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以来扬州的形象与社会现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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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以来至今，扬州一直被人认为属于富庶的江南城市之一，文人笔下对于扬州的描绘亦是十分美好，扬州的意象十分丰富。但是社会现实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扬州在近代之前的繁荣是建立在盐业政策带来的好处以及奢华的消费之上，本身的生产力却远远落后，而自从近代以来，随着盐商集团的衰败，扬州的繁华也是一去不复返，更是与外人熟知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扬州;近代;繁华;衰落

民国时期著名作家朱自清在成年阶段发现，一提起自己的故乡，就会引起身在北京的学界同仁们的相同反应。他写道：“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①在中国文学中，扬州被构建成一个梦幻之地。杜牧的诗中便提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郑板桥也写道：“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扬州的一般看法都是比较良好的。提起“扬州”，大家通常最先在脑海中浮现会是怎样一副画面呢？是二十四桥的吹箫玉人，或是饮马长江的铁蹄“芜城”，还是十里扬州的二分明月？是郑板桥的奇绝冷峻，或是徽商的富甲天下，还是史可法的忠义无双？这座城市就这样被独特地定义着与想象着，在瘦西湖的烟雨濛濛中掩映那些往昔令人神醉的各种形象。

扬州不曾以一朝旧都而名世，即使贵为隋时的“江都”，也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它无法与北京、南京、洛阳、西安甚至是杭州相比。但扬州也并不总是与政治绝缘的，它与政治也是若即若离的，从当年的“江都”及至后来的盐政。再者是其天然的地理条件，背倚长江和运河两大黄金水道，沟通江淮之间的重要枢纽，流淌着滚滚财富；同样也就成为了历次南北大战的“兵家必争之地”，饱受着兵连祸结，这注定了它之后奇特的城市命运——多次地被摧毁，却又能多次奇迹般的复兴。而这一切赋予扬州的是多重相对却统一的形象：它是“芜城”又是“江都”；既是富人的销金窟，也是骚客的温柔乡；它既给人温婉美丽的遐想，却也告诉人们“扬州十日”血腥屠城的苦难。

显然，前近代扬州的区位条件是优越的，南北沟通的运河要道是其生长发展的命脉所在。由于扬州处于运河与长江这个巨大的“T”字型航道的交汇点上，而根据“各区域间的贸易是通过这种河流与河流间形成的‘T’型路线上繁荣兴盛起来的”②这一传统的中国区域间贸易原则，扬州正是这种沟通南北贸易的枢纽，把长江下游区域与其他区域连为一体，成为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成为长江下游地区著名的“四汇五达之衢③”。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必然导致商品流通量的不断增大，扬州就此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不仅如此，运河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国家政治、军事功能，从唐朝开始，扬州就成为东南漕粮转运京师的咽喉。一直至清初，“漕艘贡篚，岁至京师者必于此焉④。”更值得注意的是，盐业在扬州自身客观物质条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盐对于国家经济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财政税收中盐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直到清朝仍有“盐之利，半天下租⑤”之说。在当时，根据国家盐政的设置，两淮盐场之盐都要运送到扬州之后才能贩运至各地，而两淮盐场的盐产、税收以及盐业市场的规模都是明清时期各地盐场中最大的。种种情形都造成了来自徽州的盐商家族在其时的富甲天下。

徐谦芳《扬州风土小记》中载“盐策极盛，物力充羡，值高宗南巡，大架构，兴宫室，建园池，营台榭，屋宇相连，耸似长云”。⑥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详细记载了由于人员往来的频繁、资金流通的快速等造成市场繁荣、分工发达的盛况，当时在城区有鱼市、花市、缎子街、珠宝首饰等店铺的生意兴隆，酒楼、茶肆、浴室及剧场的人声喧闹。

因此，扬州在清代就以它最迷人的情态缓缓展开：既有文人唱和、兴建园林的文化盛景，又有红袖招摇、纸醉金迷的香艳往事。这一切的繁华背后就是一个“盐”字，而“盐”的背后就是盐商，盐商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宰，他们消费着扬州的富庶，建构着扬州的繁华。盐商的富有造就了城市园林与景观的精致与繁华。扬州园林的兴起的一大重要助力就是多次的帝王南巡，这使得扬州的园林成为一种为公共展示而建的雄伟的、宫殿风格的园林，透露商贾的奢华金贵。“盐商—园林—扬州”就如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并蒂同根之物，纯以消费催生的繁荣是极其脆弱的，而这样的繁荣只是盐商的繁荣，却不是当时扬州人的繁荣。盐商掌控了扬州社会的主要财富，也垄断了对扬州的话语塑造，他们成功地把扬州打造成了一座繁华富庶又十分和谐的城市。

然而，这一切繁华富庶却又像无根浮萍，盐商的崛起本身就是依附于权力的专卖制度，在帝王南巡中用财富辉映权力的鼎盛也是理所应当。但也正因为与权力过于密切的纠葛，盐商注定因权力而起，因权力而兴，最后因权力而衰。

我们仅从水利来看，清代对于扬州水利的维护与修缮可谓不遗余力，但这种“不遗余力”之后，却体现着某种尖锐的矛盾。水利所服务的从来都是运输与盐业，而在广大腹地以农业为诉求的灌溉用途丝毫不是水利所考虑的问题。这也就出现了1753年，即下河发生大洪灾之后的第二年，“恶商”掘开海安附近水坝来维持运河上流水位，防止运河成为私盐运往长江的通衢，而全然不顾附近农田的灌溉之用。⑦扬州治水的经费通常是由盐务部门所支出，下河河务官员的权威缺失，实际上所表明的是扬州河务就是盐政的附属。而与之相应的就是，扬州城内的盐商远比江北地方士绅具有更大的治水发言权，而这些盐商本就是脱离了传统农业生产而不置田业。这样，扬州城的复兴同样是以城市对于广大腹地的剥夺与空吸为代价的，这种繁华本身并没有反哺于农业与腹地，比如加大水利兴修，保障运河的灌溉用水，却是大大加速了城市自身的浮华，比如园林的兴建与对文化的资助。时人对他们的奢侈消费方式有相当多的描述：“扬州盐务，竞相奢丽以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⑧

扬州城市赖以发展的商业贸易条件在近代前期也趋于恶化。由于清初扬州城市的发展建立在盐商消费商业的基础之上，而盐商的获利又取决于他们与政府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建立在政府给予他们垄断特权的基础之上。然而，自道光十二年以后，两江总督陶澍、陆建瀛分别在淮北、淮南实行票盐制的盐法改革，取消了自明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盐商垄断特权，并对盐商财产采取了没收的极端办法。这一改革彻底摧毁了盐商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条件和基础。至此，清初扬州显赫一时的盐商消费集团完全解体。随后的结果便是灾难性的：城市商业机能丧失，服务性行业萎缩，人口外流，城市社会生活失去活力，城市建设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展开，文化萎靡不振。昔日“名园甲江左”的景象再也不复存在了。⑨

而太平天国与清王朝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决战，更导致扬州城市经济的一蹶不振。当时，清军江北大营的所在地就在扬州，双方你来我往的征战长达11年之久。在此期间，扬州郡城叠陷，久经战乱，破坏得极为惨烈。倪在田在《扬州御寇录》中感叹到:“(扬州)何意枉矢宵流，大枪蹂躏，血肉膏于城烟，庐舍红于烽火，并其屡世经营蕴积之，摧折掷弃，荡无存焉……”⑩

显然，其时的扬州已经不再是数十年前繁盛的景况了。它与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繁华盛景已经形成了巨大反差，这座衰落的城市再也无法循着以往的历史轨迹复兴，反而愈趋保守和落后。郁达夫从1928年开始出门寻访历史上的江南，他心里带着历代诗人的赞歌和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作品，满怀浪漫的期待跨过长江。令他失望的是，甚至在刚开始踏上通往扬州之路的时候，他就发现周围的风景“平坦肃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花了一天时间参观该城各处名胜之后，这一沮丧的开头得到了证实。寺院和亭台已经衰朽，园林无人料理。曾经令改成园林著称一时的花木和假山，只留下一些令人伤感的遗迹。而在1935年给林语堂的一封信中，他更是写到：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王士祯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上转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