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中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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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反法西斯同盟已从轴心国手中夺回了对罗马的控制权；盟军也已发动诺曼底登陆，并向法国内陆挺进。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民众发出呼吁：为我们的士兵祈祷吧，愿他们能战胜法西斯的军队，将正义发扬光大。
在美国国内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时事记者们纷纷预示了“二战”终结的前兆――盟军解放法国，军队陆续开赴德国。
此时，人们大多忽略了另一条报道：一众欧洲经济学家与金融领域的官员已搭乘玛丽王后号皇家游轮前往美国；按照计划，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将于1944年7 月召开。与欧洲解放者东进的行程相反，这群金融界人士将跨过大西洋，来到尚属乐土的美国。
隐秘较量
随着7月的临近，各国代表们开始向布雷顿森林进发。坐落于新罕布什尔州白山山脉山麓的华盛顿山酒店即将迎来这批与会代表。正如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所预期的，偏安一隅的会议选址正是本次会议安排的吸引力所在――与会代表们将远离喧嚣，就手中议题展开讨论。
另外，这里的天气也为布雷顿森林加分不少――当纽约与华盛顿正在迎来酷暑的七月之时，新罕布什尔州却还颇为清凉。事实上，这一年的气温比往年还要稍冷一些：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甚至抱怨自己没能带上羊毛袜子。
至于说华盛顿山酒店本身，这是一座始建于20世纪初，拥有400间客房的奢华酒店建筑。然而，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打击令其走向了衰败。至1944 年的夏天，该酒店已多年没有开门营业了。好在，不久之前的一场大整修令华盛顿山酒店焕然一新，美国政府为此支付了数十万美元的费用。
在距离酒店最近的火车站――费边站，美国宪兵队迎来了各国代表，后者紧接着搭上了开往酒店的美国军方巴士。44国代表（丹麦以观察员国的身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与大量媒体团来到了布雷顿森林。
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作为会议主席的摩根索在其麾下设立了三个工作委员会，并逐一选出了各委员会的主席。
第一委员会讨论国际稳定基金（日后正式更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事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时任美国助理财政部长）任主席；第二委员会讨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后，与国际开发协会统称为“世界银行”）的事项，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时任英国代表团团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任主席；第三委员会则负责讨论其他国际金融合作事宜，在怀特的提议下，会议选出了墨西哥财政部部长爱德华多.苏亚雷斯（ Eduardo Suárez ）担任主席。
“为了拉拢南美各国，我们需要这么做。”怀特说。在本次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各国代表团都只拥有1票的权限。在参会的44国中，来自拉丁美洲的国家代表团占到了19个席位，这可以说是本次会议的多数派力量了。
在华盛顿山酒店宽敞的会议室里，在联合国会议的名义之下，数百名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们就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的各项条款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他们达成的决议将使国际金融合作体系被纳入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整体框架当中，而罗斯福、丘吉尔等世界大国首脑的雄心壮志也将在此实践。
按照怀特此前的计划，国际稳定基金的会员国将以黄金储备与本国货币的形式认缴各自的基金配额，而该基金的总规模将达到80亿美元。这一配额不但决定在出现任何国际收支困难时，该国可以得到的资金援助额度，它还以投票权比重的形式体现了该国在稳定基金中的话语权。
1943年初，怀特命令他手下的一名经济学家――雷蒙.迈克塞尔（Raymond Mikesell）创建一个公式，计算出各国在基金里的配额。从理论上讲，任何经济变量都有可能被纳入该公式――黄金储备、对外贸易额、国民收入等，但是怀特告诉迈克塞尔，他不关心这个公式的合理性，他只看重结果。据迈克塞尔回忆，“怀特把他想要看到的结果前告诉了我：通过这个公式的计算，美国配额应为29亿美元左右；英国（包括其殖民地）大概为14.5亿美元；紧随其后的应是苏联和中国。”
他认为，怀特提出的配额排名不符合任何经济学逻辑。举例来说，从任何经济指标来看，法国所占的配额都应该大于苏联和中国。对此，怀特的回应是，“我可不在乎法国的排名”。迈克塞尔终于意识到――各国在基金配额的大小，只关乎其国际地位，排名实际上反映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各自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政治力量优先于经济逻辑。
对于绝大多数与会国家来说，他们最关切的在于扩大自己的基金配额。但是，真正重要的磋商没有被摆在台面上进行，直到布雷顿森林会议接近闭幕，他们才将自己的诉求拿到正式会议环节上来谈――那些“激烈的争论”大多都发生在走廊与客房里。
为了不激怒美国国会与华尔街的银行家（他们担心其他国家的外债偿付能力），美国代表团总想着要把各国的基金配额压下去，以免扩大国际稳定基金的总规模。但是，苏联的胃口却大得惊人。各国代表都在不停地指责旁人，并抱怨对方违规。“这些不体面的、隐秘的较量啊！”英国代表斯内林不禁感叹。就连身为会议主席的摩根索面对这一局面，也深感不安。
会议期间，凯恩斯一直在抱怨，他和他的团队一直想要拉来美国人在私下里开个会。但是，美国代表团则忙于与其他国家代表举行秘密会晤。在正式议程之外，摩根索举办了好几场鸡尾酒会，他不仅招待了苏联代表、印度与南非代表，就连另外 21 个小国代表也在邀请之列。但直到最后，他才抽出时间招待了凯恩斯夫妇。
虽然各国为争取本国利益而争执不休，但从表面上来看，该会议仍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美国代表们努力为这次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塑造了一个高尚的形象。
说服苏联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 美、英两国都将苏联代表团视为“最重要的代表团之一”。不少美国代表担心苏联根本不需要国际稳定基金，但是怀特却坚持认为，“基金需要苏联的支持”。怀特相信，把苏联人拉到谈判桌前，起码可以对他们构成约束，以免他们做出损害基金的事情。
美国代表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说服苏联。为了赢得苏联对方案的认同，美国还承诺将给予苏联更大的基金配额。对于印度与加拿大等国的同样要求，美国人则干脆置之不理。至于英国代表团，他们也只有不断表示抗议的份儿。
在各工作委员会的讨论会上，为了遵循此前美、英两国就投票问题达成的共识（尽可能地降低各国就各项议题投票的次数，避免小国主导会议的进程与议题走向），投票的情况的确不多。其中，有8次投票是由苏联人提议发起的。其中一个条款是，那些“国土遭遇了敌国侵略占领的国家”将有权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将新开采的黄金全部纳入本国的黄金储备。
苏联人还想要减少向国际稳定基金报送的资料内容；将基金的黄金储备分散保管于几大拥有最高基金配额的国家（自然也包括苏联自己）；对于那些国土遭遇敌国占领的国家，在保留其原有基金配额的同时，减少其25%的认缴资金……然而，上述提议都没有得到认可。但是，苏联代表团终究还是从会谈中得到了额外的优待。他们成功地扩大了本国的基金配额，并且为被占领国争取到了一些利益。
同样地，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也在为扩大本国的权益做着努力。出于那显而易见的利己理由，法国人表示，他们将“支持所有有利于被占领国的提议”。另外，埃及人想要得到国际稳定基金执行董事会上一个专为中东国家代表设置的执行董事职位（最终却没有得到这个职位）。
有关基金配额的分歧自始至终地萦绕在诸多与会代表的心头。
此时，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迈克塞尔在公开场合宣称，基金配额的计算公式符合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并且，英国代表团与加拿大代表团也公开附和了美国财政部做出的基金配额划分安排。但是，迈克塞尔终究还是羞于将自己的计算公式公之于众。面对美国人给出的基金配额划分安排，大多数国家即便不满，但在外交斡旋与偶尔的退让之下，分歧并没有扩大。
可是，法国人却被真真正正地激怒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临近闭幕时，在华盛顿山酒店的走廊上，法国代表团团长皮埃尔.门德斯-弗朗斯直接把迈克塞尔拦了下来。他大声质问后者， 为什么法国的配额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实诚的迈克塞尔一时语塞。门德斯-弗朗斯愤懑地大喊大叫引起了摩根索的注意，美国财政部部长及时出手搭救了自己的下属。
撇去了外交上的晦涩解释，摩根索直言告诉门德斯-弗朗斯，美国、英国、苏联以及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四大国”，而法国则不在其列。据迈克塞尔回忆，“听到摩根索的解释后，门德斯-弗朗斯简直肺都要气炸了。他时而英语，时而法语地大声唾骂”。最终，法国在基金中的配额也没有得到增加。
各国对于基金配额的抱怨远不止于此。新西兰代表团起先以为自己的国家将得到 5000 万英镑的配额，而实际上却是 5000万美元的配额。希望的落空令他们陷入了深深的郁闷。而澳大利亚代表团同样也不满足于自己的1.5亿美元基金配额，他们觉得自己起码该获得3亿美元。为了帮衬英联邦国家，凯恩斯亲自出面为澳大利亚代表团最终争取到了2亿美元的配额。但是，他能为新西兰做的不多，毕竟他还需要抽出精力为印度说话。
其实为了取悦苏联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基金配额调整的空间已经很有限。由于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澳大利亚代表团最初被本国政府禁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出台的文件上签字。直到最后时刻，他们才收到了来自堪培拉的获准签字的电报。
世界货币
随着各项会议议程的逐一展开，来自贫穷国家的代表们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权益。
在探讨有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议题的第二委员会上，墨西哥代表团提出，应将“发展”摆在与“战后重建”同等重要的位置。另外，在美洲国家的集体会议上，拉丁美洲小国们再次发出了呼吁，他们希望罗斯福政府推行的“睦邻政策”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继续发扬光大。最终，在有关世界银行的简介中，发展目标与战后重建目标得到了同等重视。
虽然基金的准会员们都希望能够提高本国的基金配额，但是他们却没兴趣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注入同样金额的资金。较高的基金配额将抬高会员国的基金认缴金额，但同时也会提升其在基金的提款权，所以大多数国家还是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资金的。但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运作机制中，却没有涉及同等提款权的条款。想来，成员国家也的确没办法期望贫穷国家会在自己出资之后，再把款项贷给自己。
在方案中，美国人希望各国向即将成立的两家国际金融机构分别认缴同等数量的资金，但是苏联人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想得到12亿美元的基金配额， 但是却只承诺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付出 9 亿美元的认股份额。为了得到苏联人的支持，摩根索与怀特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认股份额缺口上的那3亿美元则由美国补足。
当时，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其他国家都在抱怨：他们在国际稳定基金中的配额太少，即便如此，一想到其他国家那令人担忧的外债偿付能力，美国国会议员与政治评论员们反倒认为，基金的规模还是越小越好。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怎样才可以做到既让其他国家满足自己的基金配额，又让美国人接受一个规模庞大的基金方案。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幕之前，怀特已经提出，应向基金注入“黄金以及能够兑换成黄金的货币”。 在1944年时，放眼世界，唯一能够与黄金进行兑换并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货币就是美元了。过去十年来，1 美元的含金量都是 0.888671 克黄金。而以美元作为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货币，美国人会安心很多。
直到一位名为艾迪.史洛夫（A . D . Shroff）的印度代表对于“可使用黄金兑换的货币”的定义提出疑问时，众人才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
史洛夫曾询问英国代表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印度政府何时才可以将手中的英镑储备兑换成其他货币；罗伯逊给出的回答是，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可能都无法进行此项操作。对于这个回答，史洛夫表示不满。因为这意味着，除了在英国本土，印度无法使用它的庞大英镑储备。
为此，史洛夫提出疑问――究竟哪国的货币可以被视为“可兑换”？其实，罗伯逊早在一年前就给出了答案，他曾建议，应将美元确立为世界货币。现如今，他正在将自己的建议变成官方的正式认可。对此，美国代表团也没有提出异议。
就这样，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取代了传统金本位制的这一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其施行双挂钩机制（即美元按照35美元1盎司的价格与黄金挂钩、 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在心怀不满的法国经济学家看来，美国自此有了“无上的特权”――美元终于成为举世无双的世界货币。
但是，也正如罗伯逊一直以来坚称的：为了解决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唯有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有可能取得争议各方的认同。
苏联代表团团长思捷潘诺夫做出承诺：苏联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不仅为苏联争取到了更大权益；会议临近结束时，他还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指示中宣布，苏联放弃此前的反对意见，并同意将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中的认股份额从9亿美元提高至原定的12亿美元。
矫正错误
在1944年7月的第三个周末，布雷顿森林会议正式结束。虽然在会议讨论中，各国代表不时产生分歧，但是，凯恩斯仍将此次会议视为一场“爱的盛宴”。
不得不说，会议的选址的确帮了大忙，“在群山之间，远离了酷暑，美国这个国家看起来就是一片富饶之地。这里没有麻烦，没有纷扰。有的只是的牛排与可口的冰激凌。”凯恩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
当然，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战时的一片和平绿洲。
在凯恩斯看来，出席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各国代表们一同纠正了前人犯下的错误。虽然凯恩斯已逾花甲，步履不免迟缓，但依然才思敏捷、言辞犀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闭幕大会上，凯恩斯发表讲话，“请各位允许我讲述一段往事”。
原来，在比利时代表团中，有一位名为乔治斯.赛尼斯（Georges Theunis）的代表。凯恩斯在发言中提到：“1/4个世纪以前的1918年10月末，就在正式的停战日到来的十多天前，赛尼斯先生与我一道走在比利时的乡间，而正准备撤退的德军就在我们的前方。在那时，我们看到，赛尼斯先生的祖国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实现战后重建。”
现如今，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凯恩斯、赛尼斯、摩根索以及其他经历了“一战”战后重建工作的人们正为了妥善终结这次战争而紧密合作。布雷顿森林会议即将发挥一个“独特的作用”：它不仅能够修复本次战争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灾难，它还将矫正“一战”时的那个世纪性错误。
1943年4月，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特别发表社论，号召国际社会应避免重返1919年巴黎和会的错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谈判中，各国都没有意识到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面对布雷顿森林会议取得的成果，各国代表们享受了谨慎的欢腾。“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为更大的目标做出努力，”凯恩斯说，“那么所谓的‘人间大爱’将不只是个说辞。”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水平已趋于稳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内容也更加丰富。在该组织的指导下，常见的国际结算货币大多实现了自由兑换。
世界经济在这段时间里迎来了腾飞：低通胀、高产出、各国间协调一致的货币供给扩张都是这个时期世界经济的标签。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重获新生，它们也开始向美国出口大量产品。另外，这些握有大量美元外汇的国家还会不时地向美国兑换黄金。
虽然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定，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实行“双挂钩”机制，但没有要求美国根据本国的黄金储备情况调整美元的货币供给。在这之后，为了增加货币供给，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干脆选择不断调低黄金储备率的法定最低标准，直到这项指标被彻底取消。
到了小亨利・摩根索辞世的1967年，想来这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奠基人会对眼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当时，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成功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之后，随着1969年特别提款权的创设，布雷顿森林体系真正成为后金本位时代里成熟的国际货币制度。在创设之初，特别提款权虽以黄金计价，却不可以用其兑换黄金。不过，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的权利令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球的货币总量。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称不上是一个超国家中央银行，但是它却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断进步。
在2008～2009年的一段时间，为了化解金融风暴带给世界经济的沉重打击，各国政府诉诸行动、竭诚合作。各国央行团结一致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人们以往担忧的货币战争与通货膨胀也并没有到来。正如国际政治学家丹尼尔？ 德雷兹纳（ Daniel Drezner ）在他的书中写到的，全球金融合作体系的运作虽还称不上“完美，但却也‘足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