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视阈下的《尚书》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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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尚书》是华夏文化最早、最重要的文献载体之一，反映了虞、夏、商、用“四代”的历史，是先秦时期华夏文化的第一次凝聚成书。探讨《尚书》历史思想与先秦历史思想潮流及整个先秦历史文化的关系，非常必要。《尚书》历史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中国特色和先秦文化印记：它是中国原生本土文化中“王道”文化的最早体现，是史官文化的孑遗；受到周人文化的改造：带有明显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色彩和实用理性精神。这一切，与西方史学的类似思想范畴相比，有相当大的差异。《尚书》历史思想在中国历史思想史上具有肇始之功，影响极为深远。
关键词：尚书；先秦；历史思想；中国原生本土文化；中西比较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057—06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式的，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华夏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尚书》就是华夏文化的最重要文献载体之一，反映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历史，是先秦时期华夏文化的第一次凝聚成书。今本《尚书》的“今文”部分基本上都有文献依据：“古文”部分也不是凭空捏造。至少可视为后人讲章的汇编或相关材料的辑佚。今本《尚书》基本可以看作先秦历史文献或其遗留，因而有必要置之于宏阔历史背景和学术发展脉络中，探讨它的学术地位和时代特色。
一、《尚书》在先秦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古籍，是先秦文化的文献源头，它的流传和成书时间跨度很大，与先秦时期在时间上有相当大的重合度，既可以说是前期先秦文化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又塑造了后期先秦文化，因而，《尚书》与先秦文化二者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它兼“史学之祖”和“文化圣典”于一身，从而强化了它在先秦历史思想史中的地位，也使它的历史思想对中国历史的演进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和奠基期，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极端重要。尤其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来历史文化从未中断的大国，这种历史和文化的特殊连续性，使得产生于先秦的各种文化“因子”在此后漫长历史中得以长期传承和衍化，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尚书》即这些文化“因子”的最早文献载体。这样，研究《尚书》与先秦文化的关系，也有助于窥探《尚书》历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及其价值。
（一）《尚书》是先秦文化的文献源头
从历史时代上看，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代；而从文献角度上说，最早涌现于中国学术史上的先秦文化典籍，正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思想源头，后世之古代中国的思想基本不出其范围（佛教思想除外）。王博先生曾对包括《尚书》在内的“六经”的“最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并明确将包括《尚书》在内的“六经”之地位排在诸子文献之前，这个论断符合中国学术源流的实际。在“六经”中，《尚书》的源头性质最显著。因为《尚书》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典籍，不仅凝结了此前中国文化的成果，而且其形成和流传过程亦几乎与整个先秦时期相始终，几乎所有的先秦其他典籍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被视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代表性成就的诸子学说，更无不与《尚书》有关，其思想或多或少源于《尚书》或是对它的改造。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借用德国思想家稚斯贝尔斯的说法，将春秋战国时期比拟为中国的“轴心时代”，于是这个时代也相应地被视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时代。关于视春秋战国诸子文化为中国“轴心文化”之说法的缺陷，张京华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文化的早期阶段，三代王官学是源，晚周诸子学是流；三代王官学是正题，晚周诸子学是反题。取消三代王官学的源头地位，而代之以晚周诸子学，其影响不只是缩短年限的问题，而恰是正题与反题的倒置，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学术各期的整体错位。凡衰世皆夸其学术，凡盛世皆贬其经术。只认同政治统一，不认同学术统一。故中国学术皆成衰世之学。而政事亦与学术无关。……近代学术亦从晚清民初衰世起，故错认晚周为中国文化的原点。自从经学被‘移置’到汉代。中国文化真正成了‘无头’之学。张先生所说的“王官学”即“王官文化”。“王官文化是源，晚周诸子学是流”，可谓振聋发聩。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其具体成果就是各种王官文化（包括史官文化在内），而《尚书》就是此前王官文化学术成果的第一次集大成之作。
因此，《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关键地位在于：它是中国本土原生文化的最早凝聚成型之作，是中国早期王官文化、史官文化的孑遗，是中国文化的首次“集大成”。这一“最早”的特性，和它维持几千年而不坠的至尊地位相结合。使《尚书》成为思想母体而不断衍生出各种子体，或者变异成各种其他形态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真正源头性著作。
关于中华文化源头远在春秋战国以前的看法，在学术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孟子曾经称“孔子”为“集大成”者；阴而李学勤先生就此曾评论说：孔子既然被称为“集大成”，那就说明在孔子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积累，“孔子以前肯定有一个学术传统”。而毫无疑问，这一学术传统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尚书》。张岱年先生早就曾指出：“中国思想之结胎时代实在西周。中国思想之最初的表现在《诗》及《书》。……周代为吾国文化初成熟之时，……中国文化之根本性征，中国哲学思想之根本倾向，实在《诗》、《书》中已大致决定。”张先生所谓“结胎时代”和“最初的表现在《诗》及《书》”的概括，高屋建瓴，非常精辟和深刻。再如。还有学者从中华文化原初观念的生成及其演变的角度指出：“在先秦早期这段漫长历史进程中，古中华文化的原初观念和思想的生成、演变、发展。是以‘神——王’道德典范虚构的方式而展开的。……先秦早期时代实现了对古中华文化的原初思想框架和价值蓝图的奠基，这一承载古中华文化的原初思想框架和价值蓝图，就是王道主义或王权主义思想。”这种观点同样也是指出先秦诸子只是在中国“原初观念和思想”基础上进行的“再打造”而已。以上所引各学者所言都指出《尚书》的特殊源头地位。我们引以为傲的诸子百家学说，并非中华文化的“本根”，而是在以《尚书》等“六经”为代表的中华原生文化典籍基础上，绽放的绚丽“花朵”。《尚书》就是中国原生本土文化中“王道主义”思想的最早载体；而由《尚书》与诸子文化之关系，也可见《尚书》的重要学术地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