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通货膨胀\产出增长与国有企业改革三者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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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政府发展过程中和产出增长一样的目标函数加以考虑，通过衡量国有部门的改革成本、国有企业的效率及政治利益博弈的方法，解释中国经济不同时期通货膨胀与产出增长的关系，用综合收益衡量改革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效果。

【关键词】通货膨胀；国企改革；GDP增长；国有部门效率；改革成本

一、中国的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在均保持较高水平的同时，两者同时周期性地大幅起落（Stop-go feature），即GDP增长率与CPI指数之间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同样处于转型阶段的东欧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在这些国家中，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往往表现为负相关或是不相关的关系。在1994年通货膨胀率一路攀升到两位数之后，中国经济又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的通货紧缩和低速增长的阶段。在2000年之后，中国通胀波动特征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产出高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通胀温和、波动较小。（如图1所示）

图1中国GDP增长率与CPI变动（1985～2007年）

来源：1985～2005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2006年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最终核实后于2008年4月公布的数字，2007年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初步核实后于2008年4月公布的数字。1990～2006年CP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1985～198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7年CPI数据为2008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不少文献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增长与通胀的关联进行了研究。林毅夫和龚钢（2007）认为，转型中的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廉价的金融资源使得高投资成为可能，从而驱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过度的投资会导致经济过热，一方面会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容易累计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政府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收缩信贷时，就会出现供给过剩和通货紧缩，因此中国在本世纪初会有“缩长”的表现。这个研究的不足之处是，虽然它能很好地解释本世纪初的经济波动现象，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2000年之前通货紧缩和高速增长并非同时出现的。周小川（1987）曾对1988年对1987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进行解释，认为是需求性质拉动的，同样也缺乏解释力。

事实上，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和制度等环境处于剧烈的变革时期。因此，对于中国的产出通胀关系应当分阶段进行解释。本文将基于Brandt和Zhu（2000，2001a，2001b）的工作，结合其他一些文献，对1982年到2000年之间中国的产出波动因素进行探讨。Brandt和Zhu（2000，2001b）对1994年以前的经济波动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国有部门的产出效率相对于私人部门较为低下。从改革开放逐步放开私人部门进入工业生产领域的限制开始，国有企业的产出比例就开始持续下降。但是出于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承诺，政府需要通过向国有部门转移资金来保障国有企业的就业（如图2所示）。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对对经济效率的考虑，也在推进国有银行信贷决策和地方财政的分权化。在中央放松对地方信贷控制的时期，地方有积极性将贷款尽量投放到更高的非国有部门，同时非国有部门主导了产出的增长，此时非国有部门的繁荣会推动总产出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国有部门所获的信贷资金减少，与非国有部门的产出豁口进一步拉大，政府为了保证对国有部门的承诺，在财政和信贷分权的时候，只能通过发放货币的方式来为国有部门提供融资。但是因为信贷分权情况下，国有和非国有之间的产出豁口会不断拉大，所以逐渐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升高，中央政府不得不收回地方的信贷权利，通过指令方式严格执行信贷计划以抑制通货膨胀，导致非国有部门可获得的信贷资金大幅减少，发展缓慢，总产出增长速度下降。

图2

二、政府对于国有部门的承诺

从图2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尽管从1984年到1995年间，国有部门占总产出的比例从原来的近70%持续下降到了34%左右。但是在1993年之前，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仍然保持一个很高的比例，并且维持比非国有部门高三分之一左右的工资水平。政府对于国有部门的承诺一方面是因为在国企改制以前，国有部门不仅是商业单位，同时也是承担着广泛社会责任的实体，不少国有企业下面附属有中小学和医院，并承担一定比例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Shleifer（1994）对政治家能从国有企业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有制企业的效率要较私有企业低。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研究显示，公共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存在20%～30%的冗员（Donahue，1989）。通过国有部门冗员的存在来获取政治利益是在很多国家都不广泛存在的现象。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通过在意大利较为贫穷的南部建造国有工厂来为当地人民提供就业，以获取选票（Martinelli，1981）。而在希腊，当反对党赢得大选的时候，不仅是上层经理，整个国有企业的雇员都会发生更替。假设L的国有企业就业将会给政府带来B(L)单位的利益，而向国有部门转移T单位的资金，政府需要承担C(T)单位的成本，那么政府的决策是在Xt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的国有企业资金转移方式Kt。

（1）式含义表示，给定当期的冗员规模，政府选择对国有部门资金的转移方式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下面的约束是政府的参与条件，当转移支付成本大于国企冗员规模的收益时，政府会选择放弃对国有部门的承诺。进一步可以假设，政府对于国有部门的承诺是保障其就业人数的同时，并保障其工资收入相对于非国有部门存在一个溢价。即

Tt=(1+α)wp,tL－πs,t（2）

政府需要对国有部门的资产转移规模为私营部门工资的一个固定比例与既定冗员规模的乘积，再扣除掉国有部门的利润额。出于简单考虑，我们假定私有部门的工资和国有部门的利润为其人均产出，我们可以得到：

Tt=(1+α)f(kp,t)L－f(ks,t)L=(1+α)[f(kp,t)－f(ks,t)]L（3）

如果原本应当进入国有部门的资金转移通过某些渠道转移到非国有部门的话，那么会通过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得下一期的资金转移规模扩大。一方面，私人部门的人均资本上升推动国私两部门之间的产出豁口扩大，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上升；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人均资本减少使其自身人均产出下降，要求的资金流入增加。

三、财政分权与信贷分权下的政治经济分析

政府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获得向国有部门转移资金：财政直接拨款、国有银行的廉价信贷和发行货币。财政直接拨款无疑是最具效率的资金转移方式，这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重要的转移手段。但是在1980年之后，中国的财政体制开始分权改革，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之外，中央在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划分收支、各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张文春等，2008）。财政分权的结果使得中央政府在财政拨款的能力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通过后面两种方式来实现。

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由于地方国有银行对在信息上的优势，信贷分权有助于提高资本分配的效率。如果地方银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一致的，那么最优的转移手段是信贷分权下的信贷资金转移。

但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由于非国有部门的产出效率更高，因此将信贷资金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将有助于地方经济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周黎安（2007）发现，中国的官员竞争机制会促使地方官员更关注于地方经济的增长。Zhou和Zhu等人（1987）对于中国银行系统的现状描述指出，地方官员可以通过人事上的任免权力实现对地方银行的控制。总之，尽管中央通过指标计划的方式对于地方信贷进行控制，但是在分权状态下，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通过与地方银行的合谋，将应该贷给国有部门的资金转移到非国有部门。一个比较常见的渠道是地方信托公司这样的非银行类金融中介，因为中央的指标计划对于它们的约束相对较为薄弱。所以，在分权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和地方银行通过信托公司的渠道将资金向国有部门转移。

关于非国有部门缘何效率更高，林毅夫和张维迎持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林毅夫、李周，1998），后者则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张维迎，1996）。Brandt和Zhu（2001b）使用预算软约束对中国的经济波动进行模型分析得出，在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之下，国有部门的经理不会花精力去寻找投资回报较高的项目，使得国有部门的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如果我们将企业的寻租行为也视为一种“投资”的话，那么私人企业的一些寻租行为也会刺激地方官员和地方银行将信贷资本向非国有部门转移。Yao和Lu（2009）就发现，在法制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私人部门更容易一些渠道获得信贷资金，从而提高私人部门的投资。

四、资金转移成本与国有企业改革

如图1所示，从1993年开始，中国通货膨胀率连续三年突破两位数。同时，由于长期为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融资积累的巨额呆坏账使国有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Lau and Qian，1993；Zhang，2002），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与私人部门的产出豁口逐年增大，对于国有企业的融资规模也在逐年增加，为了筹集向国有部门的转移资金而经济剧烈波动已经超出了中央政府可以承受的范围。（Brandt & Zhu，2001a）

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样手段来，维持国有部门冗员所获得的政治收益都已经低于承担相应资金转移的成本。从1982～1993年以来的历次通货膨胀来看，经济波动幅度越来越大，使得中央政府面临的国有企业改革压力也日益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有企业开始向着“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向转变，大量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开始退出市场（林毅夫、李志，2005）。从1995年到1999年之间，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690多万，同期，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就业人数上升了5000余万。经过这四年的改革，中国国有部门的规模明显下降了。

参考文献

[1]龚钢，林毅夫．“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经济研究》．2007（4），53～66

[2]林毅夫，李志．2005：“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经济学（季刊）》．（4），913～936

[3]林毅夫，李周．“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5），1～5

[4]张文春，王薇，李洋．“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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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au，Lawrence and Yingyi Qian．（1994）．“Financial Reorganization of Banks and Enterprise in China：A Proposal．”Paper Presented at the “Jinglu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Reform: the Next Step．”1994．August 22～24

[12]Martinelli，Alberto．，“The Italian Experience：A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Raymond Vernon and Yair aharoni，eds．，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the Western Economies (London：Croom Helm，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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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Zhang，Chunlin，“Financing the SOE Sector：Institution Evolu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SOE Reform”，China & World Economy．2002，No．6，pp．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