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舞台上的辉煌变奏——文化部直属院团改革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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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96年,当文化部决定对中央直属院团进行全员考核、聘任的时候,某乐团自行召开了有四五十个人参加的会议,集体批判、谴责部长刘忠德,说是破坏了他们乐团的一个美好的现状。
而实际上,被众人极力保护的“美好的现状”却是另一种状况:在此会议前不久,一个外国著名指挥家刚刚和这个乐团合作完,一个中国记者采访了他。这位指挥家毫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乐团,好像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一样,根本没有希望。”
1997年,在艰苦的改革实现之后,刘忠德部长又请这位指挥家来和这个乐团合作,还请那名记者去访问他。这一次,这位指挥家激动地赞叹道:“真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乐团能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乐团。”
同一个乐团、同一位指挥家、同一名记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居然得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也正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采访并不顺利。
1996年,当我们想就当时如火如荼的文化部直属院团改革的话题,对文化部进行采访时,被文化部领导告之“情况复杂”而委婉却是非常坚决地拒绝了。
一年多的今天,文化部的领导同志对我们说,改革已初见成效,欢迎记者同志来检查工作。
其实,尽管是局外人,我们也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近几年来文化部院团改革“余震”的波及。设想,一个曾经捧过金饭碗、接受过数不清的鲜花、听到过无数喝彩的人,有一个清晨起来,人们告诉他:您下岗了……这会是怎样的震动。而在文化部这场院团改革中,这样的“文化下岗人”绝不是几个,也不是几十个。
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确确实实清楚地听到了来自文化市场的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仅以中央芭蕾舞团为例,1994年全团全年演出收入186万,1995年为250万,1996年为380万,到1997年,已经奇迹似地达到517万。
并且,面对全国范围内企业改革的大刀阔斧,我们开始听到许多人说着同样一句话:“无情下岗,有情操作”。有消息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将择期启动大幕,相当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将体验“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滋味……
于是,1998年元旦刚过,我们走进了文化部。
谁会想到,改革有一天会落到那些人人艳羡的文艺“贵族”身上?
一个“僧多粥少”的现代翻版。
当音乐厅菜香扑鼻时,有一个异口同声的声音:“我想飞,却飞不高。”
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改革”这个名词。改革成了一种人人都可以挂在嘴边上说出个子丑寅卯的事,然而,谁能想到,这样的改革有一天也会改到那些人人艳羡的文艺工作者头上呢?
其实,中直院团的“彩衣”早已捉襟见肘,不改,确实不行了。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的刘忠君主任拿给我们一摞数字:
1988年到1993年中,中直院团人数从4591人激增到5057人,平均每两年半增加一个团的编制。而国家在给中直院团的有限拨款必须增加30%的经费才能维持原有水平。
老龄化日趋严重。整个中直院团的演职员中,40岁以上的超过半数,中央芭蕾舞团舞蹈队平均年龄39岁,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平均年龄39岁。1988年,中直院团离退人员681人,1993年增加到1243人。而测算出来的数字更是惊人:到1996年年底,包括提前离退休人员,进入文化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的老干部将达到1900多人。
“这意味着国家向中直院团投入的大量事业费用几乎全要变成人头费。”刘忠君主任指着这笔账说:“你看,人头费占正常经费总额的比例从1988年到1993年平均都在90%以上,其中1991年最严峻,激增到了97%!”
而另一方面,5000多人的中直院团,每年演出只有400场左右,最低的一年只有200多场。有的院团一年只演7场戏,有的院团8年没有排一台戏。
……
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沉重得像一架大山。
“僧多粥少”这个成语在这里有了最直接的体现,而“一个和尚有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笑话,在这里,让我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而谁能想到:全国称职的芭蕾舞演员不足200人,且分散在辽宁芭团、天津芭团、广州芭团、上海芭团和北京的“中芭”,“中芭”人才的匮乏可想而知。即使如此,80年代后期,其“转会”到国外的演员就多达160人。“最惨的时候,团里6对主要演员走得只剩下1对半,后来的5个新人又走了3个!”
中央芭蕾舞团的一份报告里这样描述赵汝衡团长上任时的芭团:
许多芭蕾舞演员出国定居,致使人才流失严重,剧团无资金创作或引进新剧目排练演出,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剧团的工作生活环境低劣,陷入社会底层。
至于后来办得红红火火、被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北京音乐厅(下属于后来新组建的中国交响乐团),在此之前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单只看来自媒体的指责就可窥见一斑:
1992年3月27日《中国经营报》:“门前冷落车马稀——日渐萧条的音乐厅”;
1993年6月19日《消费时报》:“辉煌中的混乱——一位乐迷在音乐厅的遭遇”;
1994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厅内水灾不断,菜香扑鼻,厅外倒爷叫卖,打架斗殴——音乐圣殿乎?自由市场乎?”……
1993年中央乐团账户上的钱曾一度告急,医药费无法报销,供暖费、电话费无力支付,乐团领导四处奔波,但找来的十万八万刚进账就被银行划走了欠账款。音乐厅为此不惜在二楼的大厅招聘模特,寒冬腊月二三百名年轻女孩子穿起泳装在摄像机前尽展妖娆。一楼大厅被出租出去卖起了挂历。设施也在急速老化,楼顶雨季漏雨直滴得台上的演员必须不停地移动座椅以免淋湿。
而成立于1956年的中央乐团,改革之前早已风光不再。1989年走入低谷之后,演出急剧减少。1993年吴祖强因海南国际招商公司赞助中央乐团并要求改名一事,在政协会上慷慨陈词,引人注目以至引起了主席的干预,中央乐团更名风波方得以平息。1994年,中央乐团由于艺术水准不断下降,不断受到媒介批评,如《中央乐团只剩下一块招牌了》《钢琴比赛中的不和谐音》等。1994年,中央乐团改革方案开始讨论。1995年初媒介首次透露将建立国家交响乐团的改革方案。1995年4月—6月,中央乐团连续演出《第二交响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以证明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