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写卷Φ242号《文选》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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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俄藏敦煌写卷Φ242号《文选》唐抄注本，其作注时间大约在唐贞观末至高宗显庆年间，与李善注同时或稍早，有可能是在释道淹《文选音义》为底本基础上的抄本，并吸收萧、曹两位早期《文选》学者的知识，形成了以释义、博物、普及为主的注释体例，乃萧、曹之后《文选》注释与传授的一种重要注本。
关键词：敦煌写卷；文选佚注；传本系统；作者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89-08
俄藏敦煌文书Φ242号《文选注》保存自束广微《补亡诗》“明明后辟”句以下、谢灵运《述祖德诗》、韦孟《讽谏》、张华《励志诗》至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驰心辇毂”句止，共185行，正文下有双行小字注。此卷虽残，却极其重要，不仅因为它作为唐抄本所独具的版本校勘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既与传世注本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又具有一定独立之特质，于传世李善注、五臣注之外别是一家。那么，同为唐代《文选》注本，写卷佚注与李善注、五臣注关系究竟如何？该注本具有怎样的特征和价值？俄孟列夫、日狩野直喜、罗国威、傅刚、范志新、许云和等学者曾有过不同角度的论述。诸家立论主要是在避讳、字形、底本、体例、文风、与传世注文异同、与颜师古的关系等方面，来判断其产生的年代以及与李善注、五臣注的关系，但结论却有着较大的分歧。俄孟列夫认为是出于公元630年到718年之间，也就是唐太宗即位和五臣注成书的时间[1]。傅刚等认为写卷佚注乃初唐注本，产生于李善、五臣注之前，并被二者所参考[2][3]。范志新、许云和等认为乃中晚唐注本，是在李善、五臣注基础上的抄撮本[4][5]。何以同样的基础文献资料，方家得出的却是如此相远的结论？笔者在将写卷佚注全文与尤袤本李善注、陈八郎本五臣注整体排列，并参考胡克家《考异》、明州本、奎章阁本、四部丛刊本六臣注以及《汉书》古注进行比对的基础上，发现如果排除传世诸本中所存在的大量增刻李善注的情况，佚注与李善注的重文实际上很少，而五臣注中同时参考佚注和李善注的材料却相对较为突出，此点无疑对于追寻写卷佚注在早期选学传播过程中的位置颇有助益。
一 写卷佚注与李善注重文比较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此书与李善注本合者十八九，与五臣注本合或与两书均不合者十一二。”[6]傅刚先生在对两本比较的基础上称“写卷与李善注基本相合,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文大致相合,二是释典出处基本相合,三是释典出处不同,但引文基本相同。”[2]然而考之现存全部佚注与李善注、五臣注同时出注的材料共计107条，其中与尤袤本李善注部分相同（引书同、释字同或文意同）约37条左右。其余部分皆各自立言，全不相合。从整体面貌和相合比例上看，并不足以说明二者注文大致相合。况且即便是相合的条目中，情况也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
从解题部分看，存《述祖德诗》、《讽谏诗》、《励志诗》、《上责躬诗并表》四首的解题，其中重文唯有《励志诗》解题：
写卷佚注：《广雅》：励，劝。此诗茂先自励劝勤学。
尤袤本李善注：《广雅》曰：励，劝也。此诗茂先曰劝勤学。
两条解题基本一致，但胡克家《考异》曰：袁本、茶陵本无善注“《广雅》曰”下十四字。考丛刊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皆无此句。如果李善原本无此条，佚注参考李善注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相反，倒是印证了佚注早于李善注的看法，也即本句解释原出自佚注本，或者此本注文，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掺入李善注。
从正文注释部分看，现存写卷（含残卷）各篇流传的情况本不同，韦孟《讽谏诗》又见《汉书·韦贤传》，为《文选》作注时已有诸多旧注可供参考，所见36条同注材料中，有18条为大体相近的重文。曹植《上责躬诗并表》（残），又见《魏志·本传》，所见13条同注中，7条引书或释词重文。张华《励志诗》，所见27条同注之中，9条为引书或意思相近的重文。束皙《补亡诗》（残），四条同注材料中只有“辑，和也”一条释字重文；谢灵运《述祖德诗》，20条同注材料中见2条引文出处及意思相合，6条释字词相合。大体时代越久远，旧注越多，重文的比例就越高。仔细分析一下这些重文，可以看出一大部分出自后世的增刻，尤其是涉及旧注的部分，如：
1.黼衣朱黻，四牡龙旗。（《讽谏诗》）
写卷佚注：颛，画斧形。两巳相背曰黻也。言驾四马，旗上画龙头。诸侯得交龙为旗。
尤袤本李善注：善曰：应劭曰：黼衣，衣上画为斧形，而白与黑为采。龙旗，旗上画龙为之。朱黻，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以皮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诗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龙旗承祀。
按：“应劭曰”乃引《汉书》师古注。《考异》曰：袁本无“应劭曰”下二十五字。明州本、奎章阁本、丛刊本同《考异》。此条李善注引颜师古《汉书》注当为后世增刻。
2.彤弓斯征，抚宁遐荒。（《讽谏诗》）
写卷佚注：彤，赤也。霸臣，夫子赐弓矢以专征伐。抚，安。
尤袤本李善注：言受彤弓之赐，于此得专征伐。善曰：《毛诗》曰：彤弓弨兮。荒，荒服也。
按：《考异》曰：袁本茶陵本无“言受”下十二字。无者是也。此或以《汉书》颜注记于旁，尤延之误取之……以下凡颜师古曰各条皆不当有，袁本茶陵二本俱无者，最是。考丛刊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皆无此条，可证《考异》说确。
3.五服崩离，宗周以坠。（《讽谏诗》）
写卷佚注：离，散也。崩，隤也。应劭曰：五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坠，落。
尤袤本李善注：应劭曰：五服，谓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也。坠，失也，真魏切。
按：胡克家《考异》曰：“坠，失也。真魏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为颜注窜入。说是。丛刊本亦无。明州本、奎章阁本无善注。
4.在予小子，勤唉厥生。（《讽谏诗》）
写卷佚注：言生时唉唉啼泣。自谓言叹辞。
尤袤本李善注：应劭曰：小儿啼声唉唉。颜师古曰：唉，叹声。善曰：《方言》曰：唉，叹辞也，许其切。
按：《考异》曰袁本、茶陵本无“应劭曰”以下十六字。此十六字亦不见于丛刊本、明州本、奎章阁本。佚注本参考旧注保留“唉”为生时啼泣之声，善注则无此条，只引《方言》叹辞之说。
5.乃命厥弟，建侯于楚。（《讽谏诗》）
写卷佚注：厥弟谓元王。元王封于楚国也。
尤袤本李善注：弟谓元王也，元王封于楚国。
按：二注语气如出一辙，《考异》曰：“袁本、茶陵本无善注之十一字。”考之丛刊本、明州本、奎章阁本亦无。而佚注恰好与此十一字极为接近，这倒引起了我们新的推断，李善此处原未出注，《汉书·韦贤传》颜师古亦未出注。后世增刻的李善注，又恰好与写卷佚注相合，说明正是佚注之语后来被增刻到了李善注当中。如果此说成立，写本佚注在唐代应是较为常见的通行本。
粗略统计一下，韦孟《讽谏诗》中的18条重文几乎全部都属于后世增刻《汉书》旧注或佚注入李善注的情况。其它篇目中多数相重的注释也都与旧注的引用有关。
此外，佚注与李善注相重的另一种情况是释词、引书虽同，但多出于较为常识性知识或者常用典籍。
《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写卷佚注：辑，和。悠，长。
尤袤本李善注：辑，和也。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悠，远也。
《述祖德诗》：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
写卷佚注：世间尘黑之物。贞，正。观，见也。谓正见丘壑之美。
尤袤本李善注：贞，正也。观，视也。言正见丘壑之美。
《励志诗》：高以下基，洪由纤起。
写卷佚注：因下而得其高。纤，细也。《老子》云：高以下为基。洪，大也。言成人之体乃犹始学之时皆由初，万物皆然。非犹学。
尤袤本李善注：《老子》曰：高必以下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综而言之，写卷佚注与李善注虽有部分字解相同或相近、引文同的情况，但实际上能看出参考痕迹的重文几乎很少，而且即使重文，也存在不同的情况，或出于后世增刻，或出于常见旧注典籍等，未必能作为证据表明二者存在参考关系。形成二者没有互相参考的状况，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佚注作注的时间大体与李善注相差不远。因为李善注成书之后，旋即上奏，并被抄写传播，易于见到。如果佚注晚于考善注，又不难见到，自然不可能不加以参考。又根据写卷佚注当中张华《励志诗》“如彼东亩，力耒既勤”句下注引“颜监曰：耒，牛耕曲木”一条，说明其作注时间最早不超过唐太宗贞观年间{1}。由此可以初步推论此注成于太宗贞观元年（627）至高宗显庆三年（658，李善奏上《文选注》）前后。
二 五臣注与写卷佚注重文的比较
写卷佚注与五臣注之间重文则不占少数，而且与李善注重文的形式不同，很大一部份表现为注文形式、用语习惯或说话立场基本相同，如：《述祖德诗》：“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纷。”写卷佚注曰：“言并有济扶万物之性。言不为垢氛所缨。”五臣注良曰：“言兼有济物之心，不为尘垢所缨纆。”再如五臣注与佚注同称秦政权为“秦家”、晋国为“晋家”，称《诗经》为“诗篇”，体现了注释用语习惯上的沿袭。涉及到大段引文和意思理解时，五臣注也与佚注颇为接近。《述祖德诗》：“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句下佚注曰：“弦高以牛十二头犒秦师，无晋师之文。此亦为误。”五臣注向曰：“此文云犒晋师，谢生之误也。”{1}二者同样指出谢灵运用典的失误，应为“弦高犒秦师”，而误为“弦高犒晋师”。李善注则曲为辩护，引《吕氏春秋》谓“晋”为“”字之误。黄节引顾炎武《日知录》曰：弦高所犒者秦师，而谢诗改为晋，以避下秦字，则舛而陋矣。朱兰坡曰：李注欲曲全之，不引《左传》而引《吕览》[7]，指出谢氏致误的原因在于避免上下句重文。
以上佚注与五臣注接近的情况，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借鉴关系，但究竟是谁在借鉴谁？通校二注之全部条目，五臣作注兼借李善注与佚注的注释体例更为明显。
《述祖德诗》：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
写卷佚注：言宏远之图谋，因今事亦止。
尤袤本李善注：贤相，即太傅也。《山居赋》注曰：太傅既薨，远图已辍。《左传》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谓兄曰：上捐国家，累世劬劳，远图之功。
陈八郎本五臣注：济曰：贤相即太傅谢安也。谢世运，谓死也。远图，谓谋也。深远之谋，因此而止。
如果是佚注抄录五臣，不太可能只抄其一点。相反，五臣本条注释既吸收了李善注中的“贤相即太傅谢安也”条，又吸收了佚注中的“深远之谋，因此而止”之意。
《述祖德诗》：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
写卷佚注：由有道德之情拯扶。龛，胜也。顾帝冯力取。
尤袤本李善注：拯，济也。溺，没也。《孟子》曰：天下溺则援之以道。《庄子》曰：夫道有情有信。孔安国《尚书传》曰：龛：胜也。曹植《武帝诔》曰：人事既关，聪镜神理。
陈八郎本向曰：拯，济也。龛，胜也。言拯横流之溺，由怀道情，胜暴静乱，资神妙之理。
《考异》曰：袁本、茶陵本李善注无“孔安国《尚书传》曰：龛：胜也”十字，考之丛刊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皆无，当是后世增刻。而五臣注兼具“拯，济也。龛，胜也”两条。
《述祖德诗》：河外无反正，江介有■圮。
写卷佚注：北境谓之河外。介，介隔也。谓于江南，圯，毀也。■，急也。
尤袤本李善注：河外，西晋也。《公羊传》曰：拨乱反正，莫近于春秋。江介，东晋也。《左氏传》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杜预曰：介，间也。《毛诗》曰：今也蹙国百里。《尔雅》曰：圮，败覆也。
陈八郎本五臣注：河外，洛阳也。言为贼所破，不得反洛阳之正。介，间也。迁于江间，迫促狹小，屡有毁敗也。圮，毁也。
《励志诗》：“大猷玄漠，将抽厥绪。”
写本佚注：猷，道也。玄谓幽玄也。
尤袤本：《毛诗》曰：秩秩大猷。《说文》曰：玄，幽远也。又曰：漠，寂也。《广雅》曰：漠，泊也。《说文》曰：漠，无为也。言大道玄远幽漠，知之犹从小引其端绪而至于可知。
陈八郎本五臣注铣曰：猷，道也。言大道玄漠，犹将抽其端绪。
《上责躬应诏诗表》：“昼分而食，夜分而寝。”
写本佚注：昼分，而日午也。夜分，夜半。
尤袤本：《尔雅》曰：戾，罪也。《韩子》曰：卫灵公至濮水，夜分闻有鼔琴者。
陈八郎本五臣注铣曰：戾，恶也。昼分，日中时也。夜分，夜半时也。寝，卧也。
从以上所列可以清楚地看到五臣作注尽量吸收各家之说，加以训解释义。而且并非只是偶一为之，基本在各篇当中都有一定的比例。
最明显的一条例证如《励志诗》：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写本佚注：《史记》云：隰朋，齐大夫，慕管仲德，曰：吾知管仲之德矣，隰朋耻不如。皇帝言：慕德高也。今我何人，而不及之。
尤袤本李善注：其九。《庄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对曰：隰朋可。其为人也，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朋慕管之德，华言隰朋犹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陈八郎本五臣注：良曰：隰朋，齐大夫。犹慕管仲之德，言我何人而不慕贤者乎？
考今本《史记》中无隰朋典故，但见于《吕氏春秋·贵公》、《列子·力命》、《庄子·徐无鬼》。故佚注中引《史记》云隰朋慕管仲德，实乃错引，值得注意的是五臣注虽未标明出处，亦采用本义，沿袭了佚注的错误。李善注则完全不同，用隰朋慕黄帝之义。此则例证恰好说明了五臣注曾参考佚注。
五臣注完成于玄宗朝开元六年（718），根据陈八郎本、奎章阁所藏本、《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中所保留的五臣注，其不仅大量采入了李善注的成果，而且也吸收了稍早于自己的公孙罗《文选钞》的内容[8]。由此则当佚注本早于五臣注而且也通行于世的话，五臣注同时参考李善注、《文选钞》、写卷佚注等早期注家正是情理之中的。
三 写卷底本与佚注的独立性质
俄藏敦煌写卷在底本和注文方面都体现了一定的独立性质，底本方面如：
《述祖德诗》：
达人遗自我（“遗”，它本皆作“贵”）
而不缨垢纷（“纷”，它本皆作“氛”）
连物辞所赏（“连”，它本皆作“惠”）
委讲辍道论（“辍”，它本皆作“缀”）
《讽谏》：
颛衣朱黻（“颛”，它本及《汉书》作“黼”）
资命不永（“资”，它本皆作“咨”）
嫚被显祖（“被”，它本皆作“彼”）
征遐由近（“征”它本皆作“正”）
《励志诗》：
如彼东亩（“东”，它本皆作“南”）
渆不辞盈（“渆”，它本皆作“川”）
《上责躬应诏诗表》：
不可重离（“离”，它本作“罹”）
以罪弃生，则{辶+麦}古贤夕改之劝。（{辶+麦}，它本作“违”）
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诚（“诚”，它本作“讥”）
尸鸠之仁也（“尸”，它本作“鸤”）
这些底本异文除了个别是由异体字、古今字、正俗字等造成的之外，很多是由底本版本系统不同而形成的异文，比如“遗”与“贵”、“连”与“惠”，“渆（渊）”与“川”、“东亩”与“南亩”等。由此说明佚注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本子，与李善、五臣等注家所依据的底本都有一定的差距。
实际上注文中也体现出作者作注时确实参考了不同的版本。如《述祖德诗》：“达人遗自我”句，佚注曰：“谓父是通达人，墨翟贵己，不肯流意天下，故贵自我。作贵胜。遗，弃。”“而不缨垢纷”句，佚注曰：“言并有济扶万物之性，言不为垢氛所缨。”“委讲辍道论”句，佚注曰：“缀，止。”说明当时注者面对不同注本的《文选》，原文作“遗”“纷”“辍”，它本作“贵”“氛”“缀”，各注家基本都倾向于此处作“贵”“氛”“缀”并加以解释。佚注作者也从众，但又不愿轻改原文，于是存文出注，并在注文中同时标出异文。
从注文方面看，写卷佚注注文风格有类讲解，但也具有详细的字词训释和典籍征引，而且在字词训诂和典籍征引方面又颇具独到之处。
《讽谏诗》：“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其中“陪”字李善未出注，佚注曰：“陪，重也。”据何晏《论语集解·季氏》：“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引马融注曰：“陪，重也。”五臣注则将“陪臣”释作“陪从之臣”，显其草率。
《讽谏诗》：“邽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悠悠，是放是{马+丘}。”本条下颜师古在《汉书》中有注曰：“繇与悠同，行貌。放，放犬。驱，驱马也。”写卷佚注曰：“邽事，国事。逸，过。娱，乐。言用犬马以猎也。”在释词及释义方面都体现了一定的原创性。
《述祖德诗》：“江介有■圯”中的“■”字李善未出注，佚注本曰：“■，急也。”按：《说文·足部》：“■，迫也。”《广雅·释诂》：“■，急也。”则佚注虽未标明出处，但自有其小学依据。
《励志诗》：“大仪斡运，天回地游。”善注引《河图》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中行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动移而人不知，譬如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也。”佚注引则称此段史料出自《考灵曜》。考“地有四游”一则出于张华《博物志》所引《考灵耀》，而非《河图》，李善注误。
“劝励”条下李善注曰：“劝者进善之名，励者朂已之称。”按本类下《文选》收录韦孟《讽谏》和张华《励志诗》两首，李善注语平和公允，显得面面俱到。写卷佚注则只是说：“劝励谓劝励取用贤相意也。”似为有感而发。
写卷佚注引文方面的一个特点是对于通行的经史典籍的引用往往很随意，或不注明出处，或并不追求原文的准确无误。如其引用《尚书》《史记》《诗经》《周易》《国语》《战国策》多与原文不同，或者根本就不见于所引书中，但更为关注的是一些不常见的典籍、佚史、字书。如标明出处的引沈约《谥法》考证元王之称的来历，引张揖《字诂》《广雅》两处、吕忱《字林》、李登《声类》、江邃《文释》《说文》。又引《白虎通》《考灵曜》《汲冢记》，引颜监（颜师古）一条。《述祖德诗》下引丘渊之《新集录》而不引沈约《宋书》；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引《魏略》而不引《魏志》。这都表明作者博学尚奇的注文倾向。再者，韦孟《讽谏诗》注中多次引用《汉书》应劭等的旧注，也可看出对当时《汉书》注的熟悉。
鉴于以上所述，写卷底本和注文与李善、五臣注的底本和注文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应该属于不同的传本系统。写卷佚注的作者在撰注之时也参考了不同系统的底本，其间颇有衡量选择。从佚注作者的知识结构看，富字学、《汉书》学基础，善于进行版本辨析和资料考证，旁征博引，也多掌握最新知识动态，似非一般乡学塾师。
四 关于写卷佚注传本系统
和撰著时间的一点推测
既然五臣注得以借鉴佚注，而且其注语在流传过程中也有窜入李善注的情况，说明其注本成书之后曾广泛流传于世，并且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选》注本。从隋唐史志目录的登载来看，当世所见的重要《文选》学著作有：
《隋书·经籍志》：文选音三卷萧该撰（本传称《文选音义》）
《旧唐书·经籍志》：《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文选》六十卷，李善注
又六十卷，公孙罗撰
《文选音》十卷，萧该撰
又十卷，公孙罗撰
《文选音义》十卷，释道淹撰
《新唐书·艺文志》：梁昭明太子《文选》三十卷
萧该《文选音》十卷
僧道淹《文选音义》十卷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
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又《音义》十卷
李善《文选辨惑》十卷
五臣注《文选》三十卷。
曹宪《文选音义》（卷亡）
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
许淹《文选音》十卷
其中，萧该主要活动于隋前期，梁元帝承圣三年（555），梁都江陵陷落而随西魏军至长安，《隋书》载其“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581-600）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隋仁寿元年（601），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的《切韵》五卷成书，“萧颜多所决定”[9]，到隋大业（605—617）中与包恺同为《汉书》学宗匠[10]。据《隋书·经籍志》：萧该有《汉书音义》十二卷流传于世，有《范汉音》三卷，《文选音》三卷。《文选音义》（《文选音》）也成为隋代见于载录的唯一一部《文选》学著作。作为萧统侄儿的萧该，为《文选》作音义自有其家学渊源，《隋书》本传称其所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10]1715,1716既为当时所贵，则说明其《文选音义》成书于隋代早期，并于当世有较广泛的流传。
曹宪主要活动于隋开皇元年（581）至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百余岁。据《旧唐书·曹宪传》，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亦多从之受业。他的学术主要偏重于文字之学，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曹宪而复兴。隋大业中，隋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又训著张揖所撰《博雅》，隋炀帝令藏于秘阁。入唐之后曹宪回到扬州老家，以治“《文选》学”闻名。直到贞观中（627—649）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旧唐书》本传称：“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11]但《旧唐书·经籍志》载曹宪著《博雅》十卷、《文字指归》四卷、《曹宪集》三十卷，却未见其关于《文选音义》的记载，直到《新唐书·艺文志》载其《文选音义》卷亡。这说明曹宪《文选音义》成书于贞观中，但主要流传江淮间，并未得以广泛传播。
俄藏写卷《文选》佚注的作注时间如果确实是不早于贞观，而且是在与李善注相差不远的时间内，最为接近的恐怕只有公孙罗和释道淹（许淹）。《旧唐书·曹宪传》称：“曹宪之后，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刘肃《大唐新语》卷9《著述》亦云：“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巻，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既曰“相继”，就说明曹宪之后，先是许淹传授《文选》，之后才是李善、公孙罗。
公孙罗所著《文选钞》《文选音决》保存在古抄《文选集注》中，录在李善注之后，五臣、陆善经注之前。其作注时间当稍晚于李善注。具体看《文选钞》的作注形式，也是重在疏通文义、释词，《钞》和《音决》底本也与李善本、五臣本有明显的差异，具有一定的独立特质，大体与俄藏《文选》佚注颇有些相近。但仔细比较，二注之间似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佚注释义中更重释事，词语解释尽量落至实处，如《讽谏诗》释元王及其子曰：“元王汉高祖弟，名文由，谥曰元。于《谥法》始建都国曰元。谓初都彭城。元王次子名郢客……”再如《述祖德诗》中释“五湖”曰：“谓太湖、上湖、翮湖、石、贵湖也。”颇有博物倾向。《文选钞》则释义之中更重点明喻意，用语成熟而丰富，如“繁星光盛，喻小人也。”（卷24曹植《赠徐干》）“初秋，谕政教急也。”（卷24曹植《赠丁仪》）“川有幽咽之水，风有激列之声。”（卷24陆机《赠冯文罴》）“《钞》曰：《广匹》云：烟煴，元气也。天仪于上，地仪于下，天气下为烟，地气上为煴，上下和同，草木萌动。此诗大意，论自古天地初开辟已来历代之君，至于晋平吴也。吴国既平，乃得陆生来归也。然后乃陈与共同官之意，又述离别相思之情，并为劝诫之事。”（卷24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似与佚注注释风格大体相近，却非一出。
另释道淹的《文选音义》虽已佚亡，仅只言片语流传于世，但从其注释《文选》、传授选学的时间来看，大体与佚注本相当。若排除其余诸家，佚注之底本出自释道淹之手也有极大的可能性。
史志目录中既载《文选音》许淹，又载《文选音义》释道淹，二者是否一个人？实存疑问。骆鸿凯《文选学》以为许淹就是释道淹。近人普暄认为“《新唐志》既载许淹《文选音》，又录道淹《文选音义》，人名书名，均各分标，骤指为一，似不甚妥”[12]。考之古抄《文选集注》中公孙罗《文选音》中除了引萧该音、曹宪音，再就是引淹《音》两条，足见许淹乃公孙罗前的选学名家。《文选》卷第57潘安仁《夏侯常侍诔》（并序）：“望子旧车，览尔遗衣。愊抑失声，迸涕交挥。”《文选音决》：“愊，普逼反；淹，皮力反。”又《文選》卷第57潘安仁《马汧督诔》(并序)：“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文选音決》：“噤，其禁反；淹，其锦反。”此两条的音切与公孙罗所注相差不远，为与公孙罗同处江淮地域的许淹无疑。又公孙罗《文选钞》引淹上人《义》一条，《文选》卷24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凄风迕时序，苦雨遂成霖。”引《文选钞》曰：“凄风，凉寒之风也……淹上人作迅风，疾也。”也可看出他对释道淹《文选音义》的引用，或许还有一定的参考。又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第21“猗觉”条下引淹师《文选音义》云：“猗，美也。”{1}此一条又见于《尔雅》。“淹师”或“淹上人”的条目主要为释义，也与《文选音》体例不同。《文选钞》与《音决》同出于公孙罗，此处既引“淹”，又引“淹上人”，说明当时所见有可能并非一书，但早于公孙罗且名淹的《文选》学者，除了许淹（释道淹）之外，别无其人，所以“淹”（许淹）与“淹上人”（释道淹）应为一人。
《旧唐书》本传称许淹“少出家为僧，后又还俗。”究竟何时出家？何时还俗？出家之后的去向如何？史无明载。但据《新唐书·曹宪传》：“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句容许淹者，自浮屠还为儒，多识广闻，精故训与罗等并名家。”从《新唐书》的这段叙述看，所说先后顺序并不严谨，但在曹宪的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之后，许淹单独叙述，似乎并未将其归于江淮选学的阵营。其“自浮屠还为儒，多识广闻，精故训，与罗等并名家”也说明其学识特点，即多见博闻，精于训诂，则很有可能云游京师与江淮之间，见到早期《文选》传播中的不同版本，见到萧该的《文选音义》，且当时身在京师，法名释道淹，所著《文选音义》也大概完成于此时。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许淹早年出家时期撰作《文选音义》，而作《文选音》则在后来之际。
考之新旧《唐志》目录中所录诸家《文选》注之所以存录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注者曾经身在京师，或者献书今上，所著才得以保存秘府。许淹（释道淹）作为曹宪之后传授选学的一个代表人物，有《文选音》10卷。又有《文选音义》10卷，不仅见于《旧唐书》《新唐书》的文献目录，而且还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编成于日本阳成天皇贞观末年876年），足见其传播范围之广。释道淹之书保存如此完整，流通广泛，也说明当时他不可能默默无闻或者身处偏远之乡。
另《新唐书·艺文志》将释道淹《文选音义》紧接萧该之后，而把许淹《文选音》接在曹宪之后，都说明他们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写卷佚注《述祖德诗》：“河外無反正，江介有■圯。注称：圯，毀也。”按萧该《汉书音义》王莽传下“圯绝”，注引韦昭曰：“圯，毁也。”李善注引《尔雅》曰：“圯，败覆也。”可见佚注本与李善的差异及与萧该注释体系的相承关系；写卷佚注中尤以《讽谏》诗为代表引了大量的《汉书》旧注以及颜师古注一条，反而为李善、公孙罗注所不及，说明释道淹正是继承了萧该《汉书》学泰斗的衣钵；佚注重在释义博物，但又偏于概括式讲解，与其学识结构也更相吻合。惜今无法见到更多的佐证资料，此说只能是作为一种猜测之言。
小 结
释道淹《文选音义》今已不存，只见于史志目录，而且远播域外，足见其当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又作为萧该、曹宪之后，首位讲授文选的学者，其特殊的先入释门而后还俗的经历，也使得他得以超脱地域的拘囿，吸收萧、曹两位早期文选学者的知识，并形成了以释义、博物、普及为主的《文选》注释体例，应该说代表了萧、曹之后文选注释与传授的一种特定模式，如此说成立，写卷佚注的特殊意义就更加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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