在清晰地思考：“爱干扰死。爱是生。只是因为我爱，我才明白一切，一切。只是由于我爱，才有一切，才存在一切。只有爱把一切结合在一起。爱是上帝，而死，意味着我这个爱的小小粒子回到万有的、永恒的本源。”这些思想使他感到幸福的享受。拥有了“一种超越物质的力量，不受外界物质影响的幸福，一种纯粹精神的幸福，爱的幸福”。这里当然有托尔斯泰主义的说教（爱一切――爱上帝所体现的一切），但是，通过这一切，托尔斯泰明确无误地向读者宣示，这就是娜塔莎灵魂的第七个层次，其性质是超越生死的、带着基督教义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娜塔莎的爱，超越了少年青春时代与天真无邪相混杂的的疯狂，进入了纯粹的精神的境界，只有理解了这个层次才能理解，为什么娜塔莎是《战争与和平》中最光辉的形象。

当然，就最完整的形象体系而言，托尔斯泰笔下的爱情并不绝对是形而上的，爱情的形而上是与形而下的婚姻和家庭结合在一起的。故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让那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安娜最后因为爱情的不满足而卧轨自杀，而与之相对的吉蒂却获得了幸福的婚姻和美满的家庭。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也让娜塔莎最后与忠厚善良的皮埃尔结合，变成一个克尽天职、不修边幅、超越虚荣的幸福的妻子和母亲。这里托尔斯泰明显有为东正教婚姻观念图解的成分。从艺术形象来看，娜塔莎作为贤妻良母的形象显然不及从的疯狂到自卑的绝望、精神崩溃那样具有震撼力。正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恪守妇道的吉蒂显然不如把爱放在生命之上的安娜的形象那样丰富、深邃。这是因为审美价值于小说和诗不同，在诗中心心相印、生死不渝的爱情是美的，而在小说中则相反，如果娜塔莎和安德烈一见钟情，生死不渝，那就没有性格可言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斯克洛夫斯基曾经总结爱情小说的模式说：

故事需要的是不顺利的爱情。例如当A爱上B，B觉得她并不爱A；而B爱上A时，A却觉得不爱B了……可见故事不仅需要有作用，而且需要有反作用，有某种不一致。

这里的“反作用”“不一致”，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有情人之间的情感错位。在错位而不脱离的前提下，错位的幅度越大，人物的性格越是鲜明深刻。这是托尔斯泰一以贯之的小说美学原则。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少爷引诱了女仆喀秋莎，导致她怀孕被逐，沦为玛丝洛娃，遭受谋杀冤狱受审之时，聂赫留朵夫身为陪审团成员发现此女乃当年之喀秋莎，决计忏悔并赴监狱求婚，以期赎罪。托尔斯泰让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追随被流放的玛丝洛娃到西伯利亚，玛丝洛娃明知聂赫留朵夫出于真情，托尔斯泰仍然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玛丝洛娃嫁给了一同流放的民粹派革命家。一连串的错位，构成《复活》不朽的艺术。同样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和安德烈在艺术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是情感发展到几乎完全脱离的边缘。更精彩的是，在这个边缘上，托尔斯泰设置了多重错位：第一重，阿纳托利明明是个骗子，娜塔莎却认为他是个“高尚”的人，声言甘心做他的“奴隶”不惜“毁灭”自己；第二重，闺密索尼亚出于对她的真诚关切，对阿纳托利的高尚表示怀疑，娜塔莎却认为她这样想就是自己的“敌人”；第三重，得知被阿纳托利所骗之后，她绝望甚至自杀，自卑到觉得没有资格“请求原谅”，而明明爱着她的安德烈却装得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拒绝宽恕，残酷地声称自己不能原谅“堕落的女人”；第四重，等到情感错位恢复到完全重合之际，安德烈却死亡了。正是因为这样大幅度的多重的错位，娜塔莎的形象达到了审美价值的辉煌的形而上的极致。这也就是编者所说的“最具光彩”的地方，而在这以后，娜塔莎和诚实善良的皮埃尔结合以后，和吉蒂与列文一样，夫妻之间完全没有“错位”，其形象达到善的极致，也就是编者所说“完美无缺的幸福人生”，但这恰恰是形而下的境地，其审美的光辉却暗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