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问孝”四章的英译看正副文本对话语基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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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19世纪早期《论语》四个版本的“问孝”四章的英译为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视角探讨了正副文本在体现话语基调方面的手段和作用，正文本作为译本的主体，译者主要通过运用语气、情态等系统资源来体现话语基调；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补充，译者通过副文本向读者提供话语参与者的地位和认同维度信息来建立起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显性的信息共享来体现话语基调。译者如果在需要副文本的地方没有向读者提供副文本，就需在正文本增加此类信息，以达到显化话语基调的目的。
〔关键词〕 话语基调；正文本；副文本；“问孝”四章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28-08
引 言
《论语》 此类经典的翻译不同于普通翻译作品的标志之一就是存在着诸如前言、后记、注释等原著没有的副文本因素，而对其副文本的考察，不能割裂同正文本，也就是译文本身的联系。只有把翻译作品的副文本和正文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才有可能避免做出片面的结论。王辉[1] （122-126），倪蓓锋[2]（69-72），荣觅，傅晓燕[3]（138-140）通过对《论语》一个或多个版本的副文本研读分析，阐明副文本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主要从文化解读的视角展开研究的，目前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进行的正副文本的整体研究仍然鲜见。黄国文[4]（88-95）[5]（16-21）[6]（64-71）[7]（97-102）[8]（61-65），何伟[9]（78-84），曾蕾[10] （44-49），高生文[11] （34-43），陈D[12]（105-109）[13]（88-91）[14]（70-74）[15] （28-33）
[7]（97-102），陈莹[16]（23-28） [8]（61-65），胡红辉[10]（44-49） [17]（44-49） [18] （134-138 ）对《论语》的翻译进行了一系列系统功能语言学途径的研究，从句法、语篇结构、话语基调、投射、语域等角度研究了不同版本《论语》英译的特点，但主要是针对正文本，少有结合副文本领域进行的研究。本文拟以《论语》19世纪四个早期英译本“问孝”四章的正副文本为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语境视角来探讨正副文本对话语基调的体现作用。
一、翻译版本的选择理据
19世纪作为《论语》英译的开端时期，产生了十一位译者的译本，既奠定了20世纪至今的《论语》英译的基础，又产生了一批得到公认、影响深远的经典译作，树立了典籍英译的典范，其重要性在《论语》英译研究中不言而喻。想要把握典籍英译的规律，必须回溯到起始状态。第一个英译本始于1809年，由英国伦敦宣教会的新教传教士Joshua Marshman[19] 在印度赛兰坡出版，虽然是一卷、前十篇的英译，但却开辟了《论语》英译的纪元。之后相继出现了Collie（1928）[20]、Legge（1861）[21]等9个西方译者的完整版本，直到1898年出现了第一个中国译者辜鸿铭的译本。在这十一部译作里，Marshman （1809）和Collie（1928）作为最早的两部译作，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19世纪公认的最著名的两部译作是Legge（1861）和辜鸿铭（1898）[22]的译作，所以本文就以这四个版本的“问孝”四章作为研究的对象（四个译文下文分别简称为马译、柯译、理译和辜译）。
二、理论框架
本文副文本的概念源自法国学者Genette[23]的定义，我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其进行分类，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理论为理论框架。下面逐一介绍。
（一）副文本的定义及分类
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首次提出“副文本（paratext）”概念。他在1987年用法语出版的著作Seuil，和1997年被Janee Lewin译为英文的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一书中明确定义了副文本，热奈特认为，副文本就是使文本得以存在和呈现给读者（make present）的要素[23] （1） ，是指“书里书外用于协调作品、作者、出版商和读者之间复杂关系的 ‘阈界手段与常规’”[24] （50）。
按照与文本整体的位置关系，Genette[23] （5）把副文本分为内文本和外文本。内文本（peritext）是文本内部呈现的信息，包括封面、标题页、作/译者姓名、书名（标题）、次标题、前言、序言、索引、注释、跋、插图等；外文本（epitext）所呈现的信息属于文本外部空间，指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包括译者访谈、译者对读者反映的评论等。
按照国际惯用分类法，内文本可以再进一步分为语言类（verbal peritext）和非语言类（non-verbal peritext）。经过考察典籍英译的译本，我们把此类文本的语言类内文本情况总结如下：1.标题 （主标题+副标题）；2. 作者、译者信息；3. 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地点；4. 图书编目信息（CIP等）；5. 扉页献辞；6. 扉页引文；7. 出版情况及版次说明；8. 译序和前言；9. 脚注；10. 尾注；11. 后记；12 . 附录等。
根据语言类内文本与译文正文的位置关系，我们进一步将其分为：正文内嵌型内文本和非正文内嵌型内文本。前者包含在译文正文内部，和译文关系密切，甚至为一一对应关系，如译文相对照的原文、原文标号、注释（包括译文的脚注和一段译文后的尾注）、解释和评论，读者认知上会把这些要素和译文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尾注不同于整个译文全部结束后统一加的尾注，它是在每一小节译文后添加的，与译文的关系要比传统的尾注密切得多。后者与译文的位置要比前者远，对译文的依赖程度降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封面，前言和后记等。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论语》“问孝”四章英译的正文内嵌型内文本的注释作为副文本的考察重点。
（二）功能语境
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了人类学家Malinowski的情景语境[25] （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 [26]两个概念，并将其抽象为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Halliday[27]（8）认为情景语境是语言作为语篇的即时语境，文化语境是语言作为系统的语境，前者和后者是例示关系，两者位于语言外的语境层面，是语境这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视角。具体如图1所示。
Halliday & Hasan[28]（12） 明确了情景语境的三大特征，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这三大特征其实也是界定情景语境这一概念的三大变量。话语范围指语言涉及的实际发生的社会活动，话语基调指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话语方式指语言在交际情景中起到的作用。Hasan在论述语篇与情景语境的关系时，提出了后来称之为语境和纯理功能的耦合假设（Context-Metafunction Hook- up Hypothesis）[29] （223），即三种语境变量都会由语言的三种元功能来体现，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分别由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来体现，并进一步影响到语言语义系统的选择。后来，Hasan[30]（7）用Context-Metafunction Resonance来替代Context-Metafunction Hook- up Hypothesis这一术语，但思想是一致的。具体如图2 所示。
由于情景语境的这三个变量表述比较笼统，近年来，Poynton[31]、Hasan[32] 、Martin & Rose[33] 、Bowcher[34] 、Butt[35] 等一批学者致力于细化或者用系统网络表征这三个变量。本文采用了Martin 等有关情景语境中的话语基调范畴。
Martin等提出，话语基调包括地位（status）和认同（solidarity）两个维度[33]（12）。地位指交际双方在垂直方向上的距离，分为平等与不平等两种情况；认同是指社会距离的远近，即交际双方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共同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熟悉、亲密程度。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又构成话语基调的四种变异。如图3所示。
三、《论语》原文本“问孝”四章的
话语基调分析
本文《论语》原文选自国内学界公认的杨伯峻《论语译注》[36] （14-15）加标点后的文本，鉴于阅读方便文章采用简化汉字表达。具体语料如下：
2.5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以上“问孝”四章选自《论语》的“为政篇第二”。就话语基调而言，“问孝”四章话语的参与人笼统来说是师徒关系，但是为什么孔子会给予不同的回答？用上文马丁等关于话语基调变异的观点就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在社会地位上，孔子与子游、子夏是单纯的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社会地位不平等，但在认同这个维度上，通过对《论语》其他篇章的互文性阅读可以推断出孔子和他们关系亲密，有较高的认同感。如《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列举了十名孔子最为自豪的弟子，子游和子夏就是位列孔子文学科的高徒，并且在《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四章记载了孔子对子游在武城的政绩“莞尔而笑”、“前言戏之耳”这样少有的表明二人亲近温馨师徒关系的词语。子夏在《论语》“八佾篇第三”得到孔子由衷的赞叹――“启予者商也”，这也可支持这种推断。
而对于孟懿子、孟武伯父子，孔子和他们虽然仍是师生，但由于他们的贵族身份，在信奉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看来，与他们绝不是单纯的师生性质的关系，其地位甚至已经部分颠倒过来，成为以孟氏为尊为主，以其师生关系为辅，这可以从孟懿子问孝一章中标示尊卑关系的孔子自述“我对曰”看出，也可由“公冶长篇第五”孟武伯问孔子的一些优秀弟子是否达到仁时像孔子一样直呼这些弟子的名可见。所以，在认同维度方面，孔子和他们的关系是无法与子游和子夏那种亲密的关系相比的，双方还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具体说来，孔子的回答针对当时社会上两种人，即贵族和平民阶层对“孝”理解的偏颇进行了纠正。孟懿子、孟武伯父子作为当时执掌鲁国实权的贵族代表，对父母的供养不是不足而是过分，超出了合乎礼制的范围，所以孔子以约束他们的行为，使之回归礼制为劝谕目标。子游和子夏代表了当时平民阶层对“孝”认识的误区，由于物质生活相对艰难而过分地强调对父母的物质供养，忽视了精神层面的关怀。针对这样的片面认识，孔子强调了敬养态度的重要性。
所以，在话语基调方面，对话双方的社会地位和彼此的认同度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孔子在答语中概念意义的选择。
四、《论语》四个译本中正文本体现的
话语基调分析
下面就四个译本“问孝”四章，对正文本即译文本身体现的话语基调进行分析。根据语境--元功能耦合假设，话语基调由人际意义体现，而人际意义主要由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体现。所以，话语基调分析就要建立在对这些系统的分析基础之上。由于篇幅所限，正文本分析集中在对其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的分析之上。
（一）语气的选择
就原文的语气来看，孔子在回答孟懿子、孟武伯父子时，使用了祈使和陈述语气，且言简意赅，而在回答子游子夏时，用了陈述和反问语气，话语也较具体。从话语基调的角度看，孔子“仁”的思想使他对贵族反而要求严格，主张要约束而不是因为其是贵族就谄媚放松要求。祈使语气在功能上是一种命令，是对他们的约束，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双方较为正式和拘谨的关系。子游和子夏作为与孔子关系亲近的爱徒，他们的话语比之前者要亲切随便，所以反问语气体现了夫子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
下面以四个版本对孔子回答孟懿子的英语翻译为例说明。
原文：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马译： Mung-ee-chee enquired （respecting） filial veneration. Chee replied， Do not act against （reason）.
柯译：Mung E Tsze asked what is filial piety. Confucius replied， not to oppose （propriety）.
理译：Mang I asked what filial piety was. The Master said， ‘It is not being disobedient.’
辜译：A noble of Court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asked him what constituted the duty of a good son. Confucius answered， “Do not fail in what is required of you.”
上述四个版本除理译⒃文的祈使语气译成陈述语气，其余都将其译为祈使语气，与原文保持了一致。这表明大多数译者认为孔子的“无违”表达的是命令功能，属于索取货物和劳务，而理雅各认为“无违”是给予信息，表达的是陈述功能。
另举一例：在对子游的答语上，四个译本都把原文的“不敬，何以别乎”译成了疑问句，说明译者都认为此小句表达的是索取信息功能。其实，这句和对子夏说的“曾是以为孝乎？”同为反问语气，目的不在于获得肯定回答而旨在增强肯定的语气。
（二）语气成分中主语的确定
语气系统的核心就是语气成分，由主语和限定成分组成。Marshman（1809）、Collie（1828）和Legge（1861，1893）基本上都采用了和原文一致的主语。如翻译“孟武伯问孝” 一章时，孔子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原文的主语为“父母”，以下依次是三个版本的翻译：
马译：Mung-moo-pak enquired respecting filial piety. Chee says， The father and mother alone， in the son’s sickness ，feel heart-rending anxiety.
柯译：Mung Woo Pih asked about filial piety， Confucius replies， a Father and Mother alone are grieved for their children’s sickness.
理译：Mang Wu asked what filial piety was. The Master said， ‘Parents are anxious lest their children should be sick.’
可以看出，上面三个版本基本上都是直译，主句的主语都和原文的主语“父母”一致。至于这章译者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就语气系统的主语选择来说，三个版本是一致的。
辜鸿铭的翻译就独树一帜。看下文：
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 put the same question to Confucius as his father did. Confucius answered， “Think how anxious your parents are when you are sick， and you will know your duty towards them.”
孔子的答语被译成了一个并列小句复合体，但主语都变成了you，指孟武伯，而非原文的“父母”。这样的主语转换，从受话者角度出发，有利于受话者接受观点，增强了话语的互动性，孔子与孟武伯的关系较其他译本有更多互动，因而活泼生动。
另外，从上文辜译可以明显看出辜译在确定主语时一个显著不同于其他三个译本的特点，即他舍弃了专有名词――人名的翻译，而以非特指的表示人物身份的普通名词词组来代替，从而使读者不需借助副文本就能迅速了解他们和孔子的关系。如：“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native State”指代孟懿子，以“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指代孟武伯，以“a disciple of Confucius”和“another disciple”指代子游和子夏，都明确了话语参与者的主要关系。
（三）情态系统的情态动词分析
就情态系统来看，限于篇幅仅就情态动词做一说明。Marshman（1809）和Collie（1828）“问孝”四章的译文以陈述句为主，未见有情态动词，Legge（1861，1893）和Ku（1898）的情态动词使用情况比较如下：
原文：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理译：Fan Ch’ih said， ‘What did you mean？’ The Master replied， ‘That parents， when alive， be served according to propriety； that， when dead， they should be buried according to propriety；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sacrificed to according to propriety.’
辜译：“What did you mean by that？” asked the disciple.
“I meant，” replied Confucius， “when his parents are living， a good son should do his duties to them according to the usage prescribed by propriety； when they are dead， he should bury them and honour their memory according to the rites prescribed by propriety.”
两人的译文除了主语相反外，都出现两处should，在意态化中用以表示命令的强迫程度，属于较高的情态量值，反映了孔子与弟子的这种垂直的上下级社会地位。
五、《论语》四译本中副文本体现的
话语基调分析
话语基调就是对话语参与者关系的描述，而要描述这种关系就需要译者提供双方的地位和认同维度的信息。以下就四个译本中副文本对这两个维度提供的情况做分析。
（一）Marshman（1809）的副文本分析
Marshman的副文本对话语基调的体现主要来自“评论”部分。如前文所述，Marshman自称“评论”部分总体来说是严格按照汉语注疏翻译的，我们发现，其“评论”几乎都是照朱熹的《论语集注》翻译的，只是译者在有的注释上面没有全部译出，有所取舍。就“问孝”四章涉及的“评论”来说，Marshman 大多数时候都是对朱熹相应注疏的全译。如“评论”提供了孟懿子、孟武伯、樊迟和子游的地位信息，回译即是朱熹的“孟懿子，鲁大夫仲孙氏，名何忌。”“樊迟，孔子弟子，名须。孟孙，即仲孙也。”“武伯，懿子之子，名彘。”“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子夏的地位信息Marshman（1809）已经在“学而第一篇”中提及，此处不再赘述。这些介绍提到了孟氏父子的亲属关系和贵族身份，但并没有提及他们与孔子的师徒关系，其中孟懿子与孔子的师徒关系在译本前言中有所提及，孟武伯与孔子的师生关系全书没有提及。所以他提供给读者的是话语参与者之间主要的关系，如双方地位上孟氏父子要比孔子高等。
“评论”中对朱熹的“夫子以懿子未达而不能问，恐其失指，而以从亲之令为孝，故语樊迟以发之”的翻译，有助于读者理解交际双方在认同感的维度上的差别。孔子没有对孟懿子说得那么透彻，而对樊迟讲得很清楚，是希望樊迟可以转告孟懿子。由此可以推知孔子和孟懿子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是时三家僭礼，故夫子以是警之”，是对当时文化语境的介绍，只有让读者了解到当时话语体现的文化语境的具体情况，读者才能抓住孔子答语的真实意图。
（二）Collie（1828）的副文本分析
Collie （1828）在其译本前言中就明确指出，《论语》包括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所以读者在读译文前，就对话语双方的话语基调建立了预设。当然，Collie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毕竟《论语》还包含孔子与时人的对话，但对理解“问孝”四章还是适用的。Collie（1828）对话语基调的体现主要来自译文页面下方的脚注部分。Collie在译本前言就明确指出，脚注分为两类，一是译者对相关原文的汉语注疏的翻译，但是对主旨的翻译而不是直译，是取自多家而不是一家的注疏；另一类是译者对少量译的评论。“问孝”四章的脚注没有第二类内容。脚注明确注明了樊迟与孔子的师徒关系，并说明孔子对樊迟详加解释的原因是以免孟懿子曲解其意。对孟懿子的身份虽然没有直接给予，但是提到了三桓越礼的文化语境，和孔子希望以此警示贵族的目的。这就有助于读者理解双方的地位和认同信息。
与Marshman对子游、子夏的信息交代的简单相比，Collie详细解释了子游、子夏在孝敬父母方面的不足，子游缺少敬意，子夏太过严肃。并通过翻译程子的注疏，指出这种教育方式是针对不同人的不足予以教育，是孔子一贯的教育方式，值得赞扬。所以，我们认为，Collie（1828）的副文本能够帮助读者认识到话语双方的话语基调。
（三）Legge（1861/1960）的副文本分析
Legge（1861/1960）的副文本体现话语基调的部分有多处，主要有：
1. 其译本绪论第五章专门讲述孔子和弟子的生平概况，其中就有樊须、子游和子夏的详细介绍，指出他们的优秀。提到樊须时，还说明他曾在季氏家里做过军事将领。这也能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孔子向樊须转告孟懿子问孝的事情并详细解释给他的用意，可能的原因就是樊须曾做过季氏的家臣，与三桓等贵族联系较普通弟子密切得多，更容易得到机会转告孟懿子。关于子游，Legge特别提到他曾受到孔子称赞，并列举子游在答季康子的话里对孔子的高度评价说明他对老师的爱戴。在该章末尾，Legge提到孟懿子受孟僖子建议跟孔子学习的故事。这些都清楚地把孟懿子、樊须、子游和子夏与孔子的地位和认同维度展现给读者。
2. 译文下方的脚注。Legge（1861，1893） 的注释详细提供了孟懿子、孟武伯的贵族地位和父子关系，提到了三桓越礼的文化语境、樊迟的弟子身份和孔子与樊迟对话的意图。借此，译者主动填充了译文读者和原文作者之间的信息差距，把有可能困扰读者的问题解释清楚了。注释中再次提到子游的弟子身份和优秀程度，因为子夏的此类信息在第一篇已经详细注释过，此处没再提及。
注释末尾还指出孔子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也解答了读者可能有的“为什么同一个问题给予不同的回答”的疑问。
由于原作者一般认定为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期待的读者主要为当时所有以孔子为师的儒家弟子和学者，加之成书时间离史实较后代要近得多，所以作者和读者之间就共享了这种人际意义的差异信息，所以在原书中未见有这种人际意义的说明。但由于历时的原因，以后的读者缺失了当初读者和作者的共享信息，造成理解的不足就必须在副文本中找到补偿手段。
理雅各就是通过提供详尽的副文本信息这一手段，⒃文隐含的话语基调充分地显化，使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建立的隐性的信息共享在副文本中重新建立起显性的信息共享来填充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信息差距，以便译文读者的理解。
（四）Ku（1898）的副文本分析
Ku（1898）的译本引人注目的是没有相关译文的副文本。那会否影响读者对话语参与者话语基调的把握呢？我们认为不会，因为译者通过融注于译的方法把人物关系明确表达在译文中，让读者能够迅速抓住他们和孔子的主要关系。具体做法就是译者辜鸿铭舍弃了专有名词―人名的翻译 ，而以非特指的表示人物身份的普通名词词组来代替，例如用 “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native State”指代孟懿子，以“a disciple of Confucius”和“another disciple”指代子游和子夏，虽然相比上述有副文本的版本，译者提供给读者的有关信息较为简单，但已经把握住了他们与孔子的主要关系，给读者提供了较之其他三个译本更为流畅的阅读体验。
六、讨论：正副文本在体现话语
基调上的手段和作用
《论语》“问孝”四章，从语境理论框架来看，是典型的因为话语基调而改变话语范围，或者说因为人际意义而引起概念意义改变的例子。所以，在此类文本中，人际意义是否表达，或者表达的深度如何，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否则，轻者会阻碍读者对原文作者所要表现的意图（即充分理解孔子的因材施教教育思想）的理解，使之停留在字面意义层，重者会误导了读者，使读者，尤其是英文读者产生孔子不诚实、不能够待学生一视同仁或者自身对“孝”的内涵也把握不准、出尔反尔等误解。这是更为严重的后果，也是译者，不管是语内译者还是语际译者都应当极力避免的。
正文本即译文本身是译本的主体，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译者通过运用语言的语气系统资源来选择语气功能、语气成分，通过运用情态系统资源来选择情态动词等手段，通过评价系统来显化原文作者或者译者本身的评价观点，来实现译者想要体现的话语基调，译者体现的话语基调或是与原文一致，或是要加入自己的声音。
副文本体现话语基调，主要是通过向读者传递话语参与者的地位和认同维度信息的手段来体现。其作用就是⒃文隐含的话语基调充分地显化，来填充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信息差距，将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建立的隐性的信息共享在副文本中重新建立起显性的信息共享来便利读者的理解。
七、 结语
文章以19世纪早期《论语》四个版本“问孝”四章的英译为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视角和功能语篇分析方法探讨了正副文本在体现话语基调方面的手段和作用，正文本作为译本的主体，译者主要通过运用语气、情态等系统来体现话语基调；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补充，通过向读者传递话语参与者的地位和认同维度信息的手段来建立起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显性的信息共享来体现话语基调。译者如果在需要副文本的地方没有向读者提供副文本，就必须在译文本身增加此类信息，以达到显化话语基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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