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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不是无药可救,雾霾不是不能驱散,经济发展也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但治污除了要依靠政府短期的行政命令手段和铁腕决心,更应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的长效机制。
“兰州蓝”已经成为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的背后,是兰州终于摘掉了扣在头上多年的全国十大重污染城市的帽子,不仅成为环保部力推的“兰州经验”,还在去年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获得了“今日变革进步奖”,成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城市。
在眼下的中国,蓝天似乎已成为最好的城市名片。过去重污染的兰州,其实是国内许多城市的缩影,它们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布局了大量以兰化、兰炼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偏重;地理地貌上,“两山夹一河”的带状盆地特征,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脆弱的生态和急速增多的机动车数量,则更加剧了这座城市的污染。
为了治污,兰州绞尽脑汁。1995年,兰州甚至提出要将市区东部的大青山削平,引风来吹散雾霾,最终并未成行。
但2012年以后,兰州却突然变了。这一年,全国十大重污染城市的名单中不再有兰州的名字;2013年冬,兰州市呼吸道疾病就诊率下降27.3%;2015年,兰州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52天。它终于不再是那座灰蒙蒙的城市和那座“从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在名扬全国的兰州拉面和知名的兰州大学之外,这座城市又有了一张新名片――兰州蓝。
很多人都很奇怪,兰州是怎么做到的?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说,“兰州治污是用决心、行动和效果说话,而决心源于民意,行动胜于纲领,力量来自群众。”
兰州是有决心的,这个决心就是“铁腕治污”。2013年以来,150名干部因为治污不力被问责;新《环保法》实施以来,152家违法企业被行政处罚;2015年,包括央企、省企在内的54家环境违法企业被公开曝光、处罚。
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就说,“从来没有污染的产业,只有污染的企业。只有让那些污染的企业退出市场,才能给好的企业留出发展的空间。”
近几年来,无论是招商引资、对外开放、项目建设,还是承接产业转移,兰州都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在政府“腾笼换鸟”、“出城入园”的策略下,以兰州石化为代表的重化工企业也都纷纷搬迁到了新区。
从2012年开始,兰州举全省之力,对治污进行顶层设计,科学治污,制定了“1+5”的综合治理规划:一个总体实施意见,以及工业、燃煤、机动车尾气、二次扬尘和生态增容减污等5个专项治理方案。同时采取了减排、压煤、除尘、控车、增容、立法、严管、问效等8大措施,实施了916个重点治污项目,还将市区划分为1482个网格,通过网格化管理,将大气污染防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最终换来了今天的“兰州蓝”。
重要的是,蓝天回来了,经济还有了快速增长。2015年,兰州市经济总量2082亿元,比2009年翻了一番多;GDP增长8.5%,分别高于甘肃省和全国平均增速0.5和1.5个百分点。
事实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也早就行不通了。《新常态下环境保护对经济的影响分析报告》披露,“大气十条”实施以来,淘汰落后产能累计造成的GDP损失只占同期的0.03%,环保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短期和小范围内,并不构成主要影响因素。
在我国,治污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推动力,但有时候阻力也恰恰来源于此。把污染企业当做税收来源,不愿让企业搬迁,甚至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在治污道路上的自我阻碍。大气污染固然有污染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地方政府也难辞其咎。
兰州的治污经验证明,没有治理不了的污染,只有下不了的决心。政府既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科学手段,还要有贯彻执行的铁腕决心和问责机制。
同样在山东临沂,这两年也刮起了一阵“环保风暴”。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批被约谈的城市,临沂采取了与兰州几乎相同的铁腕政策,对数十家污染企业进行停产整顿,对治污不力的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进行行政问责。换来的是,2015年临沂的空气综合质量由原来山东省的第15位升至第7位,改善幅度全省第一,“沂蒙蓝”也回来了。
污染不是无药可救,雾霾不是不能驱散,经济发展也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但治污除了要依靠政府短期的行政命令手段和铁腕决心,更应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的长效机制。
如此,天才会蓝,蓝天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