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海角也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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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然而，“自古忠孝两难全”，一如生活中的我们，往往由于工作和其他的事情，要奔赴他乡，致使不能经常地陪伴在长辈面前侍奉老人。范春歌，曾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范长江新闻奖”，在中国传媒以远行采访著称。她倾诉真情的文字和她远行采访的文字一样，深深的爱，切切的情，涓涓地流淌在数不尽的字里行间……也许，这便是我读完这篇文章禁不住泪眼婆娑的缘由所在吧。
永远也不会忘记2001年的那个夏天。乘火车抵达山西太原，一出车站就包了一辆出租车，向两百多公里之外的老家――一个汾河边的小乡村奔去。刚刚回国放下行囊的我要去看望病中的姥姥。
汾河两岸的麦子成熟了，吹进车窗弥漫我的是久违的麦穗的醇香，那是我从小便熟悉的田野的气息。刚刚蹒跚学步，忙于创作的画家父母就将我寄养在汾河边的姥姥身旁，直到上学才将我接回。姥姥也随同来到了城市和我们共同生活，直到我结婚成家之后多年才回到她久别的家乡。
正午时分，太阳渐渐当顶，姥姥的家也愈来愈近，旅途上本来就一直悬挂的心仿佛顶到了嗓子眼，随着路程的缩短让我喘不过气来。从夜里上火车到早晨到站，我几次用手机拨打姥姥家的电话，都未有人接，而家人是知道我今天要赶回的。于是，一直有个不祥的预感，手术后的姥姥是否病情发生变化被重新送到了县城医院?
就在距村子不到30里的时候，我的手机骤然响起来，表妹带着哭腔说：“姐，你不用心急火燎地赶路了……姥姥两天前已去世了，我们不敢告诉你……眼下也瞒不住了……”她接下来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只觉得那一片片金黄的麦田仿佛大团的火烧云从天上罩下来!
余下30里路，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只知道当出租车开到姥姥家的大院时，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有人举来一块白布迅速裹住我的头顶，披麻戴孝的族人闪开了一条道，我跌跌撞撞地从这条白色的河流中穿过去，只看见一口棺材躺在大槐树的绿阴下一一那是儿时姥姥搂着我讲童话的地方。
我跪下了。
得知姥姥病重的消息时，我尚在伊朗的德黑兰。当时，我正在海外寻访郑和下西洋的历史遗踪，伊朗是我计划中要造访的18个国家中的第11个；从2000年开始的“重走郑和路”计划，整个行程大约需要两年时间。无疑，这是我数次远行采访中时间和旅途最长的一次。
其时，姥姥85岁，已到耄耋之年。
记得2000年出发的那年，从北京办完前期签证的我直接回到了山西老家。只上过几天私塾的姥姥安静地听我坐在炕头絮絮叨叨，她像为儿时的我所做的那样，轻轻地摇着蒲扇。许久，姥姥停下了于中的扇子，说：“姥姥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干事，去吧。想姥姥的时候，就像上次在美国那样给我来个电话。但是别打多了，费钱。”
第一程完成了9个国家的采访后，我回到国内紧紧张张地开始办理下一程几个国家的签证。2001年的初夏，我再次去探望姥姥，同时向她辞行。已经86岁的姥姥，身体明显不如以往，双腿连跨过门槛都很困难。在老家的日子，我哪儿都不去，每天和姥姥坐在炕头上，望着窗外那棵枝叶婆娑的老槐树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往事。姥姥说的最多的还是我童年的旧事。
我打小是姥姥和姨姨们给背大的。那时，大米在连粗粮都吃不饱的北方乡村当属稀罕物了，为了不委屈我这个从南方城市来的娃娃，姥姥及姨姨们每天都要设法给我蒸上一小碗用粗粮换来的白米饭。
姥姥问我记不记得仅挨过的一次打，我笑起来，怎么不记得呢?年幼的我在村里看什么都新鲜：母鸡孵蛋、小狗打架、石榴开花……有一同，我看中了亲戚家毛茸茸的长毛兔，硬是缠着人家将一窝12只小白兔都抱回了家。姥姥一再解释，生活贫困的那家亲戚全靠这些长毛兔换油盐钱。可是，小小的我脑瓜里根本没有贫穷的概念，姥姥示意舅舅强行将小兔拿走，我竟堵在院门口哭着死活不让走。于是，便有了后脑勺的一巴掌。
兔子被送走了，姥姥特意带我到那户亲戚家吃了一次饭。带苦涩味的掺野菜的玉米窝窝，让我平生第一回尝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味道。姥姥说，从那以后，我竟懂事多了。
和姥姥坐着或躺着回忆往事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宁静、最温暖的时光。我甚至希望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永远。
可是，我还是得出发。姥姥早早起来煮好了20个鸡蛋，让我带在路上吃。望着她踉踉跄跄的身影，我怎么也忍不住泪水，便躲在储藏粮食的库房里抽泣。两扇厚厚的木门，是我儿时“藏猫猫”的地方。
“就这么点工夫，人跑哪儿去了?”我听见姥姥拄着拐杖在院里焦急地自言自语，接着又听见她苍老的呼唤声。我冲出去搂住她孱弱的肩，再也止不住放声大哭……
我的童年已经一去不复返。
行囊背好了，村里送行的亲友站满了院子。姥姥神情平静，可是当她拄着拐杖想站起来的时候，却挣扎了几次没有站起来，有人赶紧端来一把老藤椅，姥姥松开了我的手：“我就坐在这儿，看着你出门。”
快步走出院门的那一霎间，我回过头，坐在椅子上的姥姥向我微笑着轻轻扬了扬手，老人家的上方是那一树和她的发丝同样雪白的槐花……这幅场景让我铭心刻骨。
一个月后，我来到了伊朗。白天紧张的采访工作完成后，我想起已经半个月未与家人通话，便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得知姥姥住进了县城医院。在我记忆里，这是姥姥40来年第一次住院。
我当时是靠在旅馆的收银台打的电话，两腿顿时软下来，从旅馆敞开的大门望出去，一只乌鸦站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发出悲切的叫声。德黑兰街头的乌鸦多极了，平素见怪不怪，而此时，这只孤单的黑鸟却仿佛向我预示某种凶兆。我记得在电话里只给妹妹简单地说了一句：“我要回来，即便在天涯海角也要回来!”
那天晚上，我睁眼到天明，天明就给姥姥家打电话，妹妹却在电话里告诉我，母亲说姥姥的病情稳定了，正在恢复当中，不需几日就出院了，有她和亲友们守护在身边就足够，让我千万冷静不要贸然赶回国，否则，不但余下几国的签证都将作废，还会严重影响计划好的采访行程。
听到姥姥病情好转的消息，我心情渐渐好了许多，接下来，每隔两日就给家里通个电话。我请母亲转告姥姥，一定要把这次挺过去，等着我回家。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亲爱的姥姥还是没有能等到我回家的这一天。
在老槐树下姥姥的棺木前，母亲告诉我，实际上姥姥很早就进入昏迷状态了，但为了不影响我的采访，他们没有透露实情。我不甘心地问：“姥姥病重的时候很希望我能在她身边吧?”母亲点点头：“姥姥内心当然希望，但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让你回家。”
为了能让我见到姥姥的最后一面，入土仪式特意延迟了一天。家人打开棺木，让我再看姥姥一眼。我伏在姥姥的脸颊上，轻声呼唤她：“我回来了，你能看我一眼吗?姥姥，我最亲爱的姥姥!”
一个月后，赴沙特阿拉伯的签证办妥了。当我重新踏上“重走郑和路”行程的时候，背囊里多了一样物品，那是我离开汾河边的老家时，从姥姥的坟头带走的一把黄土。
2002年7月12日，从域外飞来的班机徐徐落在机场，我走下舷梯，深深呼吸着祖国的空气，将手指触地，然后紧紧地贴在唇边――我以这种方式纪念了一个结束：历经两年完成了对郑和航线上的18个国家的采访。
2005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了我的《重走郑和航线摄影展》。在那天的影展开幕式上，我说，重走郑和路之后我得到的所有赞誉，都不能弥补我失去亲人的痛苦，生命的历程只有一次，那是无法重走的。由此，我也深深体会了郑和及当年跟随他远航的数万名航海者所付出的代价，乃至他们身后的亲人们。他们以对国家的忠诚、不凡的勇气乃至血肉之躯，铺就了一条海上通途，铺就了一条和平之路。这使得我以更深的敬意面对我探索的历史和历史人物。
同年7月11日，我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迎来了“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典”。
这一天，我反复默念着一个中国普通妇女的名字，那是我的汾河边的姥姥――卫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