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散文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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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梁启超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宣传家、学者，他还是文学家，对其作品更是知之甚少。他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创作上，其次是诗词以及小说和戏剧。现就其散文创作特点予以探讨。

梁启超的散文，经历了文体变化的四个阶段。从少年时起，到投身变法维新运动以前，治帖括，擅八股，喜词章，为文学晚汉魏晋，习为议论，绮习较深，又学姚氏《古文辞类纂》，法桐城派古文。守家法，颇尚矜练。这是他散文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时期，是他冲破传统旧文体束缚，至是自解放，提倡“文界革命”创作“新文体”的时期。这时所作散文“以淹贯流畅，婉曲的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象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为之一新”。这是他散文创作思想艺术成就最辉煌的时期。第三阶段，从办《政论》、《国风报》至辛亥革命后从政时期，从追求文体解放，倒退到复古道路，重操骈俪，绮习未除，既法晚汉魏晋，又拟桐城古文，竟为“新民体”之别调。第四阶段，“五四”前后，弃政从学，文体又一变而为语体文，不复用浅近文言写作，亦应时代之风气。但所作散文，“文字已归恬谈平易，不复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力感了”。梁启超晚年的散文，虽在文体语言上更趋口语化，但内容已缺乏激情和锋芒。

最能代表梁启超散文写作成就，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在《时务报》至《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所发表的新体政论和文艺性短论，如《变法通议》、《自由书》、《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过渡时代论》等文。他自称这些文章，“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的确，这些作品议论风发，感情充沛，形式新颖，条理明晰，语言流畅，别具一格，“成为一大派别的文体”。梁启超自称这一时期的政论为“新文体”，以区别于当年仍占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等“旧文体”。而一般论者，从不同角度，给其新体散文以多种称述。因为这种新体散文，大多是政治性的议论文，故称之为“政论”，而这种政论，以文学的笔调，议论变法维新，有较浓厚的文艺性，因被叫作“时务的文学”(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由于这类政论屡发表于报刊，故又称为“报章文字”或“报章文学”，这种政论的写作，至《新民丛报》时期达到顶锋，因此被誉为“新民体”。总之，起于《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的十年间，是梁启超“新文体”写作的全盛时期。此后所作散文，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那种高昂的爱国激情、犀利的战斗锋芒和社会改革的理想，已不甚为读者所欣赏。

梁启超新文体的思想内容，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呼吁社会改革，鼓吹变法图强，追求祖国独立富强的要求和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与旧体文言散文根本不同的思想特质。如《变法通议》就中日甲午战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提出并反复论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全面阐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的政治主张，震动海宇。《饮冰室自由书》由独自成篇的文艺短论组成，以时势学理为题，宣传新学思想，鼓吹变法主张。《少年中国说》描述了少年中国的光辉前景，鼓舞国民为祖国的富强独立而奋斗，充满了乐观进取的精神和理想色彩。《呵旁观者文》严辞呵责形形的旁观者，呼吁国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人翁态度，面对外强，内政不振的社会现状，奋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报效祖国。《过渡时代论》热烈赞颂中国社会结束了数千年来的“停顿时代”，而进入“过渡时代”，也即变革的时代，呼吁国民，尤其是青年，“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为争取社会的进步献身。《释革》阐述了“改革”与“革命”的意义，力主实行“变革”，鼓吹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变革”，推动社会进步，言辞激烈。《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热情颂扬欧美、日本等杰出科学家、文学家的开创性劳动，创造了“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呼吁国人努力学习西方，“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总之，这一时期的新文体写作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四方面：“一日倡民权”、“二日衍哲理”、“三日明朝局”、“四日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日：广民智，振民气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但是，却也有大量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开明专制”、“保皇保教”尊孔崇儒的思想。此后则不复如新文体那样的内容，能感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叱咤风云，激昂慷慨，具有导人进步的积极意义。仅有部分政论，如《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丽韩十家文钞序》等，尚能应时代潮流的激荡，闪现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光彩，为人称颂。

梁启超一生所作散文，可称道的艺术成就，还是他的新文体。而其影响，则开创了一代新文风。他晚年评述自己的新文体创造说：启超既亡居日本……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竟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格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为焉。

从梁启超的自述，可知新文体的产生是由于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一是为了便于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畅其旨义”，二是为了使广大报刊读者易于理解接受，裨“国人竞喜读之”，因此，不能不从自幼习练的晚汉魏晋文、桐城派古文，以至为应科举而研治的八股文中摆脱出来，“至自解放”，写作应新形势需要的新体散文，表现新生活新思想。于是新文体便应运而生了。这种新文体的特点，如其所述有以下几点：

第一、“平易畅达，时尽可能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这就是说，新文体的文笔语言，文白相杂，文言出俚语，成为一种浅近的文言文体，接近口语；又能骈散结合，奇句散行与偶句排比相杂，打破骈体与散体的严格界限，增强了文字表现力；还能吸收外来新词新语和外国语法，改良文体的语言素质，提高记事述情的表现力。凡此种种，使新文体显得平易畅达。

……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筻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7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

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雨雨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这种运用骈偶对仗、八股排比同奇句散行的古文句式，熔于一炉，文言、口语与外来新词语间杂并出，扩充了语言运用范围，句式多变，感情充沛，气势浩莽，富于艺术魅力。正因如此，就较之旧文体更充分地发挥中国语文的特性，运用诸如比喻、夸张、重叠、排比、反复、递进等修辞手段，使抽象议论与形象概括结合，加强说理论事的文艺性，产生服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新文体“平易畅达”的原因之一。

第二，“其文条理明晰”。新文体是一种新体政论，行文起迄自由，各自成段，分项申说，洋洋洒洒，尽意而罢，“纵笔所至不检束”，每为长至几千以至万言的长篇政论。而往往又在题目之下，各部分再列小目(小标题)，小目之下，又分项论述，“大纲小目，条分缕析”，如《变法通议》、《新民说》、《过渡时代论》等。梁启超重视文章的条理，说“于文，经纬整列曰。‘理’，条段错紊日‘乱’”。他的“纵笔所至不检束”，是指不为旧文体的形式格调所约束，能放言纵论，不拘一格。一旦进入自己的论题，则必引经据典，或列举种种中外古今事例，或列举一连串比喻，设喻引类，广征博引，反得申说，“其体势顺颇象分段写出的八股文的长比，而不受骈四俪六的拘束。”但求“经纬整列”，务必“条理明晰”。从政论的内容到形式均无视古文辞之门径，也是文体上的一大解放。

第三，“笔锋常带情感”。新文体“慷慨论天下事”，激情洋溢，浩莽奔放，虎虎有生气，因其笔端常倾注充沛的情感。用说理与抒情相结合的文笔议事论理，情理交织，明快犀力，气势，动人心魄，产生极大地鼓动性、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变法通议》中云：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不复存在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相迫，非可瘀制。变亦变，不变亦度。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这种直抒胸臆，大声疾呼，近于呐喊的议论，伴随着激昂直率，急切痛快的情绪，颇能激励民气。因其议论常带情感，又反对“从容模棱之言”和“主文谲练”，主张“以极端之议论出之”(《敬告我同业诸君》)，言词未免“稍偏激”。如《呵旁观者文》开头就发危言耸听、惊世骇俗的议论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矣，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般，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日无血性。嗟呼，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所论虽偏激，但直言发论，大声疾呼，于说理中倾注情感，使政论带上浓烈的个人主观感彩，动之以情，服之以理，富有警策国人的感染力。散文，不是侧重于客观事物的记叙，就是侧重于主观感受的抒发。就后者而言，抒发主观感受的方式，有的运用抽象说理的议论，发表主张，有的运用形象的文笔格调，直抒情怀。而新文体合议论与抒情为一体，常常使人读来感到的是，并非是说理的逻辑力量在推动我们的思路，而是情感的流泻在牵动我们的情绪。故蒋智由说“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或如严复所说，梁启超能“以笔端搅动社会”此其重要原因之一。

梁启超的新文体，既是继承自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经世文派的新体散文，从思想内容到形式风格，均有所承袭，有所发展。同时，又吸取了桐城派古文，选派骈文和八股文等旧体文言可以用来表现新生活新思想的表现手法与文体格调，熔铸而自成新体。新文体以崭新的题材、崭新的主题和崭新的风格，开创了一代新文风，对中国散文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黄遵宪评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代的新文体时说，“惊心动魂，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致饮冰室主人书》，1902年5月)严复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郑振铎说，新文体“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指”五四“文学革命时)的文体改革的先导。”当然，梁启超的新文体仍是半文半白的浅近文言，并未根本改变旧体文言的陈旧面貌，持论往往偏激，说理时有矛盾，缺乏深度和逻辑意识，虽然打破传统文言文体的门户家法，解放文体，自成一格，但文体运用上尚未纯熟，显得芜杂、堆砌、冗长，不够严谨；虽其文欲摆脱“代圣贤立言”的古训的约束，光扬新学，著为新说，却有时又眷恋先哲古贤，言必称圣经贤传，与新学并而杂陈；又“可惜西学不大贯”(《鲁迅全集》第三，第189页)，随意发挥，错解误解，影响新文体议事论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