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法律思想的引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国内法律思想的引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行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号。令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御制大诰•阻当耆民赴京第六十七》
一、案情今译
洪武十九年（1386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百姓郭玄二等两人，手拿《明大诰》上京控告，告发本县弓兵杨凤春等人欺压民众。他俩经淳化镇的时候，镇上的巡检何添观故意刁难，使弓兵马德旺借机敲诈，假装说派人送他俩来京，索取贿赂。这样的阻挠和败坏，除了将各人拘押送本处之外，弓兵马德旺依颁布的《大诰》施行诛杀，将首级悬挂示众，巡检何添观处斩双脚，枷号示众。今后有敢像他们两个这样的，据此治罪。这一案件反映了明初的"明刑弼教"思想。所谓"明刑弼教"就是指用刑法晓喻人民，使人们都知法、畏法而守法，以达到教化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大诰》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时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它的名字来自于《尚书》中的《大诰》篇，原意思是周公东征时对臣民的训诫。在中国法制史上，《明大诰》以其别致的编纂体例、裸的明刑弼教思想、酷烈的律外用刑和以重典整饬吏治而著称于世。于今，研究"明刑弼教"的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的启示意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我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而且有利于取"明刑弼教"之精华而弃之糟粕。
二、"明刑弼教"思想的渊源与发展
"明刑弼教"是朱元璋颁行《大诰》的基本动机。"明刑弼教"一语，渊源于《尚书•大禹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后人据此概括为"明刑弼教"一语。《大禹漠》为魏晋人所作。这表明早在魏晋时期，"明刑弼教"思想已经萌芽。到了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做了新的阐释。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朱熹明确强调刑罚的不可或缺性，并认为刑罚与教化在现实的治理中并没有必然的先后次序，谁先谁后是根据需要而定，冲破了传统儒学"先教后刑"的模式。经由朱熹的阐发，"明刑弼教"在不背离封建伦理纲常的大前提下，获得了新意，使中国传统的德刑关系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迹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代，朱元璋推行的"重典治国"无不蕴含着对"明刑弼教"思想的贯彻。与朱熹不同的是，朱元璋作为帝王，他对"明刑弼教"思想不仅仅是阐释的问题，关键在于要落实成为现实的政治法律措施，也只有从朱元璋的现实政治法律措施中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到"明刑弼教"思想在明代初期的真实意旨。例如，朱元璋在用以"弼教"的刑罚选择上，主张重刑，甚至明确肯定如果需要，还可以法外用刑。正如上述案件，地方官吏对手持《大诰》上京控告的百姓刁难敲诈，首先是漠视了《大诰》的权威，当时规定对于持《大诰》进京者，无需路引，关津得一律放行，不许留难。试想挑战一个统治者极力想让臣民服从的规则，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此种官吏犯罪正是明初重点打击的对象，对于那些掌管钱粮的就盗钱粮，掌管刑名的就出入刑名的官员，朱元璋的态度就是"此等官吏，果可容乎！"因此，最后的处理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正是明初"明刑弼教"思想的现实贯彻。
三、"明刑弼教"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坚持完善立法。知法懂法，是公民守法的重要前提，而立法则是这一切的基础。"明刑弼教"，弼教是目的，明刑是前提。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当不断完善立法，使公民的权利义务明确，让国家的权限职责明晰，实现有法可依，进而做到有法必依.
（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明刑弼教"强调的"明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尽管此处的"明刑"旨在强调刑罚，但是刑罚是由法律规定的，也就意味着"什么是犯罪"是由当时的刑事法律明确规定的。然而，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推行的"重典治国"，却又允许法外用刑，导致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犯罪更加猖獗，严刑峻法对社会的危害甚重。因此，我国现代刑法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坚决杜绝"法外刑"和"法外情"，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三）坚持德治法治结合。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知道，治国安民有两个武器：一是刑罚惩处的儆戒作用，一是礼教的教化作用。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同的只是，在不同朝代，阶级斗争激烈尖锐程度有所不同，统治者运用这两手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就有所区别。"明刑弼教"思想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德主刑辅"和"礼法合一"思想，它是明确刑罚以教化人们，这种注重刑罚而轻"礼""德"的思想，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危害，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仅仅凭借严刑峻法去逼民就范和消灭犯罪现象是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社会必须明确刑罚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通过严刑竣法来"教化"人们。刑罚固然是刑法必不可少的，但这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且应当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不应当滥刑、乱刑。同时，还必须注重德治的作用，将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