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处全球最“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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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中国新闻周刊》9月22日发表《二胎的官方路线图：人口政策调整已进中央考虑》称，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中国应当对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调整的呼声遍及舆论界，今年7月广东提出的“单独二胎”试点申请则又掀起一轮小高潮。而从全国的决策层来看，今天中国的人口形势正在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人口体量依然庞大，但结构已然老化，且两者内在相克。中国是该坚持现有政策，伴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快速进入老龄化，还是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以人口数量为代价开始结构的优化?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二胎试点的经验，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吗?

从“盲流”到“民工荒”

20世纪80年代末，“民工潮”和“盲流”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时，也许没有想到，仅十多年后两个词语就会被“民工荒”所代替。

以前，数以千万计的内地民工浩浩荡荡南下淘金，无异于一次人口大迁徙。如今，中国虽然每年仍然可以提供1.5亿廉价劳动力，市场却用残酷的规律昭示着传统经济模式的没落，内地民工无需背井离乡就能领到与珠三角相差无几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珠三角的产业优势逐步丧失，产业升级和转型走到了十字路口。

眼看着全国民工下广东造就的“人口红利”日渐耗尽，如何支撑经济总量全国“一哥”_的高增长速度，成为横在广东面前的一个大问号。

同病相怜的还有上海等诸多发达城市。为缓解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上海逐步放宽他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立场，2004年通过了生二胎的条件，包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等情况。2009年7月，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发动“鼓励”生育运动的城市。几乎是一夜之间，要求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海报被换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详细列举可以合法生育第二胎条件并如何申请的海报。政府还保证为选择生二胎的夫妇提供心理和经济上的帮助。但反应并不热烈，上海35％的父母认为“养育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即使政策允许，仍有45.3％的家庭会因为育儿压力太大而放弃生育二胎的机会，这是今年9月最新公布的《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调查报告中透露的数据。

东亚：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推行了30多年，带来了近两代独生子女。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现在，人口老化危机已经快速逼近中国。

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己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牛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达到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96。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生育率下降，60岁及以上的居民比例预计将会从2020年的16，796增长至2050年的31，1％。这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在上海等教育水平高的沿海城市，这种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居民差不多是总人口的22％，而生育率则低于每对夫妇一个孩子。

不单是中国，整个东亚地区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事实上，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就是东亚，中国原来地处全球最“老”区域。

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的《亚洲开发展望》以数字呈现人口老化对经济成长与储蓄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因劳动力的增长，让每年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1.3％；但预估往后的20年，数字会下降至0.31％。而南韩的国内生产毛额到2030年会降为0.7％，超过65岁的高龄人口占据总人口的36％。

非婚生子在东亚接受度低

尽管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祭出许多对策，例如将退休年龄延后，但根本原因之一却是生育率低。政府鼓励生儿育女，但是成效不彰。强调家庭观念和血脉延续的社会面临着挑战，民众对婚姻反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国家和相对发达的东亚国家中，针对低生育率作出的反应有何不同，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非婚生子的统计鲜少受到关注i根据2008年《美国全国生命统计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中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1个小孩，其中有4成是非婚生子。最高比例的北欧国家和法国为50％，美国为40.6％。而位处于西欧的希腊和南欧的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相较之下，其非婚生子的生育率是较低的。

低生育率的国家大多位在东亚，包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非婚生子女比率并不高。泰国和中国的几个大都市的生育率特别低，即使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的规定，生育率仍将处于低迷状态。

非婚生子在亚洲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人们认为他们会由于缺乏适当教养而导致社会崩毁。教育程度与就业率高的女性是否因为接受信息较多，因而非婚生子时较少面临社会的压力?

美国和香港的数据显示，少女未婚怀孕和贫穷有相应关系。但有些人认为，这更是因为社会不接受非婚生子所导致的问题。在未婚生子的小妈妈比率较低的东亚国家、地区，非婚生予的经济状况也至少会介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之间，意味着在工作和经济情况允许下，社会可以接受女性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

在家庭观念强大的东亚，结婚普遍被认为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行为，而实际上，新婚、不婚或晚婚的配偶最后也只会生一个小孩。在发达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39岁的女性当中仍未婚或有小孩的比率介于15％到20％之间。

婚姻在中国社会仍然是构成家庭的主流价值，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女性数量少于男性，许多男人可能永远不能结婚。女性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好处也可能会变多，像是职业妇女提升机会多了，因此中国大都市的生育率是每况愈下。

国家育儿福利是投资而非耗损

欧洲的数据显示，女性多数希望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养育孩子，社会地位支持女性可以自主决定怀孕时间与生育对象的时候，才有意愿生小孩。

这两个因素在东亚环境下则不如预期发展，首先，养育小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为坏孕女性没有工作保障，也要承受高房价、稀少的公立托儿机构、极低或没有育儿基金的环境，然而这些福利措施在欧洲则相对健全，即使是新加坡和香港的中产阶级聘雇得起外籍帮佣，伴随着高额贷款和消费喜好，养小孩的花费仍然所费不赀。

第二，养育小孩的工作已经如此不简单，受过教育和就业的女性往往会问：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可能要忍受保守观念的配偶。

对成功的职业女性来说，找到一名适当的男性非常具有挑战性，男性们总是期待着另外一半的教育程度不会比自己高。在台湾、韩国和香港，因为许多当地女性不愿意结婚，男性转而到东南亚偏乡寻找结婚对象。

简言之，东亚可能可以遵循欧洲的发展经验，让女性有选择生育时间的自由意志，支持单身养育孩子，并且聘雇已婚母亲，提供相同平等的福利且不带有歧视眼光。或者是改变男性的态度，发展降低养育成本的社会福利制度，或者两者并行更好。福利在欧洲和美国也许是国家负债的根源，但从长远计，国家的育儿福利是一种投资，而非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