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英阶层正在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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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企业和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被经济迷局缠住，并因此痛苦煎熬时，那些高收入人群、大银行和大企业们却处在“显著复苏”阶段。曾连任五届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从根本上说，现在人们看到的经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两种不同类型，并且明显呈现出越来越分化的发展态势。
在经济衰退之前，财富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的现象容易被忽视。谷歌、亚马逊和iPhone等现代经济社会中让人叫绝的发明，极大地改善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尽管他们的收入与企业家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而不太令人惊奇的发明，特别是次级信贷，却掩盖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长期的金融危机，以及令人沮丧的结果，都改变了这一切。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和华尔街迅速恢复发放巨额奖金的鲜明对比，让人们对寄生的银行家和为自己利益博弈的其他精英产生强烈的不满。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可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由富豪掌握着政治影响力，他们有着狭隘利己的动机，并且随意漠视自己圈子之外的任何人。
对这个时代而言，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富豪不同于以往的富豪。紧密相连的全球经济导致一个新的超级精英阶层的兴起，他们由第一代或是第二代创业者构成。这些人勤奋工作，受过良好教育，并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获胜。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正形成一个有着更多共同点的跨国群体，这些共同点远高于他们与各自同胞的相像程度。无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是在纽约或香港、莫斯科、孟买，今天的超级富豪精英们越来越像一个新宗族。
新富豪阶层的崛起与两个现象密不可分：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每个国家在各自的政策制定上对收入不公平带来影响，但是因全球化和科技创新，今天的人才、资金和思想的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自由。
2《巴伦周刊》1月10日
挖掘新兴市场
自1995年以来，智利、中国和捷克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12%左右，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值占全球市场的13%。这个比例未来还将继续增长，全球经济开始逐渐由新兴市场主导。
基金经理人也捕捉到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趋势，他们纷纷涌入这些国家的股票基金市场。2010年前11个月，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达到540亿美元。对投资者来说，他们应该如何把握新兴市场的投资机会？美国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高级投资经理乔治・荷古特认为，在投资组合中，新兴市场股权投资的比例应在13%左右。当然，这个比例随投资者的年龄、目标和收入状况有所不同。
对于初级投资者而言，新兴市场中那些管理良好的公募基金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巴西、中国和俄罗斯有不少潜力巨大的基金。全球公募基金不仅帮助投资者获得世界各地的投资机会，而且能够分散他们的投资风险。
不过，投资主题越集中，投资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去年，摩根士丹利的MSCI中国和巴西指数都低于4%，而印度和俄罗斯则分别达到20%和17%，因此，在投资“金砖四国”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投资其他一些新兴小国家。
不管投资者选择什么投资工具，他们在2011年投资新兴市场时或将面临一些挑战。由于期货价格的上涨和本国需求的增加，很多新兴市场都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2011年，在新兴市场广受欢迎的一个投资主题是日常消费品，例如，连锁超市和百货商店。另一个投资主题是，高速公路、机场、火车站、无线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此类投资受通货膨胀影响较小。
3《世界》1月15日
未来十年的挑战
19世纪30年代，法国社会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提出，志同道合的公民在追求共同目标时，不需要政府强制或者市场力量，只需要自愿参与即可创建社会团体。最近数十年来，这些非商业组织、非政府性质的团体被贴上的标签有：第三部门、中立部门、中介机构或民间组织。在过去50年，政府和商界巨头为了获得支配地位而奋斗，他们往往忽略这样具有独立声音的志愿协会，只有他们迫切需要的时候才有所顾及。
数十年来，那些大政府和大企业就像坐跷跷板，经常是这边势头下跌时另一边力量出现回升。本世纪第一个10年有一些新动态的出现：从泡沫开始到以救助结束的大政府和大企业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特别是20多岁和30岁的美国人。
下一步怎么走？我们都记得2008年关于“希望”、“变化”以及美国农场工人的旧口号――“是的，我们能”，但这些信心并没有明显转化到政府的有效行动中。不过，当奥巴马迫切需要国会投票支持他的时候，包括刺激经济，为地球降温，并在冻结医疗成本的同时，给每个人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他可以鼓动数百万名志愿者游说国会，并迫使其屈服于民意。
未来十年中，美国面临如下挑战：低出生率导致西方发达国家除了提高退休年龄外别无选择，但做出这种选择并不容易；穷国和富国的定义将重新改写，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德国等传统富国，其经济增长幅度远低于亚洲、南美洲甚至非洲；庞大的债务将迫使美国的部分州和城市破产。
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当我们再次进入布满死亡阴影的山谷时，才会发现上帝在准备一桌子食物的同时，还需要我们去面对挑战。幸运的是，我们有前车可鉴。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向50年来被大政府和大企业刻意忽略的第三部门求助的时候了。
4《商业周刊》1月15日
微软Kinect的机会
曾几何时，苹果、谷歌以及其他技术巨头都争先恐后地开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些运行应用软件的产品重塑了电子市场，现在，微软正沿着他们的道路直接冲撞进来。
业内专家说，如果微软想在该领域集中精力大干一场，该公司可以利用体感游戏机外置设备Kinect早期的成功主宰人机互动的未来。然而，有评论人士称，微软与Kinect爱好怪杰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这些玩家以破解Kinect为乐，而微软早期对他们的态度可能浪费了一次机会。
Kinect是微软期待已久的电子产品。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在今年1月初举办的全球消费电子展（CES）上透露，自微软于2010年11月份推出Kinect以来，他们已经售出了800万台。Kinect帮助Xbox将影响力从普通玩家扩展至整个家庭，并为微软新增500万个Xbox Live用户，其在线家庭娱乐服务业务由此增长20%。数亿美元的营销使Kinect成为假期季节无可争议的销售冠军。
然而，尽管没有得到微软的支持，Kinect破解项目也取得成功。当Kinect出现在货架上时，一位网上DIY电子卖家支付给首位破解Kinect内部结构并与开发人员分享信息的极客1000美元奖励。这个奖励后来上升到3000美元。
不过，微软对极客破解Kinect的回应让人们怀疑该公司对极客的态度。微软曾表示，它“不会容忍其产品被修改”，并誓言要用法律武器制止篡改行为。当愤怒的情绪在网络上蔓延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天，微软澄清了立场，强调将打击那些心怀恶意的歹徒，但不会善意的修补匠。摆出温和的姿态之后，微软停止公开讨论拆解Kinect的行为。
微软前开源策略主管山姆・拉姆吉说，微软应该更进一步，积极支持极客的行为，就像苹果找到一条非常成功的通道，激发App Store应用商店开发者对iPhone产生兴趣。
5《新闻周刊》 1月10日
你怎样才能更聪明
如果科学家能够像了解肌肉产生力量的机理那样了解智力形成因素，那么，我们探索和改善人类智力的工作也将变得容易许多。人们不应该轻信那些所谓能让大脑变聪明的方法，比如利用脑力训练网站提供的做法，冥想或吃蓝莓、嚼口香糖等等。
令神经系统科学家感到困惑的是，认知机理是怎样让愚蠢和聪明出现本质性的差别，如何能让前者转变成后者。由于并不了解增强认知的工作机理，人们会轻信一些似是而非的建议。到目前为止，实验还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如何变聪明的机制。美国布朗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系统科学家Peter Snyder认为，人们看到很多的快速增强认知能力的虚假新闻，其中经得起时间考验，且设计严谨的研究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最初开拓阶段。
201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各类宣称能维护和改善认知功能的方法所做的评估结果表明，众多声称可增强认知的研究成果是多么不堪一击。维他命B6、B12和维他命E、β-胡萝卜素、叶酸，以及花里胡哨的抗氧化剂都是失败之举。酒精、海鱼体内的脂肪酸，包括扩大社交网络的作用也微不足道。
观察性研究还认为，地中海的饮食方式与降低认知力下降的风险有一定关系，但此结论没有得到更严谨、随机比照的研究证实。没人知道这种饮食方式的好处，究竟是来自食物中包含的成份（橄榄油、鱼、蔬菜和红酒等），还是它不包括的成份（红肉、精制糖和奶制品脂肪等）？
此外，通过增加脑供血量让大脑更聪明的做法也值得怀疑，况且，正常人群也绝不会存在这类制约性因素。现在，人们可以找到通过外部介入的办法来提高智力的大量研究个案，但至今尚无任何研究结论被证明一定是正确的。
6《经济学人》1月8日
公共部门的斗争
看看周围的世界，各种力量正在集结。一边是美国加州监狱的警卫、英国警察、法国铁路工人、希腊公务员和几乎全世界的教师；另一边则是资金短缺的政府。哪怕只是一句“削减支出”的口号，都会让全欧洲的公共部门员工走上街头抗议。当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后，预计情况更加糟糕。
过去30年，非公共部门的工会制度已渐渐分崩离析。在英国非公共部门，工会职员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从44%降至15%，美国则是从33%降至15%，但在公共部门，工会发展依然生机勃勃。在英国，有一半的公共部门职员加入了工会；在美国，这个比例为36%，而1960年时仅为11%。公共部门工会的力量强大，不仅因为罢工者中止垄断服务时其雇主不会破产，还会给当地政府带来负面的政治影响。
政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让步，手段通常都很狡猾，譬如通过提高养老金、增加法定假日或是放弃改革，但就是不加薪。但至关重要的是，和公共部门工会的这场斗争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因为即将面临的战争也隐含着巨大的可能――重新设计政府。这就意味着工会开始关注生产力、改善服务，而不只是削减公共部门的成本。
过去25年来，西方国家私营部门的生产率大幅上升，即使像钢铁和汽车制造这样的老工业也不例外。公司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有经营自由――进行实验、推广创新、终止失败尝试、提拔人才等。但在公共部门，工会拒绝这一切，这种情况在教育领域最为严重。政府比企业更难重组，但是，即使是这里的生产力有小小提升，也能省下一大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