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偶像到全民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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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跳水，拿生命博收视的“恐怖片”
“起跳前像国家队，落水时像牛杂碎。”——中国星跳第一人牛群在这样的自嘲中拉开了“星跳”节目的大幕。不顾评委和主持人的劝阻，原本一直在3米跳台训练的牛群径直走向了从来没有尝试过的10米跳台，在女主持人的眼泪和观众的呐喊声中一跃而下。在之前第一跳挑战5米跳台时，由于动作不规范、入水角度不够，64岁的他几乎是砸在了水面上，有几秒钟都没回过神儿，在救生员的帮助下才艰难地从水里走上来。而此前，人们印象中的牛群，是那个西装笔挺，站在春晚的舞台上为全国观众表演的“相声艺术家”。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韩庚上颚出血且被水拍晕不省人事，包小柏跳水导致耳膜穿孔，陈楚生身体淤青红肿，黄征嘴部流血，郝邵文皮肤过敏，刘雨欣肋骨受伤……无论怎么强调专业训练、高额保险、安全措施，常识告诉我们，非长期训练、非专业运动员挑战门槛颇高的跳水运动，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说好的万无一失”也只能是浮云。有评论甚至指出“星跳”是在“拿生命博收视”，所谓的“公益”和“励志片”已变成“没有下限”的“恐怖片”。
退一步，如果说运动中的受伤在所难免，那么参与运动的心理自愿，以及符合运动需要的身体素质条件则是底线。然而，一直极度恐高的香港歌星阿Sa“乘坐观光电梯时都不敢睁眼观光”，曾戏称跳水的感觉好像是跳楼，“每次往水里望过去，都会腿脚发软，呼吸困难”。训练和彩排时，她更是因为害怕和不规范的姿势而多次扭伤腰部。煽情的背景音乐响起，镜头里几乎都是接受医生治疗时阿Sa痛苦的表情。
歌手阿宝也是个“出远门连坐飞机都害怕”的恐高症患者，跳水时曾要求编导左右不离身，几度因为害怕险将编导拖下水。
获得头名晋级的韩国女星蔡妍竟然更是不会游泳就先学跳水。训练时因为呛水而患有严重的恐水、厌水综合症，在训练时几次害怕地痛哭，尖叫着“不跳了！不跳了！”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与那1秒钟不规范也不精彩的跳水相比，明星身上的创口贴、恐水时的痛哭尖叫、跳板上的恐惧表情、丑态百出的身材和入水动作，往往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把这些极度恐高、甚至不会游泳的明星逼上跳台？
显然，牛群在自嘲中拉开“星跳”大幕的同时，也高调开启了中国的娱乐节目的“虐星时代”。训练时因疼痛而抽搐的面部表情特写，镜头前的宽衣解带，呛水时的难受，跳板上的恐惧和紧张等等，都是这场“虐星”大戏的经典桥段。我们不必过于计较主持人“你跳水应该不在话下，因为唱歌唱得很好，还会海豚音”这匪夷所思的逻辑，因为“拿生命博收视”的“虐星”大戏本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合谋。披着公益募捐、倡导运动等外衣的星跳节目不过是“名利的跳台”。
邓丽君：一个无法被超越的偶像
不论你是跟着主持人和明星们一起跪地抹眼泪，还是觉得“虐星”节目实在很虐心，你都无法逃离一大波正在袭来的“星跳热”。即便高调批评星跳节目的人民网、新华网也不得不加入转载大部队，时时更新着“昨晚谁又出丑了”的谈资。被社交网络媒体和茶余饭后的津津乐道铺天盖地裹挟着，仿佛你不看一两期星跳节目、不评论几句两个星跳节目孰优孰劣，你都不好意思加入同伴面红耳赤的热烈讨论。
但是，记忆中的明星好像不是这样。高高在上的明星，怎么会变成这样？
2013年5月19日，“追梦-巨星耀北京邓丽君60纪念演唱会”上演，将近2000元的场地票一周前就已销售一空。王菲、羽泉、张靓颖、萧敬腾、彭佳慧、曹格、平安、毛宁等明星将参加演出，和粉丝们一同怀念“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明星”。按照2012年人均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约6076美元的统计，粉丝们拿了月收入的三分之二来听一场纪念邓丽君的演唱会。
“丽君故乡行”始终是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重要一站，就连邓丽君生前从未到过的河北省大名县也以邓丽君祖籍自居，大力开发“丽君文化”，成立了邓丽君文教促进会，花重金打造邓丽君文化广场、邓丽君音乐院、邓丽君剧院等旅游景点。“邓丽君模仿秀”也始终占据着娱乐节目的重要时段。
在诞辰60周年、出道46年、逝世18年后的今天，邓丽君从未被忘记。“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是这一场旷日持久、仍在继续的追星活动的最好注脚。
1978年，邓丽君的歌曲传入大陆，“靡靡之音”在大街小巷流行开来，在少男少女的口中相传，成为80年代新青年突破禁欲传统、展示个性追求的叛逆宣言。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这样的娱乐甚至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在消费娱乐活动被高度官方化、计划化的年代， 很多年轻人流行唱邓丽君的歌， 那是一种对时期全权社会禁欲主义的不满， 是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肯定。”
因此，邓丽君不光代表了时髦的发型、衣着，更内在地蕴含了契合人性中个体化、个性化追求的意义。恰恰是这种意义，使邓丽君成为永恒，成为粉丝心中无法被超越的偶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所强调、宣扬的是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宏大叙事，它的目标诉求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到民族救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三十年代以上海城市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后来主流文化的叙事中基本被中断，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它被认为是“不健康”和具有“腐蚀性”的。“红玫瑰”或“礼拜六”以及舞场上的靡靡之音，在大众化的“红色经典”面前不战自败。几十年后，消费性、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卷土重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琼瑶、席慕容的爱情小说和诗歌以及海外华文电视连续剧等都是这样关照个体情感的“小写的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邓丽君之后，明星的黄金时代来临。“我就是我”的本能重新彰显，“个性”成为主流价值追求。明星们以帅气、靓丽的外型，以迎合大众口味的故事情节和表演，以离经叛道的歌曲曲风和演唱方式，以自己的名义，赢得了前所未有的疯狂追捧。《流星花园》里的F4和大S、《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周杰伦、《蓝色生死恋》里的宋承宪等等，都成为黄金时代的宠儿。
背着家长偷看偶像剧，为剧中的悲欢离合而感动流泪，收集偶像的所有专辑和海报，以“喜欢同一个明星”为识别同类的标志，以“不喜欢同一个明星”的理由而分手……每个人成长中总有过一段难忘的追星时光，都干过一两件追星傻事。那时的明星高高在上，是粉丝们的信仰。
廉价明星，沦为“逗您一乐”的宠物
与粉丝对邓丽君的长情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近年来一拨又一拨速朽的明星们。一批批年轻人迅速成名，又被迅速遗忘。
从《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到《星光大道》和《中国好声音》，近年来铺天盖地的造星运动，在拉近甚至模糊了明星与粉丝的距离的同时，也把明星拉下了神坛。“想唱就唱”“谁都可以唱得响亮”的一夜成名成功学的流行，使得资源和粉丝不再被传统精英明星所垄断，成为名人的门槛大大降低，光环一层层褪去。“明星”及其价值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通胀和贬值。
在这种情况下，明星的泛滥导致“注意力”成为娱乐产业最稀缺的资源。只要是能吸引观众注意力，明星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突破自我尊严和社会道德的底线。十年前，周杰伦不愿意改变自己口齿不清的style，坚持自己的风格来凝聚真正的拥趸。而今天，明星们为了照顾粉丝的情绪，连是否有男女朋友也不敢坦诚以对。
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跌落，明星被观众的眼球和口水牢牢控制，沦为“逗您一乐”的宠物。明星用“自虐”的方式，娱乐节目用“虐星”的方式，完成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合谋。
如果说《我是歌手》是中国娱乐电视“虐星进程”的一个温和开始，而《星跳水立方》和《中国星跳跃》则将这一进程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近几年中国娱乐节目的流行趋势，浓缩了明星从大众偶像变为全民宠物、观众从疯狂追星到乐于虐星的过程。
（摘自《南国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