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母亲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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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父母亲大人”，这句话很像一封信的抬头。说得很对，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部队时给父母亲写信时常用的抬头，只是有时把“亲爱的”换成“尊敬的”或者是“敬爱的”。

之所以用这样的开头，是因为在我的老家，喊父亲为“大”，喊母亲为“娘”，不像城里长大的战友给父母亲写信，总是写“爸爸妈妈”，好像“天经地义”，而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内心非常自卑，喊自己的爹娘都有些气短。在新兵连，战士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秘密，比如写信，都是一人一个马扎，趴在床上给家里写信。家在城市的战友没有什么避讳，写的信也敢读给战友们听。而我却不敢，我怕我的第一句“亲爱的父母亲大人”会被他们笑话。我也觉得这句话太“少年老成”了，一下拉开了孩子与家长的距离。

过了几年，连队有了磁卡电话，使用起来很方便，信就逐渐写少了，甚至几乎不再写信。家在城里的战友给家里打电话，总是大声地喊着“爸爸妈妈”，而我和我的老乡打电话“警惕性”很高，通常是电话机旁没人的时候，低声地喊一声“娘”，或者说“让俺大来接电话”，声音都很小，生怕别人听见笑话。

1997年冬天，我从河北调回了徐州，离老家只有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某一天，天寒地冻，北风呼啸，我正在操场上训练，大门站岗的战友打电话来说：“你父亲来了。”我赶紧从队列中请了假，跑到大门口。看到父亲戴着火车头棉帽，袖着手坐在大门值班室里等我。我不知道从哪来了气，嘴里嘟囔着说：“你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好过去接你。”父亲嘴里呵着冷气说：“你娘怕你冷，给你做了一双棉鞋，让我送来。”那是母亲手工一针一线做的棉鞋，穿上以后的确很暖和，而我几乎是翻着白眼说：“这么土气巴拉的鞋，在部队怎么穿？”父亲一声没吭，也许他不会明白当时我的心境，住在农村的父母亲似乎没有让我骄傲的地方。

父亲还没有把部队的营区看上几眼，我就把他送到了车站，一起吃了顿简单的饭。我才知道他早晨五点半坐的的早班车，中途还转了几趟车。我的心里顿时酸酸的，暗自骂自己真不是东西。

我在徐州工作生活的这些年里，虽然老家离这里很近，母亲也只来过一趟（这是她这辈子第二次出远门），还是眼泪汪汪回去的。那是妻子坐月子的时候，姐姐带着母亲从老家坐车赶来，我去接的站。母亲晕车，呕吐了一路，面色苍白。到了我家，她不会用煤气灶，好不容易教会了她，她做的饭菜又不合妻子的口味。月子里的人一般脾气躁。妻子不高兴，母亲很为难，我夹在中间更难过。熬到半个月的时候，母亲终于支撑不住了，跟我吵着要回家，说父亲一辈子不会做饭，他在家不知道怎么吃饭。我只好把她送到汽车站，在车上我塞给母亲二百块钱，她又从车上扔了下来。我只好拿着钱转身就走，一直不敢回头，怕自己流泪被她看到，也怕看到她抹眼泪的样子。

此后的这些年里，他们再也没有到市里来过。他们的年纪都在七十开外了，身上除了有些老年病，所幸没有其他的大毛病。他们种了四亩多地，因为繁重的人情来往，几乎难以做到自给自足，但很少问我们要钱。父亲常说：孩子们在外不容易，在市里动一步都得花钱，咱不添麻烦就是省钱。虽然过的是粗茶淡饭的日子，他们仍自得其乐，在老家那个偏僻的小村里孤独地守望着。

我亲爱的父母亲大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