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走还是打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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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家乡话，坊间已有太多传说。最著名也最令人自豪的，莫过于“温州话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奇功”。据说当时部队里的通信兵均由温州人担任，因敌方对此“火星语言”束手无策，故我方大量军事机密得以保全。

对我而言，温州话迄今为止的“最辉煌经历”，则是刚上大学那年。一个在浙南小城埋头苦读十多年、最北只去过上海的“南蛮”，一踏上北方土地，首先碰到的就是语言冲撞。

当时老妈与我同行，一起去日用品店买东西，老妈进门就问：“口杯有吗？”售货员瞪着眼睛问：“啥？”“口杯呀，口杯有没有？”老妈用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圈，像一个平躺的“OK”手势。

果然，服务员翻着白眼答：“没有！”

出了门，老妈抱怨首都太落后，竟连口杯都没有。我说：“您要说杯子呀，口杯谁听得懂？”老妈不服气：“怎么听不懂，口杯是普通话！”

将方言直接转成对应的汉字，是很多温州人的普通话“习惯”。老妈不仅对自己的普通话相当自信，还对同事们的各种笑话津津乐道。一群温州阿姨去北方海滨城市旅行，在大排档看到生猛海鲜，大喜。点了一条鱼，“把这条推了（杀了）！推了！”她们兴奋地说。老板手足无措，不知这鱼她们到底是要了还是“退了”。这时又有人点蟹：“焊（蒸）起来呀吃。”“什么？”“焊呀！”“怎么焊？”阿姨们不耐烦了：“哎哟，你脑子放点进去焊（自己想想怎么蒸呗）。”

其实莫说阿姨们，就连我这个“读书人”也经常被笑话。最多的当然是z、zh不分，前鼻音后鼻音无差。上翻译课，“小苏说……小苏又说……小苏还说……”我这边翻，同学们那边笑得花枝乱颤：“小叔，小叔，还他大舅呢。”

儿化音也来欺负我。问北京姑娘：“你吃什么馅的饺子？”她捂着耳朵说：“哟，真硬诶，是馅儿！”我恨恨地想，从小到大，除了语文课，其他课的老师多是用温州话教学，这么看来我的普通话说成这样应该算很不错了。

但“有水平”的普通话还是出了糗。上食堂打饭，米饭没了，馒头还有，我高兴地说“两个馒头好了”。太想念家乡的“温州大酒家馒头”了，松软的白面，轻轻一咬，肉馅儿的汤汁就冒上来。“咣当”，两个发黄的大馒头硬邦邦地落在盘子里。当场惊呆，这在我们那儿不叫馒头，叫“实心包”，有肉馅儿的才叫馒头啊。跑去加菜：“要一份花菜。”哪个？花菜呀！哪个？！我抬头看小黑板，哦，原来普通话里这叫“菜花”。

所以，身为日语系学生的我在上学后不久就买了本《现代汉语大辞典》，放在书柜上与《日汉大辞典》并列。

倒是同学们对温州话格外好奇，时不时有人问这个怎么讲，那个怎么说。我的保留节目是：“此此丝丝此此四，猜猜啥意思？”大家瞎猜一气：“春蚕吐丝？”“火车开动？”都不对，我宣布答案：“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啦。”

其实自上学后我就很少说温州话了。学校里浙江学生少，偶尔碰到杭州金华的，大家也是说普通话。莫说“半个老乡”了，就是温州市区跟郊县，郊县跟郊县，隔几个山头，说的话就不一样呢。

工作之后去了上海，工作环境也是普通话。因为学了4年京腔，经常会被人误以为是北方人。温州话用得甚少，再回家，频道切换就不那么顺畅了。刚到家时接电话：“你好，哪位？”“啪”那头就挂断了。一会儿又响起来，是我姨，“屏分（糊涂）啦，你讲普通话做啥？”待了几天回上海，频道切换又有新问题。和朋友去吃饭：“打车走，还是打路走？”朋友愣住：“你想打哪条路走？”哦，打路走，温州话里是步行的意思。

沉寂多时的高中群这两天又热闹起来，大家在讨论毕业20年的聚会事宜。“女同学都跳舞衣儿穿起来。”有人说。我顿时笑了。跳舞衣儿，在温州话里是连衣裙的意思，这词多美，翩翩起舞的感觉。“对，丁香（耳环）戴起来。”有人接着说。

“美兮美诶（美极了）。”我打下了这4个字。

很美妙是不是？

（摘自《中国青年报》 图/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