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艳情词的创作背景及柳永的艳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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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柳永是北宋中期著名的风流才子，其词集《乐章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就了其在词的发展史上不可抹煞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自北宋伊始，柳永及其词作就一直是评论家们评论的焦点，可谓褒贬参杂，毁誉参半。柳永其词现存二百一十二首，有艳情词、羁旅行役词、都市词、咏物词、祝颂词等。其中，羁旅词和都市词在对宋词的题材以及词境的拓展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当中也不乏为人称道的名篇佳作。然而其中数量最多，同时也是历来最为人诟病的题材却是艳情词。本文将就柳永创作艳情词的文化背景做初步探索。

【关键词】文人词；传统词论；市民娱乐；歌妓

据许伯卿在《宋词题材研究》中所做的统计，柳永词作中，艳情词占了46%还多，遥遥领先于其他题材类型。然而，这并不是柳永词集中独有的现象。纵观有宋一朝，在苏轼打破传统作词的局限之前，艳情词一直是文人词的主要题材，据有绝对领先的优势。即使是在苏轼之后，宋词面貌发生巨大转变，香艳绮丽的题材也依然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对于婉约派词人来说，艳情词一直是他们钟爱的题材。面对文学史上的这一现象，我们应对此加以客观分析：艳情词的大量存在有其自身的原因，同时也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

一、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性

其实自晚唐温庭筠打开文人作词的新局面开始，词的题材基本是上就在艳情、闺情词这一狭深的道路上发展。温庭筠开创了文人词，同时也把词的内容由庞杂引向了狭窄的、然而又是影响深远的情爱之路。不同于敦煌词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词曲创作者，文人词最初就孕育于声色侈靡之地、歌管楼台之间，并且仅仅局限于狭小的文人创作团体；其主要功能就是供人娱情悦性、佐歌宥欢的，是世俗生活的一个消费品，因而其内容必然要适应市民的这一消费心理。艳情题材大行其道自是在情理之中。

历来文学的发展都与文学评论相辅相成，文学批评家们于是根据已有的文化现象，试图给词划分“势力范围”。《旧唐书・温庭筠传》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i可见，在温庭筠开创的文人词问世以后，它就已经被看作不正，被贴上了“艳”的标签。可以说，“词为艳科”的观念，在文人词形成的同时，就已经悄然诞生在朦胧状态之中了，并随着词体的发展成熟而逐渐清晰，最终成型。南宋后期的张炎在他的词学著作《词源》中的一段评述，对词为艳科这一观点作了清晰的表述：“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之间，稍近乎情可也。”ii艳情词作为词体的“正统”身份被确立下来。可以说，词在文学史上的身份是由它的“出生”决定的。

由是观之，一方面，传统词论在“词”这一体裁发展的最初阶段已经给它套上了一副模具，后代文人囿于传统观点，难有突破；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与词产生时代太晚也有很大关系。词诞生在封建社会后期，此时高度发展的诗、文、赋等体裁已经将各自的触角伸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在诗文可以发挥的领域，词的发展也是步履维艰。有此双重夹制，词体很难自由伸展，获得全面发展。

二、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宋朝文化形成之初的标志性事件。赵宋以抑武崇文、守内虚外政策为立国之本，军事上虽然始终孱弱无能，但国内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另外，自唐安史之乱以来，传统的坊市格局逐渐瓦解。到了宋代，坊市合一，商铺店肆、歌馆茶楼鳞次栉比；随着宵禁的取消，城市里开始出现繁盛的夜市，市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商品经济获得蓬勃发展。

宋代“自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唯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糜相胜”。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北宋汴京繁荣的都市生活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iii

雄厚的物质基础，长期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再加上统治阶级的积极提倡，宋代的娱乐业空前发达。宋代都市文化娱乐方式的多样性比之前代要丰富得多，谢桃坊说：“瓦肆里表演的技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孟元老所述的北宋京都瓦市技艺有小唱、嘌唱、杂剧、杖头傀儡、悬丝傀儡……它们非常适合都市民众的艺术欣赏趣味，也能满足赏心悦目的娱乐需要……宋人以为瓦肆在其最初形成之时即为民众及一些士人‘放荡不羁之所’，也是年轻人‘流连破坏之地’。”iv此外，宋人重时令节日，每年此时，举国狂欢：城内可以元宵赏灯、看金明池争标，郊外则有踏青、宴饮等。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催生了宋代都市的狂欢精神，而歌妓则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宋代官妓、私妓都非常发达，妓馆在城市中大量分布。仅从《东京梦华录》看，妓馆聚集的街巷就有曲院街、朱雀门外街巷、杀猪巷、泰山庙两街、牛行街、东鸡儿巷、西鸡儿巷、小甜水巷、景德寺前桃花洞等。可以说，妓馆已经成为宋代都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这与统治阶级的作风和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年轻的柳永以举子的身份赴汴京应试，从此流连于歌管楼台，沉醉在都市繁华的享乐生活中，其之后的生活足迹基本集中在汴京、杭州、扬州等经济繁荣的城市，创作了大量跟都市生活有关的作品，其中自然包括那些对他以后的人生都产生重要影响的“闺门淫之语”。

三、耽于享乐的市井浪子形象

在进官之前为举子时，柳永就已盛负词名。然而令他扬名都市的，基本上都是借歌妓之口传唱的“淫词丽句”，其中不乏香艳绮丽的露骨描写；像“愿奶奶、兰人蕙性，枕前言下，表余心意”（《玉女摇仙佩》），“锦帐里、低语偏浓，银烛下、细看俱好”（《两同心》），“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凤栖梧》）v等等，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柳永的这些作品呈现的是与统治阶级格格不入的审美取向，他们欣赏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种精致含蓄的美，这导致他一直以各种理由被排斥在统治阶级之外。当然，柳永的这类词作中有许多是为了迎合市民消费心理创作的趣味低下的作品。就如日本学者宇野直人所说，“作为柳词发表场所的都市社会，以及汇集在那里的接受者的层次和精神生活状态，肯定要比柳永个人的文学观和个性因素对柳永的作品有更大的规定作用”。vi笔者并不想为柳永做任何开脱，柳永的确颇为享受“暮宴朝欢”的享乐生活，即便是在以后为仕途疲于奔波的羁旅行役词中也时时眷念。但是有别于士大夫阶层仅仅满足自身审美趣味的词作，柳永的艳情词还是有很大的突破的。

首先，求仕的屡遭打击，迫使词人更加沉浸于歌楼酒肆之间。相较于高高在上的士大夫阶层，柳永能更为频繁、深入的参与到普通市民和下层歌妓的生活中去，对他们的生活、感情有直接的了解，因而能以平等的姿态在他的词作中加以反映。现举《定风波》一词为例：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终日恹恹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此词是代歌妓抒写离情之词，其中“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几句完全从妇人家的角度写出了她们有些任性的心思，希望情人可以时时常伴左右。然而这却是主流道德标准所不允许的，很难为统治阶级接受。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柳遂退。vii从中可以看出作为统治阶级的晏殊与柳永之间的价值取向冲突。

其次，仕途蹭蹬的词人将自己浸淫在俗世的享乐之中，也是种无奈和寄托。词人和歌妓可以说是相互利用的的关系。歌妓借柳词以抬高身价，《醉翁谈录》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viii柳永则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身上寻找感情慰藉，同时从她们对他的词作的追捧中获得满足感。从词人类似自传的词作《传花枝》中可以窥见一斑。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囗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淹通着到。

自负的柳永因为不被统治阶级接纳，转而向“饮席歌筵”中寻找认同，在“追欢买笑”的生活中寻求寄托。不可否认，柳永对那些歌妓的确存在感情，但是若说他与她们之间感情多么真挚、超脱，那也不尽然。无论是从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还是从柳永自身的风流习性来说，柳永和歌妓之间都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爱情的。这在柳永的词作中也有很充分的体现。柳永一组《木兰花》词就是特为四个佳人所作，“心娘”、“佳娘”、“虫娘”、“酥娘”，每一个人在词人笔下都是那么风韵妖娆，其实也不过是从男子角度对女性的单纯欣赏罢了，很难说其中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更何况，词人见了别个美人，也会说出“见了千花万柳，比并不如伊”（《玉蝴蝶》）这样的话来。

艳情词之所以成为词体创作的主流，既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同时也与市民经济蓬勃发展下的丰富多彩的市井文化关系密切。文人和歌妓在词体的发展、成熟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歌妓与文人关系而言，“妓以词人扬其名，文人因名妓而显其声”ix。再者，由于竞争的原因，歌妓们一向尚新声，流行色变化快，对推进词乐与词体的演变，关系重大。因此，文人与歌妓的关系实为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

注释：

i 转引自 黎烈南.对“词为艳科”观念的一点思考[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ii 同上

iii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iv 转引自 陈登平.宋型文化视域下的柳永都市词评价[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0，30（2）.

v 谢桃坊.柳永词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以下柳永词均引自此书

vi转引自 田苗.北宋城市发展与柳永词创作关系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03）.

vii 同上

viii 同上

ix 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2]谢桃坊.柳永词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词学研究论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M].中华书局，2007.

[5]（宋）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田苗.北宋城市发展与柳永词创作关系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3）.

[7]陈登平.宋型文化视域下的柳永都市词评价[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0（2）.

[8]黎烈南.对“词为艳科”观念的一点思考[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