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自我意识文学想象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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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出走”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显示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自觉对束缚自我的“文化圈”突围，从而又完成了对文化的批判。从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一现象，以“出走”为镜子，可以折射出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转型的历史轨迹。
自1918年《新青年》上刊出“易卜生专号”，将《娜拉》带给中国文坛后，“娜拉的出走”便一直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写作。呈现于文本显现为“出走”现象的普遍化、“出走”形象的多样化以及“出走”主题的深刻化。“出走”一直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由于这一现象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内质，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中国人精神的裂变史和文化批判史。
(一)
文化是民族结构中最厚重、最稳固的层次，这种特性使文化常常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的变动常常需要外力的批判与颠夜。文学必然是一定文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它在承担一定的社会拯救功能的同时就不可能不承担一定的文化批判功能。因此文学价值的获取就更多地来自于批判所期待的自我与文化的和谐状态。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文化冲撞:一次新文化运动，一次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传人，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此消彼长，至今尚无结局。这中间文化的斗争表面看来水波不兴，其实内部已潜流暗长，斗争的激烈同样让人惊心动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严格地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一种文化批判，是用一种文化批判另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批判方式只是一种外部批判，极易成为浮于形式的改头换面，而不能深人血液与骨位去改变传统文化的疲疾。一方面，传统文化经历了致命的冲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而使其又有些积重难返。因此，这种批判极易引起文化的混乱，历史的发展其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文化的混乱必然导致信仰的消隐，必然引起人们精神领域的迷茫与无主，带来价值失衡、道德失范的文化困顿。因此，只有从文化的主体介人，进行一种全新意义上的批判，即利用自我意识的突围对文化进行批判.这种批判重视人的本体作用，从事物的内部矛盾人手去解决问题，是对文化整体的改造和推动，因而也是一种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批判。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就部分承担了这种文化价值。出走，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反叛也是无奈。它显示了“出走者”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我意识的突围，以期在突围中发现并确证新的自我意识，找到另一个自我，开辟全新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并由此推动文化和社会的车轮向前发展。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阔中，个体的地位和价值是一个颇让人深思的问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纪伦常中，个体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个体只是整个封建宗法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固定点，只是一种依附的固定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带来独立意识的丧失。个体的自我意识已经被牢固地禁锢于个体的灵魂深处，或者说个体的自我意识已被完全控制，沦为了一种“大众意识”，失去了独立精神和主体价值，因而更无法确证自身真正价值，形成了一种以顽固守旧、循规蹈矩、固步自封精神为核心的“主奴根性”。这种令鲁迅先生深恶痛绝的国民性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在个人层面上，个人被禁锢于家的网络之下，失去个性，失去反抗意识和创薪精神。血缘意识和家族观念一直是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结，每个处于这种血缘关系中的个体，都受到其他成员的关怀和爱护，这种“爱”往往成为个体行为的心理动因，使其形成了一种族类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狭隘的自然群体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使个体很自然地承担其在血缘关系中的道德责任，扮演其道德角色，“三纲五常”即是其集中体现。稍有差池，一种强烈的道德归罪感就油然而生。而实际上，这种自我意识是一种被传统异化了的带有极大虚假性的自我意识，它不能实际地反映个体的需求，相反，它却使个体很自然地放弃自己的追求，去遵从家长的意志，不敢有些微的反抗。它强调个体的奉献、牺牲和责任，忽视了个体应有的权利、自由和欲望，因此它必然走向“消失的自我”，是对自我个性的压制和消磨。
(三)
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人使女性写作在对男性文化的批判上向纵深处发展。女作家们认识到，通过展现女性在男权社会当中的苦痛来进行文化批判是在用自身的痛苦来换取男性的怜悯，仍然没有走出男权的樊篱，她们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颠砚形式。结果她们找到了，她们夺回了书写自己身体的权利，并用一种全新的意识向男权话语系统挑战，使“身体写作”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最独特的风景。陈染的《私人生活》被称为“女性的心灵史”，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则是一个“身体叙事”的典范文本。这些小说在女性文学甚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较大的文化价值，它使女性躯体与欲望的表达在文本直至在文化中成为可能，彻底打破了只有男望的书写才是正统的不平等，找到了女性真正的“自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漫长。
(四)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者”形象，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出走”者最后的命运怎样?“出走”能否解决“出走者”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困境?替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预言:“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种悲剧性结论建立在“出走者”没有任何经济的独立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追求目标的原因之上。他们只是对自我意识的盲目突围，并没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明确的价值追求，因此突围后却发现前面的道路已无从选择。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虽然走出了家门，但她依然未能走出封建传统笼罩的社会，她感到悲观厌世，长期孤独的生活形成了她病态的心理。她在玩弄别人感情的同时也撕裂了自己的感情，最后只能在悲哀与茫然中走向消亡。“出走者”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人“存在”的悲剧，是人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具体体现。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因素都对人并通过人自身来束缚和规定着个体行为，因此，“出走”者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
首先是生存环境的逼迫。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心理需要划分为7个层次，而生理的需要是最基础的层次，归属与爱的需要建立在胜利与安全的需要层次之上。因此，经济条件的制约常常是造成“出走”者悲剧的主要原因。“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出走”者常常在物质与情感的斗争中慢慢被封建文化所异化，最终不得不走向他价值追求的反面。在《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就在一张辞退信到来之后走向了灭亡，事业之后的饥寒交迫使爱情在生存都难以维持的境况面前显得太奢侈了。
其次是“出走”者族类自我意识的残留而产生的情感束缚。对家族成员的情感眷恋往往导致“出走”者的回归。人作为社会存在就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一方面人渴望在联系中得到外来的爱护和帮助;另一方面，情感的加深又意味着联系的紧密，希望获得爱和爱别人是人获得情感认同乃至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但这种情感又往往成为锁链，成为“出走”者的脚镣。这种对家的留恋是“出走”者难以摆脱的羁绊。这种对亲情和家的眷恋不能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这种留恋是作为正常人的需要而应该被肯定和落重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正是这种情感的力量使“出走”者迈不动脚步或者“出走”后又“回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情感是一个真实的人的表现，把“出走”者写得彻底而决绝反而失去了悲剧丰富而复杂的审美内涵，人物也被简单化了。说到底，这只能是一个有关人的“存在”的“永恒的悲剧”。
再次，个人的超前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矛盾决定了“出走”者只能处于一种鲁迅所意识到的“中间物”状态。“出走”者个人自我意识的突围往往在行动上是孤单的，并不是社会的整体行为。个人自我意识的突围既然构成了对文化的批判就说明整个社会的意识主流与个人是水火不容的。个人在“出走”后投身于社会的洪流之中，自身力量的弱小以及缺少坚定的信念和理论支持使“出走”者不能不为强大的社会主流意识所异化，而“出走”者也只能以自身行动所伴随的激情和他们所追求目标的吸引力来鼓动产生更多的反叛力量。这种力量蓄积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革命”的力量。这种结果是“出走”者精神和意志力量的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