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 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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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播报

我聆听了香港中乐团1月26和27日在国家大剧院的两场音乐会，演奏确实是非常成功的。兴奋之余，写下了“三十而立，和而不同”这八个字，“三十而立”是指香港中乐团创办至今整30年，到了成熟的盛期了；“和而不同”是对香港中乐团今后发展的一点期望和想法。

两场音乐会中听到的吴大江的《缘》和林乐培的《昆虫世界》，是最具香港特色的中乐作品。《缘》的四个乐章――“冥”“灵”“承”“空”似有些佛教色彩，然而透过这些标题，音乐却表现了香港人随缘适会的生活态度，达观地面对各种机缘人生哲学，也表现了这位作曲家在香港条件下对生活的哲理思考。《昆虫世界》是一首构思精巧的儿童民乐作品，形象逼真地描绘了蜜蜂、蜻蜓、春蚕、蝴蝶和各种昆虫的形象。这两部作品，前者产生于80年代初，后者创作于70年代末，共同的特点是都采用了一些现代音乐技法，而且用得非常得体，富有创造性。这两首作品，和林乐培1977年谱写的中乐叙事诗《秋决》，成为中国作曲家采用现代技法创作民族管弦乐曲的最初的成功尝试，对后来大陆蓬蓬勃勃的“民乐新潮”起了推动、启发和引导的作用。加演的一首《射雕英雄传》，也有着香港音乐的特色――这是中乐与流行音乐的结合，说明了大众音乐对民族乐队的深刻影响。我觉得：这也是发展中乐的一条可行的路子。

我想用“不拘一格，开放包容，广采博取，精益求精”这十六个字，来概括香港中乐团的艺术风格。

上述吴大江的《缘》，林乐培的《秋决》和《昆虫世界》，都是香港中乐团早年的委约作品。接下来我想对香港中乐团的委约创作说几句话。香港中乐团的委约创作有四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质量高，三是时间长，四是委约面广。该团的委约创作制度，从1977年乐团一成立就开始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举动，并一直坚持到现在。30年间已经积累了1700余首委约创作、改编的乐曲，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宝库，一笔雄厚的、珍贵的民族音乐财富。估计这一千多首作品中，至少有60―70首精品，已经成为全世界华乐团经常演奏的保留节目了，这是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香港中乐团委约的作曲家，包含面非常广泛――既有香港作曲家，有大陆、台湾作曲家，也有海外华人作曲家，甚至也包括了一些外国作曲家――委约外国人创作中国乐队作品。香港中乐团在委约创作中对大陆作曲家是特别照顾的，而大陆作曲家对于香港中乐团的委约也是特别的努力和认真。许多大陆作曲家的代表作品，就是由香港中乐团委约而创作出来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杭州的作曲家钱兆熹，他接受香港中乐团的委约谱写出了许多构思新颖、艺术成熟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如他的代表作民族交响曲《和》。可惜他于前年在杭州默默无闻地去世了。但他的创作成就，和香港中乐团是分不开的。

我期望香港中乐团三十岁之后能够做到“和而不同”――更加有意识地追求不同，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超越。

三十年来，香港中乐团对于民族乐队的“彭修文模式”是一个发展和扩充，今天为求得民族乐队的更大进取，面临的课题是如何突破和超越“彭修文模式”了。

我们原有的“和谐观”，是三千年来的帝舜所说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八种乐器的音响互相协调，不让这一种压倒另一种，从而达到神人相和的境界）的传统和谐观；后来是“西方和声优越论”指导下的西方传统和谐观；对于大型乐队来说，还有西方交响乐队合奏的多声部合作的和谐观念。这种和谐观，今天对于民族乐队来说完全可以突破，即从和谐与不和谐的冲突、矛盾中探索新的统一，突出今天、中国人新的和谐观念。

我们先前的“交融观”即强调“中西交融”。其实相异的文化在相遇之后既可以交融，也可以不交融。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文化的多元并存，重视和保留文化的差别，突出和保存音乐的差异。

过去我们所强调的“民族化”，总带有一种潜在的狭隘的、排外的含义，暗藏着强烈的文化对抗意识。在中西交汇、华洋杂处的香港，对于民族性的理解应该更加宽泛，以促成东西音乐文化的汇流和合一。

海内外的民族乐队存在着一种潜意识的“大一统思维”，或者说民族乐队要规范化到一种标准格式。例如刚才有朋友提到：要将大提琴从民族乐队中开除出去，建立纯民族乐器的大型乐队。香港中乐团用低音革胡来取代大提琴，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在思维上也应该允许采用大提琴声部的民族乐队的存在。大提琴是西洋乐器，但是扬琴原先也是西洋乐器呀，要不要将扬琴也开除出去呢？中华民族的心胸是很博大的，外来的乐器都可以将它民族化，扬琴不已成了典型的民族乐器了吗？相信小提琴、大提琴也会有一天成为民族乐器的。不要求大一统，也不必追求“标准化”的乐队编制。允许各种各样的乐队编制自由竞争，这样，路子就宽了。中心和关键问题是要拿出充分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