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诗意栖息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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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是正心诚意，格律为修身齐家，而科举制以诗赋取士，则是治国平天下，唐诗江山就是这样来开发的。
不能治国就治诗
魏晋时代，玄言诗以嵇康为代表，田园诗以陶渊明为代表，而山水诗则以谢灵运为代表，谢灵运是东晋大将谢玄之孙，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当陶渊明与王朝诀别，归去作“老农”时，谢灵运却卷入了刘宋王朝之争。
他在王朝中失意，便向山水倾吐郁闷，在山水中拾起在王朝里失落的抱负，不能立法治国，就用格律写诗，用格律的法度来看山水，用一种形式化的美的理念来经营山水。用治国的手段写诗，尤其用来写山水诗，就像给马套上笼头和鞍子一样，他尝试着给诗套上格律，格律好比王制，他不能治国，就治诗。
陶渊明的诗，汉字跟着思想感情走，有节奏，有韵律，形式上大体整齐，很自由，随着汉字运动的自然属性行进。
谢灵运的诗，汉字首先要满足格律化的要求，让思想进入格律，使格律成为思维方式，不光为诗的形式立法，还为思想建立诗性的框架。也亏了这位始作俑者，居然发现汉字像中国人一样经得起敲打，很容易格律化，在王朝，他是失败者，在诗的王国里，他要成为统治者。将汉字赶进格律，列成仪仗队，向他行礼，形、音、义都要对仗，对得整整齐齐，如一刀切，这还不够，还有字要雕琢，要雕得玲珑剔透。
他是怎样用格律来治诗呢？且看他《登池上楼》：
……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隆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
人是政治动物，政治一失意，生理上就会有反映，“F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他病了，卧在家中，“衾枕昧节候”，卧久生厌，转而思动，于是，“褰开暂窥临”。倾耳一听，绿水波澜好送音;登楼一望，青山迢迢来接迎。只是远眺一下，心胸便开了，连天气都变得好起来，“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青春阳气上升，阴气渐已下沉，春天已来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到这里，出了神来之笔，没有了写的痕迹，如果是陶渊明，不足为奇，可在谢诗里，诗眼融化到自然中去了。“池塘生春草”，连一点描写都没有，更不用说雕琢的痕迹了，那就是存在本身。如果还要说一下，也就只能这么说了，写是写不出来的。谢灵运说，此句从梦里中来。
他的诗眼，从远方的山和海收回来，回到眼前的池塘。山和海，都是远怀，对他而言，都可望而不可即，他喜欢自己能把握的存在，而池塘，就在脚边，属于他。
唐人不仅能写诗，还能建制
唐朝以诗赋取士，使有唐一代，成为诗的江山。《全唐诗》录诗49400余首，作者2870余人，有这么多的诗和诗人，这样的民族，肯定很青春、很自信。
一代王朝事业，以政治录用最为功利，能在最为功利的事业上，以超功利的诗为标准，使政治录用审美化，这样的王朝，也肯定很伟大。
唐诗江山，是从宫体诗走来的，在宫体诗里，最终完成了格律化。格律化的诗属于个体，而科举制则要求普世，但它们是同构的，可以说格律化的诗人造就了科举制，反之，也可以说是科举制打造了格律化的诗人，总之，先要成为格律化的诗人，才能在科举制里安身立命。
唐人的天赋，不但能写诗，还能建制。对于个体性的诗人而言，以格律来写诗，就是建制于自身，训练制度化的个体――修身。诗意是正心诚意，格律为修身齐家，而科举制以诗赋取士，则是治国平天下，唐诗江山就是这样来开发的。
因此，科举制要求诗人，不求天才横溢，但必须是制度化的个体，李白所以被科举制扬弃，就因为作为制度化的个体，他还是个问题。他的个性，是格律拴不住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自由化的个性，表现为诗，最宜于口语化，而非格律化。
格律化，由谢灵运山水诗开端，在宫体诗里打磨而成。诗由山水向宫廷转移，在美女香艳中走向唐诗。宫体诗里，有“好色一代男”崛起，他们取代了清谈之士。
“中间小谢又清发”是说一位宫体诗人，就是梁武帝说“三日不读其诗，便觉口臭”的谢I，如果说谢灵运的诗有凹凸感，谢I诗则句式圆美，以《入朝曲》为例：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b。
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前面四句，不仅圆美流转，而且气象壮丽，因起笔太高，后面几句，便难以为继了。谢灵运诗，当其高处不胜寒时，就以玄远之言提撕，而谢I处于齐梁时，玄学渐远，清谈之风，由谈玄而咏物，从江山转向美人。
宋齐梁陈，皆寒门出身，靠打拼起家，却各有风雅。谢I以后，诗风入床笫，写女人物事。如闻一多指出，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死，这一段时期，正是谢x已死，而陈子昂未生之时，这一时期的诗，都可以称之为“宫体诗”。
帝王诗不单单是帝王作的诗
唐太宗李世民也应该算做宫体诗人了，但李世民并非徜徉“衽席”间的诗人，《全唐诗》里，第一首就是他的诗，他写帝京：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这两句，比起“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确实要“稍逊”。诗虽然糙，但却有“嫂溺援之以手”的功劳，当宫体诗还在堕落下去的时候，他一出手，便将宫体诗拽住了。
宫体诗进入初唐，经他这么一提倡，便有了帝王气象，成为唐诗运动新方向。他也有好诗：
禁苑春晖丽，花蹊绮树妆。
缀条深浅色，点露参差光。
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
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
这首五律《咏桃》，王夫之评为“绝代高唱。”就诗而言，这首诗虽然好，但还是不及“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那两句，誉为“绝代高唱”，有点过了。但这首诗，已有谢I的味道，不光格律成熟，近于“圆美流转”一路，而且从全诗布局均衡，张弛有度及其雍容之美而言，则已胜于小谢了。
以格律诗咏物，梁陈时很盛，但所咏对象多为女人物事，无儿女情长，却令英雄沮丧，唐初就有人反感，魏征谈到陈后主时就说：“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从梁、陈、隋的情形看，确实如此啊。一国之君，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没有不引祸致身的。
魏征当头一棒，喝向君王。宫体诗本是君王诗，君臣上下不言志，不以先贤互勉，不以圣王自励，惟以艳情为娱，以咏女人物事为能事，不是亡国之兆吗？
于是，君臣砥砺，文艺座谈会的方针就定了。李世民咏桃花，不咏“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女人物事，而是咏“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的无限风光，这便是帝王气象，“日”和“一”，都指向君王，所有桃花都沐浴着他的阳光，都在他的照耀下开放。
有了这样的抱负，他才会问“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圣王已出世，天下归于一统，这世上就不应有“独秀”之人，所有芬芳他都欣赏。有芬芳，就尽情开放，何必隐藏？不要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不要像谢灵运那样往深山里去相约美人，只要向阳光奉献芬芳，就能茁壮成长。
在新制度里，所有花儿“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分享君王阳光。在他的阳光普照下，还有谁能“独秀隐遥芳”？他是帝王，是阳光。阳光，是一把弓，天下英雄皆入其彀中，被它的光射中，试问，谁能躲开阳光之矢呢？王夫之用了帝王学的眼光，来读这首诗，读出了其中三昧，而称“绝代高唱”。由桃花而见阳光，由阳光而见帝王，这样咏物，上了格物致知的路，一路走下去，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就这样，走向治国平天下。
李世民以帝王气象，扭转宫体诗，使小家子和小女子诗大而化之，不仅化到帝宅皇居里去，而且化到天下江山里去，把宫体诗化成了帝王诗。因此，帝王诗不单单是指帝王做的诗，还要是抒发帝王气象表达帝王思想的诗。
帝王写诗，要写到这份上，才叫思想性强。南朝君臣写诗，那叫丧志，就因为他们在诗里，有感发而无思想。没有思想，只好放荡。没有思想的诗，是好诗还是坏诗？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定论的，一首诗的好坏，并不全然取决于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审美的感发往往更加重要，审美往往超越政治价值判断。
原载《经济观察报》
龚柳辉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