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螺旋型发展的因素及其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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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四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年来,整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宏观调控总是经历着一个“失控——调整——更大失控——更大调整”的螺旋型发展进程。这种上升式曲折过程极大地阻滞了我国投资结构及产业的改善。认真分析其内在因素,总结经验教训,寻求对策,应有助于投资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

一、调控手段非科学性

投资规模的动态控制和投资结构的合理调整实质上是财力、物力、资金在归属不同的产业和企业之间不断重新配置的限量问题。多次全国性的投资紧缩、规模控制,主要是在投资结构没有得到改善的环境中用行政手段过多地干预投资领域。当前的整顿治理,其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阻力很大,困难重重,现今调控、压缩成绩对于达到预期目标远远不够理想。关键在于调控投资规模乃至治理整顿过程中，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与措施、政策订之过少，用之过少，执行不力，而靠产品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起作用。现投资环境和运行机制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定要研究出在投资运行中依现行经济规律而动的调控手段，加之一定的法律手段和在新形势下行得通并易于接受的行政手段。

在调控对象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的今天，控制手段、方式及宏观调控指导思想如果不能紧跟投资形势的新发展，势必产生新的经济机制与传统的控制手段、方式、指导思想的尖锐矛盾。非科学性、非经济性并且过时的调控手段着力于投资总量控制，对我国过长的投资战线，难免疆界防守不易，操作极为不便.调控难度显然很大。在投资主体众多的情况下，若要操作成功，主要针对不同操作环境的操作对象、范围等在调控手段上有严格的限定，保证这些“限定”得到贯彻执行并且具有抵抗外来干扰因素的作用，不至于在其资金运动过程中，投资深通过不同渠道渗透到非限定区域，起着一定量的相反的异力作用。

投资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和某些财政策略的失误，使非科学、非经济手段调控步履艰难。投资领域过去高度集中或分权让利的体制已被层层控制的体制所代替，各下级政府、企业及银行、其它金融机构，具有偏离国家宏观投资调控系统行政指令的能力和权力，相互间投资结构政策很难完全一致，极易产生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抵触，唯利是“投”，成为中央和地方更为突出的投资结构矛盾的锋尖。历次调整中最常见的规模失控通症就是“表面总量被控，实际结构紊乱、行政措施‘松枷’，投资无向膨胀”。要控制这种局面、就一定要充分注意选择恰当而有效的调控手段，注重多种调控手段在操作中的相互作用，有机配合，得当运筹，建立起一个适应并追随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适度投资规模，以避免出现“失控—调整—更大失控更大调整”的螺旋型发展过程。

二、调控目标非长远性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有过几次大的投资规模压缩、调整，都因在其调整目标上没有明确地突出以致力投资结构调整，主动、稳定、有效地控制投资总量，达到适度投资规模的长远目标，投资规模的压缩、调整走进了螺旋式循环怪圈。目前进行的投资规模调整，虽说在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两方面双管齐下，但至今由于种种原因，实现目标的措施、手段、政策等对于投资结构的真正改善还远远没有显示出强大威力，也就是说调整目标仍视投资总量控制为重而没能达到目的。这关键在于调控目标制订的非长远性，如此调控的将来，误入螺旋式循环怪圈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调控目标应是一个长远的、动态稳定型的科学目标，应以一定的政策、条例、法律作为它成型的理论基础和调控的实践依据。

宏观投资规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保持一定的扩大再生产速度，在合理的投资结构格局中科学地形成动态的稳定型模式。在投资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给调控总量带来的问题和矛盾也就越多、越尖锐;即使经济发展速度平缓，也给将来的总量调控遗留下隐患和病疾;加之调控指导思想和调控目标失误，总量控制顶多能有短暂的静态稳定。从长远和科学的角度考虑，要调控规模，一定要从调整投资结构着手，进而达到动态地控制投资总量，决不是一味追求投资总t的暂时静态压缩.投资结构扭曲，比例严重失调，恶化了本来就不合理的投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加剧了资金总量的短缺，使积极投资矢量项目与消极投资矢t项目争资金、争物资、争地盘、争“笼子”、争速度，在不合理扭曲状态的投资结构格局中，资金的固定资产形成率很低，投资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都极不尽如人意。如果在改善投资结构问题上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么投资领域的整顿治理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整个投资规模的调整就难以走出螺旋式循环怪圈.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调控带有强烈的一时代感和明显的经济特征，更加表现出以调整、改善投资结构来动态地控制投资总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映出制定长远调控目标的经济规律性和科学完备性。投资活动中的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惯性，应该看到经济发展时，在其巨大的惯性冲击力下，突发式行政手段调控投资总t的失态性和扭曲性。巨大的投资需求的惯性驱动，宏大的基建规模的惯性驱动，过热的经济增长的惯性驱动，原有宏观投资思想、意识、政策、措施的惯性驱动，等等，致使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运动在强大的运动惯性驱使下很难一时在短时间内刹住、控制，它亦有一个惯性驱使的前滑过程。所以，投资规模调整“一刀切”式的总量控制行政性紧急刹车必然产生严重的摩擦而震荡，使投资总量控制难以平缓实现。造就它的“软着陆”，非调整、完善投资结构，确立适度投资规模则不可。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一直缺少一种经济行为主体的自我利益约束机制，尤其是放权以后，问题日渐显露:部门、企业、地区强烈追求各自的局部利益，行为短期化，急功近利，追求政绩，地方本位，原有的投资结构性矛盾更为激化，投资总量控制无度;对在建项目的清理、压缩，涉及到还常、投资回收及管理等遗留问题处理棘手，地方项目仍然保留得多，甚至一些已停、缓建项目又“死灰复燃”。特别是在建项目多，结转工作金大与“计划笼子”小的矛盾突出，要求扩大“笼子”的呼声普遍很高，预算外投资趋增，涉外项目、开发区项目等均甩在“笼子”之外。简单、直接调控总量的结果，是对该清理、压缩的投资项目并没有真正“伤筋动骨”;而只将“脑子项目”、“影子项目”压缩上报交差，“实质性项目”突击加快工程步伐，将施工速度拉至完工的70沁的逃避“砍”;再则以发展地方工业为由，以影响对外开放、安定团结为借口，扰乱宏观投资结构的调整，变下马项目为上马项目，给投资总量压缩目标投下阴影。此外，投资结构得不到改善，总量控制短期强化，不足以遏止建筑材料和施工费用上涨趋势，全社会物资供应能力与投资需求不能协调，其惯性前滑作用还将要经历一段时间，波及通货膨胀因素，催增投资总t.尤其是墓建投资源已从财政预算独家承担变为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三足鼎立拆、贷、租、投时，预算外投资增长大大超过预算内投资增长.80年代整个中期和后期全社会投资中，预算内投资平均增长3.5%，而预算外投资增长则达30%。由于投资来源多渠道，利益主体多元化，调控考核非合理化，预算外投资量就成为了投资总量控制的“顽敌”。

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中，投资结构制衡投资总量和投资规模无向膨胀是问题的实质。该多的多不了，该热的热不够，投资增长与投资结构不相宜，失衡发展，反过来又失衡控制，整体调控无序，是长久以来不合理投资结构、政策和措施在短期调控目标的牵引下造成的。如果宏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在长远目标思想指导下定向操作，同样的投资规模、资金总量和经济发展速度会导致如此严重的投资失控，进而作为一重大因素引发通货膨胀吗?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发展政策、调控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不是着眼短期，失误长远，就不会造成如此尖锐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一时解决艰辛，举中唯危.所以固定资产调整的目标只能是依据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发展政策等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来制订，以达到投资结构合理、完善，投资规模适度，投资总量趋于动态平衡性稳定。

三、调控基础非稳定性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调整，总量控制是建立在企业制度、运行机制，利益机制、金融机制等基础稳定性上的。而目前地方、企业制度及运机制和利益机制的不完善，进而引起金融机制和投资管理改革中难以克服的“不适应疑难症”。地方、企业制度、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与金融机制和投资管理的联接、配合不力，造成现行经济体制改革时金融机制运行中的怪弊—资金体外循环，硬性收贷和戴帽放贷，“笼子倾斜”等，尤以预算外投资、存款投资为甚。这里的机制连带优患之所以是“不适应疑难症”，在于这些机制联接、配合运行中有如下三个障碍:一、企业机制和利益机制致使资金体外循环，存款投资、预算外基建行以“应运而生”、“市场兴旺”，金融机制运行梗塞，投资管理困难重重，结构调控陷人窘境，规模调控难以摆脱螺旋型运行轨道的引力.二、硬性收贷、戴帽放贷、“笼子倾斜”使金融机制运行因行政介入获得生机，但企业机制和利益机制对此产生逆异动力和抵触措施，出现政策和对策的不可逆较量，而现行的投资管理在这二难之境更加无能为力，规模和总t的调控路途坎坷。三、投资管理机制运行得不到企业机制、利益机制和金融机制在运行中的前后照应和有力配合，只有跟在它们矛盾运行的后面左顾右盼，力不从心地调节这个障碍是显而易见的，投资界非常清楚，心中有数，但无回天之力《投资法》难产.

四、调控前景探讨

鉴于投资规模和总量调控的过去和现状，要摆脱投资调控螺旋型发展轨道的引力，跳出上升式循环怪圈，可从这些方面探讨:

一、在调整投资权限方面:利用投资政策、法律、经济手段和必要、成熟的行政手段，将投资运行的惯性冲动贴近宏观轨道而偏离微观轨道，调整投资立体利益指向尽量靠拢宏观投资效益，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和银行手段实现这一行为调动:扩张“瓶颈”产业，增加资金有效供给，将其优先发展的权力由中央，集中掌握，同时中央积极鼓励地方扩张“瓶颈”产业，在投资政策、投资结构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上配合联接、相互适应，突出强调其重要地位和倾斜趋势;在银行结构负债上明确定出优势利率标准，同时明确制定政策、条例，使建立在“瓶颈”产业基础上的各层次产业予其盈利性补偿，要求“瓶颈”基础产业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发展壮大的道路上有强大的生命力，以求自我完善现代化进程。对其余各层次产业，将其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统一起来，增强相互间的联接性和明晰度;要求将产业项目发展顺序与投资项目评估、企业经营效益、信用程度紧密结合起来，明确优先项目、资金投放效益、资金可供量、资金利率水平、项目的行业间利率结构档次，利率差别大小等综合考虑实施程序，做到科学地、合理地分配投资，密切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缓解其矛盾，优化其组合。至于这一方面，中央可以通过严格的政策、条例、法律控制，将其发展权力下放.尤其农业投资项目，要从政策、措施、法律上保证其发展方向、速度、效益、技术输入和资金投放等方面的稳定性，其政策和法律更应严密不懈，不疏不漏。

二、在调整发展政策方面:国家科学地制定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并依据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及法规、条例来规划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由此各金融机构制订中期发展目标和近期实施细则，配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行业的重新设置及科技进步的未来势态，将资金科学地、经济地配置.使重点经济项目有重点发展资金，其它产业项目有其相应的资金投放。通过重组和更新，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体现整体资金的集约效益，将我国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时空格局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三、在调整发展机制方面: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投资结构的优化和政策的贯彻落实，提高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投资效益，一增强其发展后劲及竟争力.要充分明确近期资金投放的重点应是已有产业的更新改造和技术换代，进而才是适度投资技术先进的新项目。在此，要特别谨防用于更新改造的资金，被企业用于简单扩大生产规模，铺摊子，追求就业、产量、产值和利税等短期目标。依据产业结构和政策，投资结构的配置要以实现“规模经济”为参照系，以致从投资结构整体上架起专业化大生产的纵横网络，把握投资源的流向和流量，全力扭转投资结构趋同化现象，力避重复投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对于投资源要充分挖掘，在分层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利用利率、税收等经济杠杆，化社会手存资金为较长时期的投资源。同时控制投资机构，提高资金运用的规模效益，抓好资金的投入和回收两个关健，并且把回收概况作为投资结构框架内项目资金投放的参照系。

四、在调整约束机制方面:制订《投资法》、《公司法》及有关严密的政策、条例等，增强投资环境法制约束力，实行投入资金运用的目标控制，明确投资主体与利益主体的权力、利益、责任界限;实行地方、企业与银行、金融机制的行政分离和区域归属分离，杜绝审批权力效应与投放资金效应的微观目标利益严重背离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效益的不合理状况。强化投资目标控制刚性，依据国家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多件化的投资基础，扩大投资经济控制手段的弹性，以憧投资发展处于有效约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