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供给侧改革要摸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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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和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业界、学界一直对此存在不同理解与争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近日分析指出，中国经济改革，从来都是问题导向型，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前提是看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要害问题是什么：一是“调结构”，即明确改革的主要涵义在于培育独立自主经营企业，政府的作用是规划、引领和微调，在企业成长为独立市场主体后要懂得及时退出；二是“就业问题”，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定会关停部分企业，职工下岗后该何去何从？要知道经济发展必定产生新的机会，如互联网经济就带动了大量就业，企业家亟须摒弃工业时代的落后创新理念，由生产要素重组过渡至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重组，重在创意，有了创意后马上践行创新，而创新后的落成就是创业。
结构调整是一个中期任务
《检察风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刚刚过去的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下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究竟要“改”的是什么？
厉以宁：供给侧方面结构的调整主要含义是，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供给侧改革将很难推进，即使推进，也会反复或中途变化。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便不难推导出其改革的内容，“改”的不是企业，而是运行的规则。该运行规则包括两方面：一是市场是否起决定性作用，若市场还跟过去一样，是受制于政府地方的行政部门，那么这个任务将不会完成；二是整个经济的运行包括企业的运行是否摆在了一个效率至上的高度，那就包括要降成本去掉一些不合理开支，由此才能使企业具备生命力。
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会于短期内能完成。并且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结构性调整、结构性的改革，通常被认为是中期的任务，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改革中一个紧要问题便是不仅要让企业有活力，还要给予相应的压力，如果企业没有压力还处于原有体制下，那将无法意识到当下如此大规模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可以预想的是，企业在调整过程中也必将面临一些改革阵痛，如下岗增多、产品一时滞销不畅，以及减少银行贷款等。以上难题也说明供给侧改革还需要几年时间才可以真正转移到新常态道路上，任务艰巨，不可掉以轻心。
《检察风云》：明确了自主经营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中的主体作用后，又该如何界定政府的位置与作用？在新常态过程中，总少不了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
厉以宁：新常态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目的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因为货币流通量最为重要，而货币流通量多少，必须让它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所以宏观调控在于货币流通量的多少。对货币流通量有种观点称为“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货币”。但事实证明此观点并不正确。要知道一旦人们死守“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必将引起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害处比通货膨胀要大得多。
那么关于政府调节的作用体现在何处？应辩证看待：首先，政府需要有规划、引领作用，也要有微调，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但政府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且微调不建议有大幅度波动。其次，政府不能老待在主导位置，要懂得及时退出。市场未发育以及企业尚不能成为独立经营者时，政府确实是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但此种主体起作用只是短期的，不能长期存在，否则有害于经济。最后，结构性调控需是一场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不能像过去那种“大水漫灌”式调控，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相反要提倡“滴灌”，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
就业问题将在发展中解决
《检察风云》：让企业拥有独立经营的地位，并逐渐成为市场主体后，必定会随之牵扯就业问题，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跟进的现实问题。那么届时，劳动力将从何而来？
厉以宁：此问题可从西欧劳动力变迁历史中找到答案。20世纪5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刚刚变成城乡二元结构时，西欧农民为提高收入也开始大规模进城，但他们同时带来了家属，男的做建筑工等重体力工作，女的因没有工作而导致后代不能受教育，该情况很快引起社会关注，当局开始呼吁让女人走向社会。此时得益于缝纫机的发明与推广，服装厂招收女工并做岗位培训，随后缝纫机普及、价格降低，女人又可足不出户在家承包各种缝纫业务，既照顾了家庭又解决了就业。那一阶段，西欧因很好地解决了家庭妇女就业问题，让农民工在生活改善后逐渐搬离了棚户区，而紧接着又有一批农民工搬进来。但这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不是来自西欧的农民，而是来自北非、亚洲以及东欧。该案例说明就业问题完全可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变革中逐渐得到解决。
再看中国，当下已进入互联网带来的第三次就业浪潮，随之带动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涵盖至农业领域，人力资源质量早已发生改变。过去农村都是输出劳动力，今天农民工则开始创业了，特别是回乡的农民工，他们感到自己在农村中也有用武之地了，家庭农场办起来了，家庭养殖场办起来了；且纷纷开始在家乡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这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和人力资源要素紧密结合，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而外出务工人员也只有提高技术水平和自身素质才可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变革。
《检察风云》：除农民工创业，当下大学生创业也呈不断增多的趋势，这是否会对原有企业架构带来冲击？
厉以宁：我平时与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接触很多，了解这些年轻人最爱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创业，他们会想办法在大学期间参加各项社会实践，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这将造成原有企业家队伍的改变。以前我们谈的“企业家”都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企业家”，他们在一个企业里工作了几十年后被尊称为“企业家”，但其创新知识很少，眼界受限，固有经验早已无法跟上时展。互联网时代企业家不应重走老路，而是要重视创意，有了创意后马上践行创新，而创新后的落地就是创业。新时代创立企业的一批人不能称之为“企业家”，最多可叫他“创新者”，他可能成为一个企业、一个领域的带头人和领路人。
创新要成为企业家的日常
《检察风云》：如您所述，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要经历一场思维观念的转变，正如现代创新理论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是创新者”理念。但新一轮创业浪潮下，这种企业家创新精神，发生了哪些更迭？
厉以宁：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是创新者”，即企业家要将发明家的许多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该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发明家的发明局限于实验室，要在经济中得以运用必须依赖企业家。但新时代创新不一定是发明，而是创意先行，如广大年轻人在咖啡馆、俱乐部交谈时就是在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创新，有了创新才有创业。由此看来，只有观念更新才会思路更新。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是生产要素重组，而在信息化时代，只有信息重组才能使生产要素得到高效配置。
《检察风云》：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政府应为“创意先行”的大学生或创业者们提供何种土壤、形成何种机制？
厉以宁：一是帮助建立平台。要让企业家、年轻创业者和一些有经验的科技人才、发明家能够有一个平台互相认识、交流思想；二是税收减免。创业时是企业家们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要在他们好不容易赚点钱时又面临过重的税收，政府完全可待企业做大做强时再征收更多的税收；三是把人才流动的路子放宽。因为当下企业家都是有知识的人，需要更大的可流动余地，而放宽人才的社会流动道路也可以不断涌现更多人才；四是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以往经济增长率高，自然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多，现在情况变了，中国要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和高科技发展，大量投资不会根本解决就业问题。相反，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因为之前投资过多、需求过大造成的，由此建议该投资的投资，银行该放低利率的就放低利率，这样才能适应新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