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约翰逊词典编纂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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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相关史料为依据，从词典与编者、词典的规范与描写、词典与用户、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等几个方面，探析约翰逊的词典编纂思想。约翰逊的词典编纂思想无疑是现代词典学理论的一大源泉，对后世的词典编纂（尤其是英语词典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约翰逊 英语词典 编纂思想

〔中图分类号〕H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136-04

约翰逊不是英语词典编纂史上的第一人。最早的词典雏形始于13世纪供人们诵读、记忆拉丁词汇之用的拉丁语－英语词汇表。17世纪出现了“难词”（hard words）词典，即解释源于拉丁语、希腊语、希伯莱语等的英语外来词词典。约翰逊所处的18世纪是现代英语词典编纂的开端。在他之前，较著名的词典有：John Kersey的A New English Dictionary（1702），Nathan Bailey的An Universal 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1721）与Dictionarium Britannicum（1730），以及Ephraim Chambers的Cyclopae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1728）。约翰逊1755年4月在伦敦出版的《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之所以胜于这些词典，在于其结构完整、独具创新，在于他的观点精辟、思想超前，影响至今。约翰逊的词典在收词、释义、例证、用法说明、标音、词源等方面结构完备，特色鲜明；现代英语词典编纂的很多做法都源于此词典。

约翰逊的词典编纂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英语词典计划》（1747）和《〈英语词典〉序》（1755）。这两篇论述不仅反映出作者的词典编纂设想和实际做法，而且可以看出现代词典编纂理论逐渐成形的轮廓。本文试在分析这些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探讨约翰逊的词典编纂思想对现代词典学的影响。

一、词典编纂者与用户

提及“词典”，人们自然联想到“权威、学问和精确”。[1] （P6） 不过，在约翰逊看来，词典编纂是件苦差，词典编纂者是“知识的奴仆、学问的开拓者，注定来专门替学者、天才们扫清道路、排除故障的”；“任何别的作者均可指望得到赞赏，词典编纂者却只能企求免遭指责，就连这种消极补偿，得者也极少。”[2]

约翰逊把词典编纂者的地位看得如此低，这与他的编纂经历有关。约翰逊与伦敦出版商签订合同时，原本计划三年完稿，但他孤军奋战，最终花了近八年时间。这当中，他时常要为开支犯愁，饱受疾病的煎熬，还要忍受病魔夺去爱妻之痛。他的计划书本是呈给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以求其恩赐，却遭到冷落。但词典出版之后，他的地位截然不同，被尊称为“词典约翰逊”，他的词典赢得了“单人学士院”的美誉。他获得了牛津大学和柏林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英王乔治三世还赐给他一份丰厚的年金。[3] （P48）

约翰逊的个人经历说明，尽管词典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时常奉为语言的“圣经”，但是，词典编纂者所从事的职业却“不辉煌”，[4] 须长期承受艰辛和磨难。而他能够在读者赢得很高的声誉，与他甘做“知识的奴仆”的词典用户意识分不开。他说：“一部著作的价值必须根据其实用性来衡量；词典仅取悦于评论家是不够的，除非它同时还对学习者有裨益。”[4]

约翰逊原意是强调词典中收录的词应能满足用户的查询需求。而今，这一学术观点在现代词典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任何一部词典编纂之前，都应考虑用户的需求，考虑用户的语言水平、使用技能等因素的影响，遵循“用户友好”（user-friendly）的原则。词典的用户视角研究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兴盛，而约翰逊早在200多年前已有论述。

二、词典的规范与描写

现代词典学关注的一个议题是：词典应是规范语言还是描写语言？一般认为，约翰逊的词典对当时的英语语言起了规范作用。他在词典计划书中说，这部词典的“主要目的是保持英语的纯洁性”；在序言中，他说：“每种语言都同样有不当和谬误之处，纠正或扬弃它们正是词典编纂家的职责。”约翰逊的规范主义倾向与当时的经济、文化状况不无关系。约翰逊时代，英语“用语多而杂、富有表现力而无章法”。[2] 约翰逊担心词语的滥用会导致语言的粗俗、退化，甚至造成思想交流的困难。此时，意大利、法国等都已成立秕糠学会，净化本国语言。英国著名作家斯威夫特等人也向英国皇室提议建立类似学院，制定权威标准，阻止语言的变化，保持英语当时的“纯正”形式。约翰逊不赞成设置语言权威机构，而主张通过词典来规范语言。

不过，约翰逊的词典编纂思想中有对语言进行客观描写的一面。虽然他主张通过词源和派生关系来正字，但他“还是常常依照习惯用法而不求统一”。[2] 在收词方面，他兼收并蓄，不排斥常用词、科技术语等的收录。他提倡使用大量书证来记录词语的用法，理由是：“我不是在塑造语言，而是在记录语言；我不是在教人们该怎样思维，而是描述他们至今是如何表达思想的。”[2]

约翰逊关于“规定前提下对语言进行描写”的主张在现代词典编纂实践中很有影响。英语学习型词典所采用的“规范为主、描写为辅”的编纂方针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国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三、词典的宏观结构

约翰逊词典的宏观结构（即收词）完整，摆脱了以往很多词典仅收难词的窠臼，堪称现代英语词典的典范。约翰逊词典的第一版收43,065词，[5] （P196）这当中包括常用词（如dog，rose，willow），科技术语（如orrery，parabola，quadrature）、外来语（如capias，marasmus，succedaneum）、俚语、成语等。约翰逊认为“一部词典不仅是为评论家设计编纂的，而是要供大众使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应包括各行各业特有的一些词”。[4]

约翰逊词典“只涉及普通名词”，“略去了所有与专有名词有关的词，如Arian，Socinian，Calvinist，Benedictine，Mahometan；但保存了较多具有普通性质的词，如Heathen，Pagan”。[2] 英国出版的普通型词典至今仍沿袭这一传统。

至于一些复合词（如highwayman）、通过加常见词缀构成的派生词（如greenish）或加-ing构成的动名词（如keeping），若构词的词义明晰，约翰逊主张不收录。之后出版的英语词典亦深受其影响，常常略去这些词，或者只当不作解释的内词条收录。

约翰逊的成就还在于他非常重视动词短语（如come off，fall on，set in）的收录。“这种构词法给外国人带来最大的不便。这方法就是加进小品词改变动词词义”；“属于这类的词语不计其数，其中有些极不规则，它们与各单词的本义相距甚远”。对于这些词语，他“用心作了记载”。“自信已经做到帮助学习我们语言的人不再会被此类词语所难倒。”[2] 约翰逊的这些论述极有价值，200多年之后出版的英语学习型词典将约翰逊的观点发扬光大，详尽解释动词短语成了此类词典的一大特色。

约翰逊改进了以往词目表建立的方法。他主张从语言实际使用中，即“活的语言”中确立词目。除了参考其它词典的词目表外，他主要通过书证记录词目词。换言之，他的词目表主要根据采集的语料来确定。[6] （Pviii） 约翰逊的这一做法在现代词典学中完全得到认同。

四、词典的微观结构

约翰逊在词典计划书和序言中详细讨论了词典的微观结构（如释义、例证、用法说明、标音、词源等），这些论述构成了他词典编纂思想的核心部分。本文主要探讨其释义观和例证观。

1． 释义。约翰逊论述了释义原则、释义词汇、轻动词释义、词义、语义韵、义项排列等词典学一直关注的问题。

约翰逊明确提出了释义的“替换原则”。他说：“词典编纂工作中，解释必须精确，这就要求解释用词与被解释的词应该是经常可以互换的。”[2] 这一释义原则一直沿用至今；直至“原型”（prototype）释义原则的提出，才逐渐不盛行。

约翰逊又指出，释义要达到“简明、完整、清晰”不易。[4]“用自身的语言解释自身是很困难的。许多词不能用同义词注解，因为这些词所表达的意思至多只有一种表达法；也不能用意译的办法，因为简单的意思是无法描述的。”于是，“要解释就得使用比被解释的词浅显的词语。”[2] 这段论述显示，约翰逊的释义观中已包含用“释义词汇”（defining vocabulary）释义的重要思想。释义词汇（即元语言词）应比被释词简单，以便词典用户了解词义。此释义方法直至20世纪出版的英语学习型词典（如《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才开始大规模运用。约翰逊接着说，“正像假如没有公认的准则和无需佐证的事实就证明不了一件事物一样，如果不使用本身释义自明的词那就无法对词进行解释。”当代Wierzbicka等人提出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theory）与他的这一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足见，约翰逊的“释义词释义”的观点在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约翰逊特别重视“轻动词”（light verbs）的释义。这类动词，如do, take, set等，“含义广而一般，用法含糊而飘忽，各词义与最初的含义相距甚远”，[2] 它们的含义只有在分析与其连用的名词后才能确定。在约翰逊的词典中，take的解释多达134个义项；而之前出版的词典几乎忽略了轻动词的释义，譬如，Cockeram的词典没有解释take，Bailey的词典也只列了18个义项。当今的英语词典对轻动词释义的重视，恐怕要归功于约翰逊。

约翰逊是最早涉及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的人之一。他在词典计划书中，举了以下两个例子a man arrived at happiness，*he arrived at misery 阐述动词arrive意为“得到，获得”时，后接的成分须表示“有利的事物”。根据语义韵理论，与arrive搭配的词必须具有积极语义韵（positive/favorable prosody）的特点。当代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是Sinclair、Louw等人在80年代末最早论述语义韵现象的；[7]（P283-284）而实际上，约翰逊的论述比他们早了整整两个世纪。

约翰逊是在英语词典中严格按照历时原则排列义项的第一人。[8] （P260）“在处理使用范围广的词时，据认为，必须标明词义的演变，展示它如何从最初的含义，通过中间各层意义，一步步地变化到较远和附属的词义的，以便前后释义相呼应，从而把第一个词义与最后一个词义有规则地串连起来。”[2] 之后的《牛津英语词典》和《韦氏美国英语词典》都仿照他，按历时原则排列义项。美国出版的很多案头词典至今仍延续这种做法。

从约翰逊的一些论述中，我们能感觉到他直率的一面。他在谈到历时原则的缺陷时说：“这似乎言之成理，但并非经常行得通。相近的词义错综复杂，无法理得一清二楚，也无法说明白为何某一词义排列在前而另一词义却排列在后。”[2] 他在词义拿不准时，敢于承认。例如，他给etch的定义是“a country word, of which I know not the meaning.”（一个乡村词汇，我不知其意）。如今，恐怕很少有词典编纂者会如此坦诚。

约翰逊词典中有些条目也受到指责，因为解释不够客观，带有个人色彩。例如：

oats. A grain, which in England is generally given to horses, but in Scotland supports the people.（一种粮食，英格兰人一般用来喂马，但在苏格兰却用来给人吃的。）

尽管如此，约翰逊词典中的释义仍受到《牛津英语词典》的著名主编Murray等人的推崇。《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有723 条释义直接摘自约翰逊的词典。[9]（P235） 约翰逊的释义观是其词典编纂思想的精髓，值得深入研究。

2． 例证。关于例证，约翰逊主要论述了其作用与选取两大问题。

约翰逊在序言中谈到了例证的四大功能。第一，补充释义。“已经十分简单的词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解释得更简单了”，“要解决遗缺困难，要弥补一切缺陷，就必须靠例证。”[2] 第二，阐明用法。“光找到一个词还不够，还要结合句子把词义明白无遗地表述清楚才行。只有这种段落我才选用。”[2] 第三，显示词的文体色彩。第四，证实某些词的存在。这些关于例证功能的论述恐怕是最早见于英语词典史上的。

约翰逊词典的例证非常丰富，take条目下就有300多条书证。在序言中，他谈到为什么有时在一个义项下选用多个例证：“一处引文表明该词系用于人，另一处表明该词可用于物；一处表示贬义，另一处表示褒义，第三处则既不贬也不褒；一处援引古代作家证实某词语的可靠，另一处引证现代作家以示其优美。有疑问的引据可以从更可靠的引据那里得到证实，意义含混的句子可以借助清晰明了的段落得到澄清。一个词无论怎样被重复引用，它每次出现都伴随有新的关系和不同的组成情况，所以每一段引文均对语言的稳定或发展有所贡献。”[2] 这段论述除了说明例证之间功能互补之外，也反映出约翰逊的词典编纂态度：词典编纂应以书证为基础。约翰逊在推动基于语料的词典学发展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约翰逊建议书证应引用“一流作家而非二流作家”，并希望能在其引例中传达“语言的高雅性和对语言采取审慎或虔诚的态度”。[4] 他选的书证“上至诗人锡特尼（Philip Sidney，1554－1586），下至王政复辟（1660）前”。[3]（P59-60） 他认为“他们的著作是未受污染的英语的源泉，是真正词语的纯洁来源”。[2] 但约翰逊并不盲目推崇名家引语，他主张“词语只有到使用词语的地方去寻找。”他问道：“从哪些以语言纯正著称的书页上，可以找到有关制作或农业方面的词汇呢？”[2]

约翰逊的例证观对后世影响很大。除了指导词典编纂外，有些词典还从他的词典中借用了很多例证。例如，《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就有2,976条书证直接源于约翰逊词典。

此外，约翰逊很重视词语的用法说明的标注。在他的词典中，用法说明的类型多达50种，有12％左右的词条包含用法说明。[5] （P196） 他标注了词的重音；遇到不规则发音时，则采用重拼法标音。词典的词源部分则无新的突破。另外，他的词典没有插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英国词典（一般不设插图）。

注：本文中Johnson （1775）引文的翻译均摘自李荫华（1985）。

[参考文献]

[1]Landau，S.I. Dictionaries: the Art and Craft of Lexicograph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Johnson，S. The Preface to Johnson’s Dictionary [A]. London，1755.

[3]李荫华. 英语词典初探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4]Johnson，S. The Plan of an English Dictionary[A]. London，1747.

[5]Barnbrook, G. Usage Notes in Johnson’s Dictionar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2005，18 （2）.

[6]McAdam, E.L. Jr. & G. Milne(eds.). Johnson’s Dictionary: A Modern Selection[Z].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1963.

[7]Whisitt, S. A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Semantic prosod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2005，10（3）.

[8]Hanks, P. Johnson and Modern Lexicograph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2005，18 （2）.

[9]Silva, P. Johnson and the OE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2005，18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